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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保险法》“故意犯罪不赔”的相关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Research on Issues Relating to “No Compensation in the Circumstance of Intentional Offence” Stated in Insurance Law
【作者】 施卫忠王静
【作者单位】 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保险法
【中文关键词】 故意犯罪;无罪推定;结论性意见;因果关系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
【页码】 65
【摘要】

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导致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在保险纠纷诉讼中可以就故意犯罪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和确认,对于故意犯罪的证明标准宜采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在犯罪行为与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只要被保险人实施的犯罪预备行为、犯罪实行行为或实行终了后的行为显著提高了其死亡的风险的即可认定具有因果关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2657    
  
  《保险法》第45规定:“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这是“故意犯罪不赔”原则在我国保险法上的体现。“故意犯罪不赔”,即被保险人不能从自己的犯罪行为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是保险法上一项传统的公共政策,[1]这不仅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善良风俗”之必须,也是“避免保险制度遭滥用而成为犯罪之后盾”的要求。[2]但是,对于“故意犯罪”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长期以来一直有着较为激烈的争论。有观点认为“故意犯罪”是指事实上的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因此,在保险诉讼中可以对被保险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实质性审查,但也有人认为从无罪推定的角度出发,只有经生效裁判确认的才是“故意犯罪”,否则就不能支持保险人“故意犯罪不赔”的抗辩理由。[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2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明确规定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的认定应当以“刑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其他结论性意见为依据”。[4]显然,司法解释对两种意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折衷,虽然没有严格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但基本上采纳了后者的立场,司法解释对保险法上故意犯罪的界定不仅有利于统一司法尺度,而且将认定犯罪的依据扩张至侦查、检察机关的结论性意见也在一定程度了避免民事诉讼难以认定犯罪的困境。但是,对于在保险诉讼中是否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如何界定“结论性意见”的范围及审查规则、故意犯罪与死亡结果间的因果关系等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一、民事诉讼与无罪推定
  (一)无罪推定之功能定位
  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意指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决为有罪前应被推定为无罪,其基本内涵有二:一是在证据法层面上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分配给控诉方承担,二是在诉讼法层面保障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约束政府权力,体现司法公正。[5]虽然无罪推定已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共识,但由于法律传统和制度实践的差别,两大法系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概括而言,英美法国家基本上将无罪推定视为一项证据原则,如塞耶认为无罪推定“除了作为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规则的同义词外”,并没有其他意义,威格摩尔也认为“无罪推定实际上只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另一种表述,也就是说,它意味着控诉方应当提供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6]美国加州《刑法典》1066条也规定,无罪推定的效果仅限于使州承担排除合理疑问地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而在大陆法系,无罪推定则不仅仅是证明规则,更是刑事诉讼法的核心原则,被告人的沉默权、获得律师帮助权、保释权以及司法救济权等一系列诉讼权利均可以从无罪推定找到根据。两大法系在无罪推定原则上的分野主要原因在于英美国家有正当法律程序传统,再加上刑事诉讼法之外有发达的证据法,权利保障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功能主要由刑事诉讼法承担,所以无罪推定主要就是一个证据规则。而大陆法国家没有成体系的证据法,诉讼法和证据法合二为一,无罪推定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于一个基于但又超越证据法内涵的人权原则,被赋予了类似“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功能。[7]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明确承认无罪推定原则,但《刑事诉讼法》12条确立了“法院的统一定罪权”、第49条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第50条规定了被告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第53条还规定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此外,我国《刑事诉讼法》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取保候审权等均作出了规定,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总体上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爱法律,有未来
  (二)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的适用
  民事诉讼中是否有适用无罪推定的空间?是否需要无差别地贯彻无罪推定?从无罪推定的功能来看,其证据法层面的作用无非是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翻版,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并无实质区别,检察机关提出控诉主张自然要承担证明责任。而在民事诉讼中,由于并不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告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国家追诉力量并不介入诉讼,被告没有被定罪的危险,其人身权和各种诉讼权利不可能随时处于被国家权力(侦查权、检察权)剥夺的危险之中,无罪推定的人权保障功能在民事诉讼中完全没有发挥的空间。即使是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可能涉及犯罪的,则无论是“先刑后民”、还是“刑民并行”,当事人的犯罪问题自然由独立的刑事程序去处理,民事诉讼不可能解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即使在刑民交叉案件也无必要贯彻无罪推定。
  事实上,即使在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原则也并不是总是无差别严格遵行的。如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此程序虽然是刑事程序,但并不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刑事诉讼法》280条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违法没收程序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或不在案的情形下,没收其与犯罪行为相关的财产,这种未经定罪即处置与犯罪有关的财产的诉讼程序严格来说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是“对程序正义基本原则的有限减损”,[8]但是,从反贪污贿赂、反毒品犯罪的实际需要和国际合作的角度出发,如果一味地要求先定罪再没收、追缴和返还财产,则在被告人潜逃或死亡的情形下,国家利益、被害人权益等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因此,这种对无罪推定的有限让步是必要的。而且,由于该程序事实上不涉及被告人刑事责任,也不会从根本上违背程序正义原则,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无论英美还是大陆,以及相关国际公约,均有类似规定。
  《保险法》45条所涉及的已死亡的被保险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程序问题与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非常相似。为确定受益人是否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就需要对被保险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审查,由于这种审查并不会涉及被保险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没有必要贯彻无罪推定。被保险人的行为本身不是诉讼标的,而只是保险人的一个抗辩事由,完全可以由保险人履行证明责任予以证明。
  可能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如果确认被保险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则是否构成对死者名誉的侵犯?[9]首先,死者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因此,也没有名誉权。其次,即使承认死者有名誉权,但法律保护“死者名誉权”的功能主要在于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或人格利益,为了保护死者亲属的名誉权或人格利益而禁止保险人在诉讼中提出被保险人的行为构成故意犯罪这一抗辩事由对保险人而言也是至为不公的,更何况侵犯名誉权必须要有侮辱或诽谤行为,如果保险人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被保险人的行为构成故意犯罪,诽谤就无从谈起,而常见的侮辱行为通常是指暴力侮辱、言语侮辱以及文字侮辱等,在法庭上运用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显然不能认为是在诋毁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因此在保险诉讼中确认被保险人的行为构成故意犯罪不会像侮辱或诽谤行为那样侵犯死者的名誉权,即使客观上存在降低死者社会评价的可能性,但为了保护保险人合法利益,也应当允许保险人在诉讼中进行相应的证明活动,而不能以简单地以无罪推定为理由拒绝对被保险人的行为进行实质性审查和确认。
  从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条文文义来看,法院要在保险诉讼中认定被保险人有罪的前提除了要有生效裁判外,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结论性意见也可以作为依据,这些“结论性意见”既可以有罪的结论,也可以是无罪的结论,显然,这些结论性意见并没有经过法院刑事审判程序的确认,如果严格从无罪推定的角度出发,这些结论性意见也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根据。因此,司法解释本身也没有严格要求在民事诉讼中必须贯彻无罪推定。我们无法想像当有侦查、检察机关的有罪的结论性意见书时,法院可以根据这些有罪的结论认定被保险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而当没有这些结论性意见时,则罔顾其他证据的存在,简单地以无罪推定为由认定被保险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二、结论性意见的审查、确认
  (一)结论性意见的范围
  保险法司法解释(三)要求对被保险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刑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其他结论性意见为依据”,从文义上来看,只要有了生效裁判或“结论性意见”,法院就得以此为依据来认定被保险人生前行为的性质。但是,将生效裁判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结论性完全等同视之是否合理尚需讨论。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可能出现的诉讼文书有以下几种:一是侦查机关的撤销案件决定书。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终结前死亡的,因属于法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侦查机关应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撤销案件决定书属于纯程序性文书,不会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进行定性,因此,不属于结论性意见;二是不起诉决定书,如果被告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死亡的,检察机关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书也只是程序性的诉讼文书,不会对被告人的行为定性,所以也不是结论性意见;三是法院终止审理裁定书,如果被告人在法院审理阶段死亡的,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41条的规定,法院应作出终止审理的裁定。此裁定只是程序性裁定,不涉及被告人的行为性质,不是结论性意见。四是起诉意见书和侦查终结报告。如果被告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死亡,虽然检察机关会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但侦查机关所作出的侦查终结报告和起诉意见书是存在的,此两份法律文书涉及到犯罪嫌疑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应否追究刑事责任等实体性问题,属于“结论性意见”。四是起诉状,即使在法庭审查阶段被告人死亡的,因公诉机关的起诉状会对被告人的行为进行定性,故起诉状属于检察机关的“结论性意见”。
  (二)结论性意见的性质及认证规则
  如前所述,在被保险人死亡的前提下,如果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启动的,则只有侦查终结报告、移送起诉意见书和起诉状属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作出的“结论性意见”,那么,这些结论性意见是否就具有先在证明力,能够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认定被保险人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据?
  侦查终结报告是侦查人员在侦查终结后认为案件事实已经查清、并对犯罪嫌疑人提出处理意见的侦查机关内部使用的文书,起诉意见书则是侦查机关在侦查终结后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时向检察机关或本院公诉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时制作的法律文书,起诉书则是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从而要求法院启动审判程序的诉讼文书,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来看,以上所有的这些法律文书都不属于证据,但是,这些法律文书是由侦查、检察机关依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其职权范围内所制作的、反映主管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定性的文书,所以从证据的属性来看,在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并且属于公文书证的范畴。但是,这些公文书证与法院的生效裁判不同,其所认定的事实并不是免证事实,因此,不能直接作为定案的根据。对这些公文书证进行审查时,应当适用公文书证的一般审查认证规则。
  公文书证是具有公共信用的公共管理机关在其权限内,依据法定方式所作成的书证。[10]由于公文书证是由国家机关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依法律程序的规定而制作的,因此其对外具有很强的社会公信力。公文书证一般均具有形式证明力和实质证明力,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推定公文书证的形式及其所记载的内容为真实。[11]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对公文书证的认证规则作出规定,但是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则明确了公文书证的认证规则,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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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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