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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研究》
关于人格权法理的三点探析
【作者】 刘士国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人格权;性质;成编理由;个人信息控制权;法理探析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4
【页码】 48
【摘要】

民法典只是规定了哪些权利是人格权,并没有规定什么是人格权。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为维护其人格尊严而享有的具有支配性、排他性的绝对权和属于一身的专属权。人格权的核心是维护人格尊严。民法总则制定后之所以设定人格权编,是因为总则的三条规定仅仅是列举远不够详尽,加之我国没有判例法制度,不能像国外那样通过司法完善人格权的判例法体系,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在立法上作出人格权的充分规定。关于信息人格权,民法典只是规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内含了个人信息控制权法理,建议制定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个人信息控制权以明晰其人格权的属性。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95582    
  

一、人格权的概念与性质

人格权是维护民事主体人格尊严所必需的权利。按照传统“权利”本质的通说,“权利”为民事主体实现利益的法律之力,那么“人格权”就是民事主体实现人格利益的法律之力。但是这种依权利本质通说给人格权所下的定义并不十分准确,它没有严格区分“人格”与“人格权”,因为“权利能力”或者“人格”本身也是一种民事主体的利益,而且是最根本的利益。“人格”在罗马法时期早已有之,但“人格权”是近现代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紧紧围绕维护民事主体的人格尊严,人格尊严才是人格权的本质所在。

从性质上说,人格权是具有支配性、排他性的绝对权和属于一身的专属权。[1]

首先,人格权是一种具有支配性的绝对权。人格权存在于法律关系中,它不是民事主体和自己的关系,而是某一民事主体和其他民事主体的关系。因此,人格权与主体是相对分离的。认为人格权存在于主体自身,是罗马法时期的观点。在罗马法中,法律关系被简单看作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将权利与客体当作同类的事物,以至于罗马法研究集大成者萨维尼,认为人格权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但近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通过技术手段侵害他人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甚至隐私的现象,人格尊严受到他人损害,人格权的概念被许多国家普遍接受。人格权法在各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总的趋势是人格权种类越来越多。近代法法律关系摈弃罗马法主体、客体两元说,将权利与客体分离,形成主体、客体、权利三要素理论。现代法又将责任与义务分离形成主体、客体、权利(权义)、责任四要素说。因此,人格权与主体分离,人格权是一种由主体自行支配的绝对权,它的义务主体是除了权利人之外的所有有可能侵害权利人人格权、损害权利人人格尊严的人。

人格权是具有支配性、排他性的绝对权,研究人格权的权威学者台湾的王泽鉴先生、日本已故著名法学家五十岚清先生在前引各自著作中都予以肯定。但还不能说已经取得普遍共识,也有学者不讲这些特征,这可能是是否承认人格权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原因。笔者认为,人格权既然类同物权是一种绝对权,就可以相对独立。至于采用什么方式,是规定于总则,还是规定为一编,就是个选择问题,均无不可。可是反对人格权独立成编的意见,在当时立法已经做出人格权暂不独立成编在总则、侵权责任规定的决定后,并没有积极推进在民法总则制定中对人格权作出详尽规定,也未拿出在侵权责任编如何就保护人格权作出具体规定的建议,这就为人格权独立成编提供了机会。

承认人格权是一种绝对权也是有限制的。人格权人也必须遵循生命伦理,不享有自杀、自残等支配权。在不违背生命伦理、善良风俗的前提下,人格权人享有对人格权客体的充分的支配权。如,行使姓名权可以姓父姓,也可以姓母姓;可以将自己的肖像允许他人用于商业目的,并获取相应的报酬;对个人信息享有控制权,经自己允许,他人才可在合理使用范围外使用;基于身体权,可以捐献自己的器官;基于生命权,可以选择尊严死等。

人格权这种绝对权,其支配性是主要方面。除此,绝对权在受到他人侵害的情况下,也可转化为相对权,人格权人对加害人享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这种请求权才是一种救济性权利。这种救济权可以由侵权责任法调整,就此认为民法典人格权编室内稿第七章规定的侵害人格权的责任不妥,应由侵权法予以调整是正确的。但这不是问题的首要方面。首要方面是人格权的支配性,这种绝对权性质与可支配的范围,应由相对独立的人格权法予以调整。人格权的绝对性还表现为排他性,权利人对任何人都可以主张这种权利。比如信息控制权就是一种排除他人对个人信息的擅自使用。人格权作为绝对权所具有的支配性、排他性是民法作出不同于侵权责任领域规定的基础,是权利人可以向任何人行使人格权的依据。因此,人格权法在民法典中是可以相对独立的,至于独立的形式、独立的程度是可以商议的问题。

其次,人格权属于民事主体的专属权。人格权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维护人格尊严的权利,故属于民事主体所专有。人格权的专属性涉及死者人格权问题。死者人格权应是指死者生前的人格权,不是指人死了还享有人格权。

人格权的专属性并非民事主体仅对自身享有的权利(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是权利人对义务人享有的权利。人格权规定于主体甚至规定在自然人部分,是立法的一种选择。我国民法典编纂没有选择这种方式,而是规定于民法总则的民事权利一章,已经是人格权与主体制度相分离的立法模式。进一步,将现有民事权利修改为民事权利基本规定一节,增加一节具体人格权规定十几种人格权的基本含义,以及每种人格权的主要规范,也是可以考虑的一种立法模式。但民法总则的制定没有这样做,按照两步走的设计分编完成后将与总则合并形成民法典,如果这一点不变,民法总则时下难以再改动。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分离程度更为彻底,更有利于人格权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当然是立法更现实性的选择。

人格权的专属性,也是与法律事实密切联系的。人格权可以分为与人的生存相关的人格权、区分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和民事主体在生存期间获得的人格权。与人的生存相关的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这类人格权是基于人的出生而享有的。出生是一种法律事实,法律赋予出生的人享有民事权利能力,享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以满足其生存的基本需要。这三种人格权,为自然人所专有;为了区分不同的民事主体,法律赋予自然人享有姓名权、肖像权,法人享有名称权。这几种权利,也是基于自然人出生或者法人成立享有的权利;民事主体在存在期间获得的人格权,包括名誉权、荣誉权、信用权、隐私权、信息控制权、受教育权、环境人格权、自由权等许多权利。这些权利的享有基于民事主体达到一定年龄的事实或者基于其一贯的优良表现(名誉、信用)或者具体行为而获得(荣誉等)。他们与法律事实中的事件或者行为有着内在的联系性,甚至其联系更为复杂,成为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自己对这种联系性还没有充分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也是基于法律事实而发生的。爱法律,有未来

人格权的行使,也离不开法律行为。如现代法律提倡尊严死,就是提倡人们选择有尊严的死亡方式,是当事人行使生命权、健康权的法律行为;器官捐献,是当事人行使身体权的法律行为;个人信息控制权,其控制本身就是法律行为。控制的本意就是只有经自己允许,他人才能在合理使用范围外加以使用。这种权利的行使,又涉及到姓名权、隐私权等权利的行使。这些现象也证明将人格权仅仅理解为受到侵害请求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所谓的防御性权利是不妥当的,人格权也是一种主动性的权利,即主动行使的权利。不仅确权侵权责任法无能为力,权利的主动行使侵权责任法也无能为力,必须有相对独立的人格权法予以规定。

人格权的行使,也与代理相关。买卖婴儿信息和婴儿父母信息,买者的目的是推销婴儿奶粉,婴儿信息是主要的,父母信息也是必须的。婴儿无行为能力,不能行使信息控制权,由父母代为行使。这是法定代理。委托代理也有,选择尊严死就是委托家属或者医生代为行使决定在什么条件下撤除生命维持装置、停止无意义的治疗。

二、在总则制定后设定人格权编的必要性

民法总则规定人格权计3个条文,是否就足够了?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认为民法总则规定3个条文在民法典里就足够了,是用德国民法典的标准来衡量我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第832条第1项规定:“因故意和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应对所生损害负赔偿责任。”其中“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是与“其他权利”并列的,立法当时并未承认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是权利,仅仅是侵权法保护的一种客体。二战之后的1945年《德国基本法》规定了人的尊严、生命、身体、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德国联邦法院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为弥补德国民法典对人格保护的不足,将《德国基本法》规定的尊严、生命、身体、自由解释为“一般人格权”。之后德国法院将著作权涉及的相关权利称作著作人格权、摄影作品涉及的权利称作肖像权,并将《德国基本法》之外产生的一切人格权称为“特别人格权”。我国民法典用了3个条文,而且规定的人格权种类加“权”的有13种,不加“权”的3种,加之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称权、荣誉权,共计有18种,当然已经比德国民法典人格权的种类多很多了。但是不然,德国民法典之后法院通过法官造法及学说理论,有数以百计的具体案件以接力赛的方式构建了人格权体系[2],而我国没有德国的判例制度,我国的指导案例制度不具有直接造法的功能,只有在民法典中作比较详尽的规定,才有利于对民事主体人格权的确认和保护。日本民法、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虽然人格权的规定方面类同德国民法,但也都有判例制度及时确认人格权。像德国那样在民法典中作原则规定,通过判例法的模式不断加以完善,在我国行不通。在上世纪70年代,德国也出现了制定保护人格的立法草案,但因有激烈的反对意见未获通过。这说明即使在德国对现行的人格权保护模式也是有不同意见的。较早制定民法典的大陆法国家,由于受原有民法典的体系束缚很难更换为另一种人格权立法模式。我国没有这种已有法典的束缚,在体系上可以有较大创新。比如我们的侵权责任法可编纂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正如有的国外学者研究我国民法立法时所说“欧洲的梦想,就是中国的现实。我们一觉醒来,发现中国走在了前头。”德国法院可以将《德国基本法》规定的尊严、生命、身体、自由解释为“一般人格权”,而在我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6月28日发布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规定,“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并且已经发生效力的司法解释“齐玉苓诉陈晓琪、陈克正侵犯教育权”的司法解释予以撤销。最高法院甚至认为,宪法是立法的根据,因此在裁判文书中不可以引用。[3]这就使我国法院不可能通过宪法解释明确人格权。法院对民法的解释也不允许出现新的人格权规定。在我国通过法院司法确定人格权在现行体制下是不可能的。在特别法中虽出现极少的人格权规定,这种寥寥无几的“碎片”并不构成存在民法之外的所谓“碎片化的”人格权体系。在特别法律中分别规定人格权不是不可以,但需很长时间。特别是主要涉及的医事法,依据国家2030健康发展战略规定,到2025年基本完善医疗卫生法律体系,2030年达到完善程度。这就需要十多年,实在是太慢了。因此必须在民法总则现有的3个条文基础上,进一步在民法典中加以完善。

各种人格权的概念是否确定?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人格权是民法在现代社会逐渐形成的领域,有些人格权的概念已经是确定的、形成共识的,比如姓名权,甚至隐私权。法人的名称权也是确定的,名誉权荣誉权也是确定的,生命权、身体权也是确定的。有些新生的人格权,对概念会有不同的认识,如环境人格权、受教育权。我们应做的是首先把那些已经确定的人格权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总体上说,民法总则规定的人格权大多都是确定的,民法典的任务是应进一步明确规定。而对一些概念不确定的,比如环境人格权、受教育权,因未有共识等原因没作规定。法学的任务就是尽量将那些新生的权利、不确定的权利通过研究揭示其本质,界定其范围,在取得共识后,作出法律规定。如果实在不确定,可以作为今后继续研究的课题、法律进一步完善的任务。总之笼统地说各种人格权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都是不准确的。

将特别法中的基本规范上升为民法规范,也是编纂民法典应做的正常工作。比如医疗的患者知情同意权与医师的告知义务,是现代医疗技术发展产生的法理,几乎涉及每个自然人,应作为基本规范规定在民法典中。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只宜规定违反这一法理的民事责任,以患者知情同意权为依据。应动员更多的人捐献器官,以满足器官移植的需要。在某些发达国家,向群众特别是司机和私家车驾驶人发送器官捐献卡,由本人选择死亡标准和捐献器官的种类,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该人死亡,医疗机构就可依此卡片摘取其所捐献的器官。器官捐献越来越成为许多人的民事行为,应当规定于民法典。因此,立法机关完成的人格权编草案(征求意见稿),在身体权中规范了器官捐献的自主决定权,也无可厚非,只是这些规定还不够全面。从比较法观察,二战之后制定或者修改民法典的多数国家或者地区,民法典中都有人格权以及器官捐献等的规定。1960年颁布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在自然人中区分人格、人格权、姓名分别规定为三节,其第二节人格权23条,第一节人格7条,第三节姓名15条。如果不计第一节人格,将第三节姓名作为人格权理解,总计规定39条。如果从人格及人格权理解,总计44条。第二节人格权,涉及人格效力、效力限制、妨碍禁止、自由的限制与搜查、居住自由、住宅不受侵犯、宗教、行动自由、结婚与离婚、人身完整性、医疗检查、沉默权、职业秘密、葬礼、肖像、通信不受侵犯;[4]1991年12月8日通过,1994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一编人第二题某些人格权第10条至83条,共计74条,分人身完整性、子女权利的尊重、名誉及私生活的尊重、死后身体的尊重四节,尤对人身完整权规定至为详尽;[5]1966年修改的《葡萄牙民法典》第二编法律关系第一分编人第一章自然人,区分人格与人格权。第一节人格及权利能力。第二节人格权计12条,主要涉及姓名权、隐私权、肖像权、自愿限制、一般保护、事后保护、死后保护等;[6]2002年颁布的《巴西新民法典》第一编人第一题自然人,区分人格与人格权。第一章人格和能力。第二章人格权计11条,规定了人格不可转让、受损害的赔偿请求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私生活不可侵犯;[7]我国梁慧星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自然人一章设专节规定人格权计11条,包括一般人格权,人格权保护,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对遗体的保护,对死者姓名、肖像和名誉的保护。[8]这些都充分说明民法总则规定3个条文需要完善,规定遗体,死者姓名、肖像、名誉等条款也是必要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法典,贯彻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思想,设定人格权编,不是局限于国外民法的人格权保护模式,是重大创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应强调保护人民人格权,民法典关于人格权的规定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充分。就此而言,任何国外资本主义国家保护人格权的立法模式都不足以值得我国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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