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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中国宪政发展的症结与出路
【作者】 郝铁川【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中国宪法【期刊年份】 1993年
【期号】 12【页码】 1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8410    
  “流光易逝如翻水”。从1908年9月我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的问世,到如今,中国的宪政事业已跨过了八十多个风风雨雨的春秋。八十多年来,中国历代政府颁布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不可谓不多,即使是在西方宪法变动较大的法国(从1791年到1870年的八十年中变更了八个宪法)也比不上中国八十多年来宪法变更的数目之多。
  然而,迄今学术界都普遍认为,中国的宪政水平还不是很高的。就拿真心实意搞宪政的新中国来说,也曾出现过二十年“左”的时期,出现过十年“文革”那样严重践踏宪政原则的大动乱。
  八十多年来,影响中国宪政发展的症结是什么呢?法学界多从历部宪法制定者的阶级属性和主观动机去分析,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们认为这远远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不从中国八十多年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人手,就难以捕捉到中国宪政发展水平缓慢的根源;如果不研究中国八十多年来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文化心理,就很难说明中国宪政制度和宪政观念是多么不易地被人们认同。宪政如果缺乏适宜生长的土壤,那么它只能是只开花、不结果。
  一、中国宪政长期缺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宪政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必须扎根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中,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那么,宪政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纵观世界宪政史,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市场经济。
  宪政的形成,首赖近代市场经济。它率先从经挤上否定了中世纪基于血缘、门弟、地域、宗教、语言、种族之间的差别而产生的社会等级、特权,完成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接着,与市场经济同时来到人间的资产阶级从政治上摧毁了中世纪专制制度,把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平等等价交换原则转化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宪政的实施创造了前提。市场经济改变了中世纪富者必是贵者,贵者必为富者的社会状况,出现了政治和经济二元化的局面。资产阶级不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而是运用资本的力量间接控制国家权力,通过自己的政治代表人行使国家权力。这种权力的所有和权力的行使之间的分离可能造成一定的政治风险,即权力不是按照所有者的意志行使,从而使权力的行使不利于所有者。为了防止这种政治风险,权力的所有者制定了宪政民主制。一方面它给予人民种种政治民主权利,以权利规范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它对国家权力实行分权制衡原则,以权力制约权力。
  西方国家的宪政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而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近代中国,宪政的发展之所以步履维艰,根子就在于市场经济的基础太薄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的力量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19世纪70年代到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资本主义处于刚刚出世的幼年时期,拥有的各种近代企业总共只有72家,资本总额约二千万元,还不及中国在中英《南京条约》中一次赔款多。在1895—1911年这一段时间内,曾先后发生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它们都以建立近代宪政为目标,但都失败了。究其原因,以经济上来看,就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够发达,没有造就出强大的企业家队伍。从1895年到1911年的十七年问,中国设立的厂矿不过才490单位,资本总额不过才11131万元,平均每年29单位。资本额655万元。1912年至1919年,是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他们假借宪政之名,实行封建专制之实。而民族资产阶级却敌不过他们,原因亦在于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没有孕育出更强大的企业家队伍。1912年—1919年八年间设立厂矿不过才422单位。资本额9478万元,平均每年59单位,资本额1185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长期实行计划经济。那么,不是在市场经济而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究竟能否建立起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政大厦?现在历史实践已经表明:不能!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的民主宪政必须根源于此,而不能根源于计划经济。因为在计划经济下,生产者没有自己的独立身份、独立意志和独立的经营权益,他们的活动是消极的、被动的。这种关系表现在行政管理机关的活动中,是一种权威(权力)与服从的关系,而不是宪政要求的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关系。正因为我们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所以民主与法制不健全,出现了封建残余死灰复燃的现象,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目前我们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各种特权,而这些现象都与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封建主义本来是自然经济的产物,但却在社会主义社会阴魂不散,与计划经济很难说没有一点关系。唯物史观要求我们把经济视为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因素,研究考察上层建筑时,紧密联系它的经济基础。中国宪政屡遭波折,封建主义屡打不散,与中国的计划经济有一定的关系,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宪政的生存与发展,必然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达,世界宪政史已提供了这样的经验,十年“文革”亦从反面提供了教训。市场经济是各国宪政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要搞宪政,就必须培育、发展市场经济。当然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而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二、中国宪政长期缺乏有力的阶级、基层基础
  市场经济是宪政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然而,市场经济不会直接造就宪政,两者之间需要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在资本主义中会是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则主要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独立性的市场主体一一企业家阶层。
  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是极不成熟的。他们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扼制下,势单力薄,却又不能很好地去同人口众多的农民阶级结成联盟,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这样一个软弱、不成熟的资产阶级是无力承担起建设中国近代宪政的历史重任的,注定了中国近代宪政失败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建设民主宪政的任务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然而,由于我们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经济成为政治的附庸,生产者没有独立的经营权、生产者之间实际上不发生横向主体关系,有的只是与上级和政府的纵向隶属关系,政府则主要依据行政权力关系、行政命令、等级职位、红头文件来安排、配置资源,而人民对政府的反向制约关系(以权利制约权力)却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者的生产活动是在政府和上级预先作出的指令下进行的,生产者没有自己的独立身份、独立意志和独立的经营权益。因此,他们的权利主体意识很难全面培育出来,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很难发挥出来,以致发生了完全践踏民主宪政原则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总之,八十多年来,中国的宪政始终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阶级后盾,资产阶级由于其软弱性而无,力承担建设宪政的任务,而新中国的无产阶级由于计划经济体制而未形成完全的权利主体,未能充分发挥出建设真正的宪政的历史作用。因此,八十多年来,资产阶级的宪政未能真正确立,倒反被一些诸如袁世凯、曹锟之类的封建军阀政家玩弄于股掌之上,无产阶级的宪政未曾得到完善,倒反被林彬、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严重践踏。
  三、中国宪政长期缺乏必要的文化传统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人的宪政意识比较淡薄。从根本上来说,当然是市场经济微弱所致。但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还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一)中国缺乏宪法意识的历史传统。
  宪法优越论是西方各国宪法文化的共同信念,它起源于古代希腊“高级法”的观念。
  在古代雅典,人们把法律分为“法”和“命令”两类。“法”是一般的半永久性的规范,不能通过一般的立法程序加以修改,其程序有些类似现代的宪法的修改程序。而“命令”由人民大会制定,但必须在与“法”相一致的情况下才生效。裁判官有义务遵从这两种法律规范,但只有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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