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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认罪认罚从宽法律规范的逻辑解析与完善建议
【作者】 吕泽华【作者单位】 中国海洋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25【页码】 70
【摘要】

新刑事诉讼法系统性规范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形成了认罪、认罚与从宽具有或然性逻辑的裁量适用关系。通过对认罪认罚从宽的概念语词表意分析和逻辑关系解析,不难发现存在认罪认罚概念表述多样易于产生认识混淆,自首、坦白与认罪存在理解适用上的冲突,自愿的规范保障仍有不足,认罪认罚诉讼结果稳定性差、诉讼效率会打折扣,认罪可不追诉处理方式有出入人罪嫌疑等瑕疵问题,需要进一步立法明晰法定概念内涵及其统一表述,完善自愿的程序保障,撤销认罪可不追诉情形,贯彻法定原则,约束指控裁量权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8233    
  
  

引言

2018年10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发第十号主席令,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正式公布施行。至此,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改革的试点经验与学术研究成果通过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得以体现。为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深入,有必要对其进行法规范上的逻辑分析与理论研判,进一步完善立法。

一、认罪、认罚与从宽的或然性逻辑关系解析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作为新增基本原则确立了认罪、认罚行为与从宽处理之间具有或然性的逻辑关系:认罪、认罚者,可以依法得到从宽处理。其中,“认罪认罚可以从宽”的逻辑关系前提是认罪认罚是“自愿”,逻辑范式是“可以”的或然性关系,从宽处理是“依法”的。虽然是逻辑或然性的适用关系,但从被追诉者权利视角看,法律给予了其认罪认罚可以从宽的司法权益,是一项法定权利,应当尊重与保护,即认罪认罚应当从宽。而从追诉主体和裁判主体司法适用视角看,由于存在其他影响认罪认罚者能否从宽处理适用的不确定情形以及从重、加重处罚的情形,因此对认罪认罚者不一定就能从宽,所以立法从谨慎角度构建了一种裁量性的逻辑适用关系。

(一)认罪认罚从宽基本概念范畴逻辑解读

根据刑事诉讼法有关认罪认罚的规范体系,认罪对应于“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认罚对应于“愿意接受处罚”。从宽是“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其包括实体性法律后果规定和程序性法律后果规定。实体从宽表现为检控机关的罪名指控、量刑建议,体现出实质量刑的从宽(包括从轻、减轻、免除甚至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理)。程序从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应当将认罪认罚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从而影响逮捕、取保或者监视居住措施的适用。二是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成为最高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处理的一个条件。三是对于认罪认罚案件,法院依法裁判时一般应当采纳检控罪名和量刑建议。四是可以适用速裁程序。

(二)认罪认罚从宽自愿的保障规范分解

为确保自愿的实现,刑事诉讼法规范了一系列的保障性规定。第一,引入了值班律师制度,明确了值班律师“可以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的权利。为此,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有告知约见值班律师权利以及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便利约见值班律师的义务。第二,规定了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告知“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检察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告知“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审判长庭审时告知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的义务,确保了认罪认罚知情权的实现。第三,规定了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权,为其自愿达成认罪认罚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交流沟通机制。第四,规定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记录在案,随案移送并在起诉意见书中写明有关情况;起诉环节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以及应当提出量刑建议并随案移送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材料制度,使得认罪认罚能够在程序流转过程中得以固定,更加正式。第五,规定了法院庭审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及其具结书内容真实性、合法性义务,增加了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司法审查制度。第六,规定了司法审判的纠偏功能:出现以下情形不采纳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最后,确立司法最终裁决原则: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三)认罪认罚从宽的逻辑或然性关系解析

首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这3种情形被一般性地归纳为“认罪认罚”,并与“依法从宽”构建了“可以的”或然性逻辑关系。比如,将“认罪认罚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或“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等都是整体性、一般性的概念表述方式。其次,分别认罪认罚的不同情形构建不同从宽情形的或然性对应关系。比如“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与“可以不起诉”“可以撤销案件”构建起裁量性或然关系;认罪认罚分别与罪名指控和量刑建议构建了对应关系,即如果否认指控犯罪事实的,则直接对应罪名指控和量刑建议不再适用;如果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则对应量刑建议不再适用,法院应依法作出量刑裁判。此外,还将认罪认罚结合其他条件(基层法院管辖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和被告人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与速裁程序构建了或然性逻辑关系。

(四)认罪认罚从宽逻辑或然性关系的内涵疏解

分析这些逻辑关系,不难发现,认罪认罚的情形实际上包括了3种情形,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从宽则不仅包括实体从宽,还包括程序从宽。“可以”的或然性表述,表明了认罪认罚与从宽之间存在着可能适用也可能不适用的裁量判断可能,依据现有的法律规范来看,主要是指检察机关的起诉指控行为——罪名指控和量刑建议。所以说,认罪认罚从宽的或然性逻辑关系的裁量权在检察机关手中。而且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的罪名指控和量刑建议的规范更突出了是否从宽是检察机关的裁量权。而从宽的法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立法明确规范,否则容易造成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裁量权适用的不统一、不规范甚至滥用现象。

二、认罪、认罚与从宽的规范逻辑困境探析

虽然修正立法规范了比较完备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范体系,但仍有一些规范上的逻辑困境需要后续立法予以完善与司法实践正确理解。

(一)概念表述多样,易于产生认识混淆

认罪认罚,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罪名指控,量刑建议等多样的概念语词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歧义。比如“犯罪行为”和“涉嫌犯罪的事实”是否同一含义?“指控的犯罪事实”与“罪名指控”是否同一含义?“愿意接受处罚”与“同意量刑建议”是否同一含义?这不仅会产生认识歧义,更为关键的是会产生司法适用上的差异,从而引起混乱。如果“认罪”是指“对罪名指控没有异议”,“认罚”“愿意接受处罚”与“同意量刑建议”是同一个意思,则检控方的指控行为即为认罪认罚协商后的结果,也即认罪、认罚即为同意检控方指控的罪名与量刑建议的刑罚,协商或者同意认可(主动或者被动)的性质跃然于纸上。如果“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认罪”均指的是供认“犯罪的事实”的含义,则是否对指控的罪名有无异议,并不影响其认罪效果,更不会体现出对罪名指控的协商或者同意认可问题了。同理,“愿意接受处罚”仅表明其愿意接受法律惩罚后果的态度、行为,并不代表其就不会对量刑建议有异议,更谈不上其等同于体现协商或认可结果的“同意量刑建议”问题了。此时,对量刑建议有异议,也不应影响其认罚所应受到的可以从宽的法律后果。这样,法院庭审时,即使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罪名,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也不影响法院依法针对其自愿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和愿意接受处罚的悔罪赔偿等行为进行从宽处罚。这种前后迥异、明显的法律适用冲突,是法律规定中的概念语词表述多样,导致适用不统一而产生的规范理解上的误解、误读后果。

(二)认罪与自首、坦白存在理解适用上的冲突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曾经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不难发现,“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是两层含义。这就会产生认识上的误解:一是并列关系的误解,否则,两者就应该用“或”而不是“和”来表述了。据此,认罪认罚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两种情形。一种是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一种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另一种规范含义的误解,则认为两者是互补关系。臆想此种情形应该是更合乎逻辑、更符合法规范的基本含义的,那就是认罪认罚是对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的进一步补充。预设的前提假设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仅指刑法规范上的实体从宽规定,比如自首、坦白等。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不仅是实体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还可能是量刑建议中的裁量从宽部分、速裁程序适用等程序从宽内容,而其中认罪认罚的实体从宽与自首、坦白的实体从宽也应该存在差异。也许正因为此种并列语词的法律规范会产生规范理解上的歧义,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中取消了“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规定,恢复了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的内容。但这产生了自首、坦白与认罪认罚适用的新的难题。首先,认罪认罚的情形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存在适用情形表述上的区别:认罪认罚体现出供述的自愿性,承认指控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体现的是供述的真实性问题。由于出现了自愿性质的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情形,旧有的自首、坦白将不能体现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的全部内容了,需要结合认罪认罚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确立更为合理的量刑适用标准。否则,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后果(逮捕考虑社会危险性的要素以及撤案、不起诉、具结书签署等)则将由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来处断,恣意性、不合比例性将是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其次,侦查环节并没有如同起诉环节(或审判环节)的告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的规范,而仅是针对任何犯罪嫌疑人都会告知的“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宽处理”,而且即使是侦查终结时出现“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的”,也没有任何的诸如告知“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的规范,导致侦查环节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存在适用模糊,缺少确认认罪认罚的程序性规范,会使得侦查环节的认罪认罚适用存在恣意问题。

(三)自愿的规范保障还有发展空间

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认罪认罚可以从宽的原则、权利告知义务、听取意见以及签署具结书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等规范,甚至可以说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值班律师制度也可以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发挥自愿性的保障功能,但是仅就现有的立法规范来看,自愿的保障规范仍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值班律师难以充分胜任自愿性的保障。依据刑事诉讼法,值班律师的权利包括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对比侦查、起诉、审判阶段的辩护权来说有一定差距。比如侦查阶段,“提供约见便利”与凭“三证会见”在辩护会见权上存在差距,值班律师何时介入侦查,尤其是及时介入侦查讯问环节都没有具体规范,导致实践中必然会有名无实;没有“了解涉嫌的罪名和案件的主要犯罪事实”的权利,对其认罪认罚自愿性的知情权保障不足,不能让认罪体现明智性;没有侦查讯问值班律师在场权,无法保障“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的自愿性实现;没有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代理申诉、控告”权利,起诉、审判环节值班律师没有阅卷权,则更是认罪认罚自愿性知情权保障上的不足之处。因此,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存在天然的诉讼地位与诉讼功能上的差异不能充分实现自愿性的保障。[1]其次,告知权利、听取意见、签署具结书时辩护人在场制度也有不足之处。自愿性并不只是内心的情感、道德上的悔罪表现,更关键的是明智、理性的抉择,因此,自愿的程序性保障更为关键。其中侦查讯问时的沉默权、[2]知情权,辩护律师讯问在场权等的缺失就是自愿性程序保障不足的具体体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辩护人与辩护律师存在法律认知能力上的差距,辩护权利内容上的差距,能否更理性地提供辩护服务存在不足,因此自愿的理智性、法律后果的明知性上难以充分保障。

(四)认罪认罚诉讼结果稳定性差,效率目的会打折扣

认罪认罚结果主要是通过审前程序形成的具结书、起诉书上认罪认罚的情况记录体现的。正式的认罪认罚具结书要求“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因其条件要求内容多,没有考虑到认罪认罚的复杂情形:犯罪嫌疑人供认犯罪事实但不一定认可罪名指控、犯罪嫌疑人愿意接受处罚但不一定同意量刑建议以及认罪与认罚不同步的情形,就更不用说程序适用选择上的差异性了。因此,认罪认罚的结果稳定性会不足,可能会以起诉书上的情况记录为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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