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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14
犯罪人真的是不理性的吗
【副标题】 与陈和华教授商榷【作者】 刘涛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法治发展研究院{研究人员}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法律硕士 (L,LM )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非理性;低自控;低自珍;有限理性;犯罪情境预防
【英文关键词】 non-rationality;low-self;control low;self-respect;bounded rationality;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2
【页码】 26
【摘要】

犯罪学研究的犯罪人应当是理性的犯罪人。行为人选择犯罪虽然在价值理性的角度看存在不理性的成分,但是犯罪学的研究应当注重犯罪人行为的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犯罪人对犯罪的长期后果(法律后果)低自控与低自珍不是决定犯罪人非理性的决定因素。适应性非理性应当注重对于犯罪情境的分析。当代理性选择理论强调犯罪人的有限理性,犯罪预防的落脚点在于对于犯罪人犯罪机会的控制与犯罪具体社会情境的抑制。

【英文摘要】

The offenders under the study of criminology should be rational. The offenders may not be rational under the doctrine of value rationality. But it has rationality under the theories of practical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 low self control and low self respect for the long term consequences of crime are not the dominant factor for determining the irrationality of criminals. The adaptive non-rationality of criminals should be analyzed under the specific crime situations. The contemporary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s of limited one.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shall focus on the control of opportunity of crime and the specific situations of crim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6410    
  

陈和华教授的《犯罪人的适应性非理性及其防控》一文基于实证犯罪学的基本立场,总结了犯罪人是不理性的观点,针对陈教授的文章,笔者有不同的观点,在此提出,与陈教授商榷。

一、陈文的基本观点

陈和华教授一文首先指出了古典犯罪学派与实证犯罪学派对于罪犯的不同理解,其认为:“古典犯罪学派和理性选择理论关于犯罪是犯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犯罪人是理性人的观点虽然在刑事惩罚对犯罪人的威慑方面具有很强说服力,但却无法解释一个理理性的人为什么会产生非理性的举动;而实证犯罪学派关于犯罪由犯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所引起,犯罪人是非理性人的观点,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神智正常的人是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体现在什么方面,犯罪人为什么会非理性。”[1]其进而提出:“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表面上看是理性的,但在本质上来说是非理性的,至少在犯罪行为的抉择时是非理性的。”[2]并且,对于这一基本观点,陈文认为犯罪人具有共同特征,并认为此处的非理性特指犯罪人在犯罪前和犯罪时的不理性;此处的不理性仅对于精神正常的犯罪人;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只在故意犯罪中有意义。[3]

陈文的第一部分通过对于认识理性和实践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过程理性和实质理性者三组概念的梳理,认为评判理性的基本依据在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由逻辑推论和分析计算的理性思维所支配;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在手段、目标上具有合理性。陈文接下去又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对理性评判标准进行了引申:“1.行为人在行为前或行为时是否考虑行为的后果;2.行为人在考虑到了行为后果的情况下是否依据趋利避害、求乐避苦的理性原则做出行为选择,或者是否依据行为手段的合乎目的性和行为目的合乎价值合理性来考虑行为后果。”[4]并且其认为这两个标准缺一不可:“前者是从人的行为选择中的意识活动的形式、过程来确认人的行为的理性与否;而后者则从人的行为选择中的意识活动的内容、实质(结果)来确认人的行为的理性与否。”[5]文章的第二部分,陈教授再次提到了所谓的“本质说”:“从根本上说,犯罪人是非理性的人。如果人们都是理性的,都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且都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再做出具体行为,那么他们就不会选择犯罪行为,因为他们知道犯罪将会给自己带来的法律后果和人生代价。”[6]也就是陈文最初提到的犯罪选择的非理性,所有选择犯罪的人(故意犯罪),都是非理性的。至此,陈文似乎通过第一部分提出的两个标准的检测已经将犯罪人理性非理性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然而陈教授更进一步解释了犯罪人非理性的表现形式,这也是本文的创新和亮点所在。陈文认为,犯罪人的非理性主要表现在低自控与低自珍。低自控是指个人不能考虑行为的长远后果而追求短期满足的倾向。犯罪的长远后果主要是指犯罪的法律后果。而低自珍是指个人不愿考虑行为的长远后果而追求短期满足的倾向。行为有潜在的自毁心态,对自己的长远利益、自己的前程甚至生命的漠视。“当犯罪人能够意识到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仍然一意孤行时,实际上也意味着犯罪人也并不珍惜自己,并不对自己的长远利益负责。”[7]接着,陈文在第三部分提出,这样一种低自控低自珍的非理性主要是由于犯罪人的社会习得而成,是一种“适应性”的非理性,“当犯罪人准备犯罪时,他们完全意识得到有被捕、被起诉、被裁决、被惩罚的可能,但由于低自控,他们却往往不太能考虑到这种可能。”[8]社会刑事司法的惩罚不利带来了犯罪人的侥幸心理,[9]犯罪人忽视了长远利益;轻视自我意识的社会文化带来了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促生了犯罪人的非理性的自毁心态。在陈文的最后部分,作者提出了针对犯罪人不理性的特性和特有的低自控与低自珍的表现形态,应当通过加强司法惩处,提高犯罪报应的确定性,客观上消除个体更多的侥幸心理和加强自珍教育,树立良好的自我意识,主观上促使个体趋利避害,提高自珍度两个方面来防控犯罪。

二、陈文的缺陷

陈和华教授一文虽然在开篇提出了其观点不同于古典犯罪学派的主张,也与实证犯罪学派的观点有所区别,但其大致思路仍旧依托于实证犯罪学派。实证犯罪学派所持的观点是:犯罪人犯罪并非出于自愿;一个人要成为罪犯,就必须使自己永久地或暂时地置身于一种个人的、自然的和道德的状态之下,并生活在从内部和外部促使他走向犯罪的那种因果关系链条的环境之中。犯罪是行为人不理性的选择这一论点

(一)价值理性不等于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

陈文在第一部分列举了不同的理性概念,从陈文的主要观点来看,其忽视了对于实践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别。正如陈文所言,“从实践理性的角度看,理性指的是人的行为中的理性,它主要指的是人的行为自觉性,这包括行为的选择是在冷静的情况下经过认真思考和谨慎筹划的,行为的结果是早在预料之中或基本符合原先的设想。这意味着理性的行为是祛除愚昧和很少盲目性的,是较少受情感因素干扰的,是有较大的可预测性的。”[10]脱离了愚昧与无知,对自身的行为有了自觉的意识,也就使得行为人的行为具有了一定的实践理性。而工具理性强调的是行为手段的合理性。价值理性更多的是注重“从某些具有特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为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人作为有感情、责任感、有信仰的社会人,在很多情况下,完全可能会采取遵循着戒命或要求的引导而不顾及行动后果的价值合理性行动。对于这些不同的理性概念,韦伯也有经典的论述:韦伯使用“行为”这一核心概念,从社会、文化和个人生活方式三个界面,对合理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规整。韦伯根据手段的运用、目的的设定以及价值的趋向三个方面来界定合理性。在手段的运用上,行为者所面对的是客观物理世界,行为者的实践活动具有工具合理性。在目的的设定上,行为者所面对的是客观世界,其实践活动具有选择合理性。在价值取向上,行为者所面对的是客观精神世界,其行为具有价值合理性。也就是说,行为的工具合理性是根据运用手段达到既定目的过程中的有效计划来加以衡量的;行为的选择合理性是依靠一定的价值、手段和边界条件来算计目的的正确性加以衡量的;行为的规范合理性则是用决定行为偏好的价值标准和原则的同一性力量、总体性力量等加以衡量的。一个行为,如果满足了手段合理性和选择合理性的条件,韦伯就称之为“目的理性行为”;如果满足了规范合理性的要求用,韦伯则称之为“价值理性行为”。工具合理性和选择合理性被韦伯统称为形式合理性。[11]韦伯的目的合理性行为概念将人的理性从理念世界拉回到经验世界,人的自由意志因而也就不具有善或者恶的本质属性,人选择善或者恶乃因为利益权衡的结果。[12]形式理性主义始终坚持,一种本土的、有针对性的构建起来的现实就是社会行动。当行动着的个体试图以最少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收益时,我们就说行动者的行动是一种理性行动。当行为人试图通过理性计算来权衡是否选择犯罪时,行动者的犯罪行为也即是一种理性行为。这一社会学领域的理念也影响了现代犯罪学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的构建。在陈文中,作者没有很好的区分上述概念,而将价值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工具合理性想混淆,或者说,文章为了陈述其基本论点的需要,忽视了犯罪行为的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而只看重犯罪的社会烙印,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否定犯罪行为的合理性,进而否定行为人行为中的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因素。

犯罪固然是一种恶,是对于客体法益的侵害,这是刑法学研究的基本取向。规范的刑法学研究带有强烈的价值取向,必须将犯罪当作一种恶来对待,才能区分有无法益侵害,才能辨别某一行为是哪一种法益侵害。然而,犯罪学的研究固然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导向,但是其是以客观化、科学化为目标的。虽然研究者不能完全避免自己的主观倾向,但是,科学主义指导下的研究都是通过不断的观察来求证假设和理论的。如果将所有的犯罪行为(故意犯罪)统统视为一种偏离价值理性的行为,犯罪学的研究也就失去了科学化的色彩,所有的犯罪行为理所当然会被视为一种非理性的活动。这样的认识看似无懈可击,其实并不能真正使犯罪学研究得到提升。更为实际的是,在否定犯罪行为的价值理性的基础上,论者所能提出的犯罪预防策略是有限的。将所有的犯罪行为在价值上进行否定不能帮助研究者更系统和有所区别的针对不同的犯罪行为、犯罪模式提出有效的犯罪预防方法。对于犯罪行为的精确分析是预防犯罪的前提,而对于犯罪行为的分析前提在于对于犯罪人及其行为持有一种价值无涉的分析态度。果然是京城土著

(二)犯罪的长期后果不等于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

陈文的另一缺陷表现在对于所谓“犯罪的长期后果”的强调。

陈文认为:“如果人们都是理性的,都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且都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再做出具体行为,那么他们就不会选择犯罪行为,因为他们知道犯罪将会给自己带来的法律后果和人生代价。”[13]对于犯罪的“长期后果”,陈文将其视为法律后果:“正常情况下,人在进行行为选择时一定会考虑到行为的后果,并且以趋利避害、求乐避苦的理性原则作为这种考虑的依据。但是,犯罪人要么不考虑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要么在明知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反映出其行为选择的非理性。”[14]对于犯罪所带来的短期利益,陈文认为:“表面上看,犯罪能给犯罪人带来快乐或者解除烦恼,以人的趋利避害、求乐避苦的本性来说,这是理性的;但与此同时,犯罪中也包含着一些受到社会的、法律的和自然的制裁的危险,从当前的快乐中看不到潜在危险或不愿考虑这种危险,说明犯罪人是非理性的。追求快乐是理性的,但同时忘却或忽略犯罪带来的痛苦则是非理性的。”[15]可见,陈文认为,一旦行为人只重视眼前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被逮捕的可能性),犯罪人的行为就是缺乏理性的,至少,“在本质上来说是非理性的。”[16]

首先,犯罪行为的长期后果不能等同于犯罪的法律后果。犯罪人在实施犯罪之前与进行犯罪时,考虑的因素很多。犯罪的法律后果(被逮捕可能性)只是其中之一。陈文认为犯罪人的非理性多是由于后天的环境适应的产物,尽管对于犯罪人的非理性这一点笔者不敢认同,但是笔者确实赞同,或者进一步引申:犯罪行为也是环境激发下的行为,具体的情境能够激发犯罪的发生。张远煌教授认为犯罪学中的情境概念是为了分析激发犯罪动机、影响犯罪动机的转化和制约犯罪行为实施的一系列最直接的情境因素而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将犯罪成因的研究从专注于抽象地解释“人们为什么要犯罪”转移到同时兼顾分析“人在什么样的情境中最容易犯罪”这一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命题上来,以此克服传统犯罪原因论只注重从旁观者角度考察犯罪原因,而忽视进行“犯罪人”亲历的视角转化来看待犯罪的实施,从而难以揭示犯罪的真实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的弊端。[17]犯罪的法律后果是具体的犯罪情境中的一环,是行为人在行为时会有所考虑甚至是有所谋划回避的重要方面。不过,陈文将这一因素视为决定犯罪人是否在行为时“理性”的决定因素,并由此说明犯罪人的低自控是有失偏颇的。陈教授在论述中也认识到,所谓的低自控“并非指完全缺乏或丧失自我控制能力,而是指自我控制能力不足;同时,自我控制能力不足仅仅是指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偏离自己的长远利益,而不是指对于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的控制。相反,在神智正常的情况下,犯罪人都善于控制自己的犯罪行为过程而便于达成犯罪的目标。”[18]犯罪人在犯罪之前和犯罪的过程之中有理性思考和选择的成分,论者不应当用行为人对于法律后果的难以控制来否定行为人行为的理性成分。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是确定的,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行为人当然知道法律后果(至少对于大多数传统犯罪而言),或者至少是在行为的过程中多少会考虑行为的规避惩罚的因素。而其仍旧实施犯罪,并不是对于长期后果缺乏必要的控制,而正是在权衡了各种社会情境因素之后的,以当时当地的行为人的视角来看的理性选择。

其次,低自珍也并不能说明行为人在实施犯罪的时候是缺乏理性的。陈文所认为的低自珍是对于犯罪的法律后果呈现出一种放任的态度。“所谓低自珍,既自我珍惜,是指个人不愿考虑行为的长远后果而追求短期满足的倾向。”[19]犯罪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希望能够避免遭受法律制裁;另一方面,犯罪人也会通过逻辑思维和理性判断减少被发现的可能性。诱发犯罪的原因很多,在一定的情境条件下,行为人总是希望找到最佳的犯罪路径。选择犯罪,并不一定说明犯罪人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以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行为人确实选择了一条“损害自身利益的自毁行为。”[20]但站在工具理性的角度,行为人可能是选择了在其社会情境下,较为“理性”的达到目标的道路。犯罪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与现实情境中的机会有关,美国犯罪学家威尔逊认为,除非我们有力地对待犯罪(各种旨在遏制犯罪人内心犯罪欲望和获取犯罪机会的手段),否则这些理性的潜在犯罪人就会敢于冒险。[21]对于犯罪长期后果(法律后果)的放任,是表明犯罪人在价值理性上缺乏理性,对于犯罪的社会情境(犯罪机会)的分析,说明了犯罪人在工具理性上是否是理性的。而针对犯罪行为本身来说,后者更能说明行为的理性成分。

(三)适应性非理性重构

陈文认为,犯罪人的非理性是适应性的非理性,人的理性(自珍与自控)是社会化和目前的生活处境的一种产物。而陈文对于适应性的解释围绕的还是犯罪人对待法律后果的阐述。较低的查处率和不良的社会文化带来了“犯罪人肆无忌惮地为个人的眼前利益、短期利益而实施犯罪,全然不顾犯罪行为将会给自身长远利益带来的风险。”[22]犯罪被发现的可能性低,犯罪人不去控制自己内心的守法倾向,并不能说明犯罪人具有较低的自控能力,因而是不理性的。正如陈文所言,犯罪人与非犯罪人在精神生活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陈文恰恰将两者进行了价值评判,彻底将犯罪人的“选择”进行否定,甚至是异端化:“当这种毫不珍惜自己生命的观念深入到人的意识中成为其行动指南的时候,生命的意义就会被淡化,非理性的害人害己的行为就会变得轻而易举。”[23]诚然,犯罪的低风险是行为人敢于实施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前文所述,具体的犯罪情境与犯罪机会也是行为人首当考虑的因素。笔者不否定犯罪人的理性与否,更多是一种“适应性”的表现,而这种适应性也体现在对于犯罪机会的选择和对实时犯罪情境的把握。犯罪的眼前利益、短期利益是行为人考虑的要素,但是,违法活动的发生,是行为人在考虑了个人因素(如对金钱的需要、报复、获得快感以及愉悦)以及情境因素(如犯罪对象周围的保护怎样以及当地的治安状况等综合考虑)后作出的决定。在犯罪之前,理性的犯罪人会考虑被逮捕的几率、将受到的惩罚的严重性、可能的犯罪所带来的收益以及行为人从犯罪中所获得的既得利益。这些理性犯罪人会小心地选择犯罪的目标,他们对行动的思考是系统的并有选择性的。人的社会行为有理性的层面,但是也存在周遭环境对其的制约因素。犯罪的决定是行为人情感因素和理性思考过程的综合。例如,犯罪实证调查显示,通过对于盗窃犯的访谈可以发现,理性成熟的盗窃犯会考虑更为细致的情境因素,例如,周围环境是否有利于隐蔽地进行犯罪活动、防盗锁的种类、住宅门与窗的位置、报警装置的特性以及被行人和盗窃对象(目标)的邻居观察到的几率等。[24]

(四)犯罪防控策略不实际

陈文认为,犯罪人的由低自控低自珍所体现出来的非理性可以通过增强司法查处的力度和倡导自我珍惜的教育来进行犯罪的防控。固然,增强司法惩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犯罪预防的效果,但是其作用是有限的。犯罪学中著名的迷乱理论(anomietheory)认为,迷乱是社会不协调的一个形式:文化强调的价值与追求此价值的合法手段脱钩。换而言之,迷乱指的是社会设定的个人目标与合法获得此目标的手段之间的差异。犯罪人与普通的公民拥有同样的生活憧憬,不过他们选择通过不法的方式实现其生活目标。[25]迷乱理论主要解释的就是这样一种普遍的对于物质追求的价值观在行为人无法拥有良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情况下,进而采取非法甚至犯罪的手段去实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代表了一个社会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一种观念和理想追求,没有一定学历背景和机能的社会公民同样理性地追求着这些在当时社会看来“理性”的价值观。选择犯罪的方式去实现这些目标从手段上讲是不理性的,但是如果按照边沁经典的功利主义学说的论断,这样的犯罪结果,是一种社会公民理性的选择。正如陈文所提出的“适应性”概念,犯罪人实施犯罪的选择是社会环境、具体的生活情境与自身特性相结合的产物。“有些人本来即具有高度犯罪危险性,但可能因为缺乏犯罪机会,而终身不会犯法;有些人一向奉公守法,是犯罪的低危险群,但遇到引诱或机会,也可能犯罪。犯罪人其实都在特殊情境、环境下选择了犯罪行为。”[26]人们通常说古典犯罪学忽略了犯罪原因,而贝卡里亚却已明确地提出:经济条件和不良法律会导致犯罪。其次,他还指出涉及财产的罪行主要都是穷人犯下的,而多数是在出于无奈的情况下。而且,在当时他就意识到了所谓的犯罪机会转移(crimedisplacement),即对某一罪行实施严厉的刑罚能使一些人不敢去犯这种罪,但同时也令一些人倾向于去犯较轻的的其他罪行。再次,他还意识到严厉刑罚的文化影响,即增加民众的绝望,鼓励民众沉溺于暴力中。[27]笔者在此并不是否认增大处罚几率无益于犯罪预防,法律后果能带给行为人一定的心理强制,能适当地减少犯罪发生的几率,但是选择犯罪的倾向并不能说明犯罪人就拥有较低的心理控制,犯罪行为不能以是否考虑处罚几率衡量其理J性成分。

另外,陈文提出了改造犯罪人的心理层面,倡导一种自珍教育模式,这无异于实证犯罪学派的罪犯医疗模式。“实证犯罪学派认为犯罪是由于行为人心理原因和社会因素……但是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支撑这一论断。”[28]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也被译为涂尔干)就认为,在他的时代(也就是实证犯罪学派兴起之时-笔者注),“犯罪是一种病态,这是所有的犯罪学家都一致公认的。他们解释这种病态的方法虽不相同,但在承认犯罪是病态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不过他认为,“这个问题仍需慎重研究。”[29]美国学者休斯认为,通过社会改革来预防犯罪似乎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最根本的途径,但其在短期内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而且没有证据证明它对减少犯罪有任何可以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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