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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论放高利贷行为
【英文标题】 On the Usurious Action【作者】 郑孟状薛志才
【分类】 其他【期刊年份】 1992年
【期号】 3【页码】 3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961    
  研究和探讨放高利贷行为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一、放高利货行为的含义
  放高利贷行为,是指对所贷之款索取过高利息率的行为。远在古罗马时期,《十二铜表法》就对借贷的最高利率作出限制性规定。中世纪寺院法,禁止公民从事有息借贷,违背者处以“廉耻罪”。王政时代,有息借贷得到恢复,但仍被基督教会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契约自由成为私法的三大原则之一,德国、英国等许多国家,在民商法领域废除了最高利率的限制,借贷利息,任由当事人约定。法国、日本等少数国家,在商法中也废除了利率的限制,但在民法中则予以保留,按其规定,超过法定最高利率的部分,法律不予保护,以自然债务处理,也即是,这部分利息由当事人任意给付,已经给付的,债务人不能要求索还,尚未支付的,债权人也不能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十九世纪末期,国家干预思想兴起,契约的绝对自由受到限制,在刑事法领域中出现了“暴利犯罪”这类概念。暴利的构成,有四种立法例:(1)贷款人利用对方的急迫、轻率和无经验,取得与原本明显不相当的利息,是谓暴利(德国刑法302条)。(2)贷款人利用对方的急迫,获取与原本显不相当的利息,构成暴利。法律不保护契约一方当事人的愚钝和无知,因而利用对方轻率和无知获取高利,不构成暴利。英、美法即是如此[1];(3)贷款人利用未成年人的某种特定情况,获取高额利息,构成暴利(法国刑法406条);(4)不管什么情况,贷款年利率超过六分的,就是暴利。香港法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性[2]。
  我国在战国时代就有关于放高利贷行为的规定,《管子·轻重丁篇》中记载了齐国的四方高利贷。汉朝王莽时规定,民贷以治产业者,受息不能超过岁什一。《明律》规定,私放钱债,每月取利不能超过三分。《清律》规定,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月利不得超过三分,年月虽多,不得超过一本一利,违者答四十。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放高利贷行为的刑事立法[3]。1911年《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废除了《清律》的这一规定。1935年,旧中国刑法344条设立重利一罪。构成重利罪的条件是:(1)客观上借款方有急迫、轻率或无经验的情由;(2)主观上贷款方明知对方有上述情由,并加以利用;(3)贷款方由此取得与原本显不相当的重利。显不相当,指的是按原本、利率、时间三者进行核算,并参酌当地经济状况,显著超过一般债务利息[4]。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放高利贷行为的规定几经变化。195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城市借贷超过几分为高利贷的解答》中指出,私人借贷利率一般不应超过三分。1964年由中共中央批转的邓子恢同志《关于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和取缔办法的报告》明确规定:“高利贷和正常借贷的界限,主要按利息的高低来确定。一切借贷活动,月息超过一分五厘的,视为高利贷”。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过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从上述的各项规定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第一,高利贷是从民间借贷活动中产生的,其认定范围也仅局限于民间借贷;第二,高利贷和正常借贷的界限,主要通过利率高低加以区分;第三,“一分五厘”或“三分”为高利的解释,已不适应现在的经济形势,最高法院的“若干意见”予以否定;第四,“若干意见”中规定的最高法定利率,是在民法意义上加以把握的,超过最高法定利率的借贷,仅超过部分不受法律保护,因而,什么是放高利贷行为,仍不明确。
  在当今世界各国,放高利贷行为是作为刑法法小宝的一个范畴出现的,而在我国的法制史上,放高利贷行为又只是重利或暴利犯罪的俗称[5]。因而,我们认为放高利贷行为的含义,主要应从刑事法的角度进行理解,也就是从比取得“不受法律保护”的利率更高层次上进行把握。在我们对放高利贷行为的含义进行理论构想时,有二个数据可资参考。一个数据是最高法院《若干意见》规定的最高法定利率。目前,我国备专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是在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的基础上,结合不同对象、不同地区、不同期限,在一定幅度内浮动而定,《若干意见》规定的四倍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利率。另一个数据是各地法院实践中所掌握的高利贷利率。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法院对高利贷的利率标准,认定不一。有的以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一倍为界,有的是二倍、三倍,最高的是五倍。由此出发,我们认为以下几种情况,应当属于放高利贷行为:
  (一)在自然人借款中,贷款人乘人之危,或利用对方的无经验、轻率,约定利率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二)在企事业单位及各种社会团体借款中,贷款人利用对方的急迫,约定利率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与自然人不同,企事业单位及各种社会团体,不能主张自身无经验或轻率,这是由他们的法律地位及职业要求决定的;
  (三)在生活性借贷中,贷款人无乘人之危等情况,但约定年利率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五倍;
  (四)在生产经营性借贷中,贷款人无乘人之危等情况,约定年息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六倍。这一条是根据最高法院“生产经营性借贷利率可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的解释规定的。
  上述几种情况,在具体认定过程中,应当处理好几个问题。第一,乘人之危,或利用他人无经验、轻率,指的是贷款人明知他人有上述情由,并在利率约定时加以利用。如果贷款人主观上并不具有此种故意,即使借款当时,借款方确处于危急之中,也不能认为贷款方构成放高利贷行为。第二,计算利率倍数,应以“贷款时”的银行同类利率为基准。贷款时约定的利率,与同时的银行贷款利率相比,未达到高利贷程度的,如果在归还借款时,由于银行贷款利率下跌,利率比较倍数增加,不能以放高利贷行为论。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利率高低一般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年度社会平均利润率、资金供求状况和物价变动因素。托马斯·梅耶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当通货膨胀变得可以预测时,名义利率会进一步上升。课税对象是名义利息收入,而不是实际利息收入这个事实,会加剧名义利率的上升”[6]。高利贷利率倍数的计算,从理论上说,不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因为随着通货膨胀,银行贷款利率在不断上升,高利贷的利率标准也随之升高。但在实践中,国家银行利率对市场反应的速度,往往跟不上民间借贷市场的反馈速度,这就要求我们在计算利率倍数时,应在借贷约定利率中扣除通货膨胀造成的升值,以实际利率为标准。
  二、放高利贷行为的性质
  从刑事法角度考察,放高利贷行为的性质,包括罪质和罪名二重意义。
  从罪质方面看,意大利刑法把放高利贷行为写在侵犯财产犯罪中(第644条),德国刑法将其与赌博等行为并列起来,纳入“可罚之利欲行为”一章,西班牙刑法则将其单列成章。
  从罪名方面看,奥地利刑法(第154条)、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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