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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青少年犯罪规律性问题探析
【作者】 季境【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青少年;犯罪因果律;犯罪互变律;犯罪与治理博弈律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2
【页码】 41
【摘要】

对于犯罪规律的研究是犯罪学的重要课题,青少年犯罪问题也具有相应的规律性。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因果律中存在着原因、条件与影响因素等不同的要素;青少年犯罪现象的演进过程表现为互变律;某些类型的青少年犯罪与治理的关系表现为博弈律。明晰青少年犯罪规律,可以为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与治理提供理论支撑,是防治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前提。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582    
  
  对于犯罪规律的研究是犯罪学的重要课题。犯罪规律是“犯罪现象存在和变动规律(犯罪现象规律),即隐伏在犯罪数量、质量、结构等表象背后的犯罪现象存在和变动的一般过程和趋向,它深刻地反映着犯罪现象与一定的社会环境与人类自身之间的关系。”[1]有学者将犯罪规律总结为“起伏律、消长律、辐射律、因果律四大刑事犯罪规律”。[2]也有学者将犯罪规律分为“犯罪现象基本规律与犯罪现象具体规律等不同层次。基本规律包括犯罪现象必然律、犯罪现象依存律、犯罪现象概然律、犯罪现象饱和律五种规律。”[3]青少年犯罪是犯罪大系统中最为重要犯罪类型之一,明晰青少年犯罪的规律性问题,是治理和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重要理论前提。
  一、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因果律解读
  青少年犯罪是社会活动的产物,根植于社会之中,社会情态与行为的复杂性决定了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复杂性。各种犯罪原因不是简单的并列或集合,而是通过彼此关联与相互作用形成了系统整合,是系统要素的体系化与综合化存在方式。青少年犯罪原因系统是由犯罪原因、条件与影响因素等各种要素通过一定方式整合而成。
  在青少年犯罪原因系统中,犯罪条件是使青少年犯罪活动的实施成为可能的环境和影响因素,犯罪条件与犯罪结果是可能性关系。青少年犯罪原因与条件也存在着一定的变动关系,在某种情境下可以相互转变。并且,青少年犯罪原因与条件也是相对的,某种类型的青少年犯罪原因可能只是其它青少年犯罪类型的条件。从广义上看,犯罪原因也是条件的一种,只不过犯罪原因与犯罪结果之间是必然性联系,是决定性的,而条件与结果是可能性联系,是概然性的。但无论如何,在实践中只有两者同时具备,共同作用,犯罪才能产生。当然,“对于社会现象来说,即使在理论上被称为原因的所谓的必然性,实际上也只能是指统计学意义上的必然性,表现出的必然性具有统计学上的特点,而不存在像自然现象那样绝对的必然性。”[4]
  青少年犯罪影响因素是指除原因和条件之外的与犯罪产生相关的因素,它与犯罪是相关关系。一般地说,与犯罪现象发生具有某种相关关系的一切主客观情况都可称之为影响因素,广义地看,包括“原因、条件、必然性因素、可能性因素,经常出现的因素、刺激因素、诱发因素等”[5]都是与犯罪现象有关联的,都可称之为犯罪影响因素。
  从主客体的辩证关系上看,青少年犯罪原因与犯罪结果都属客观存在的范畴,二者之间虽然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但因毕竟不等同于果,犯罪原因也不可能自行转化为犯罪结果,青少年犯罪原因与犯罪结果之间必须通过青少年行为人的主体作用才能完成从内在向外在的转化过程。因此,青少年行为主体是犯罪原因与犯罪结果之间必然存在的纽带。离开了主体的作用孤立地看待与评价犯罪原因与犯罪结果都是不完整的、不准确的。因此,青少年犯罪原因与犯罪结果的联系,不是固定不变的。从犯罪原因到犯罪结果的发展过程中既要青少年自身的作用,还要受到条件的影响,有青少年犯罪原因,也不一定必然有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犯罪是由复杂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孤立的、单一的原因是难以产生犯罪的。因此,当我们称某一现象为青少年犯罪原因之时,并不等同于说有了该现象,就必然会有相应的青少年犯罪,反之亦然。同样不能在某种犯罪发生之后,当然地确认相应的某种青少年犯罪原因或所有青少年犯罪原因必然存在。在实践中,人们经常习惯于采用对号入座的思维模式,用某些区域不存在某种现象而相应的犯罪仍然产生,或者是用某些区域存在某种现象而相应的犯罪并未产生的线性推理方式来证明该现象不是犯罪原因。这实际上是对于犯罪原因的解释过于简单化了。
  因此,对于青少年犯罪原因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律,不能作教条的理解,否则将步入机械决定论的误区。与相对精确的自然规律相比,社会规律是模糊的,甚至只能是预示性的趋向,因为其中有能动的主体—行为人的存在。从犯罪统计中也可以发现,对于个体犯罪而言,是社会中生成的大量的随机事件,是偶然的、无规律的;但对于群体犯罪而言,在特定地域的一定时段内发生某些类型的犯罪频率与态势、犯罪总体的质和量却是相对确定的,是有规律可循的,甚至是可以预测的,体现为一定的必然性。
  因此,对于青少年犯罪因果律的理解既要看到其中存在的或然性,更要看到其中的必然性,而不应过于机械地强调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决定作用。青少年犯罪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其背后是多种复杂的犯罪原因,对其犯罪原因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把青少年犯罪放在宏观的社会背景之下,从群体犯罪的高度来看待。尽管犯罪原因解释存在着社会原因与个体原因的区分,但如从社会的高度分析,个体必定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离开社会的背景,就不会有犯罪的存在。因此,社会因素才是青少年犯罪产生的总的决定性因素,而个体因素必需通过社会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也应看到,青少年犯罪毕竟是由个体实施的,完全忽视犯罪的青少年的个体原因也是不恰当的,所以,也要对青少年个体进行研究。但这样研究的前提是:个体的犯罪行为最终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
  因此,要将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而不应割裂其中的辩证关系。同时,不能将个体原因与社会原因等量齐观,要认识二者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二者与犯罪之间是不同意义的、不同层次的关系。青少年犯罪产生于社会之中,其原因中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体原因,而个体原因最终是由社会原因决定的,是社会原因作用于个体的表现形式。个体青少年犯罪原因要发挥作用,仍离不开各种社会条件的支撑。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二、对青少年犯罪现象的互变律认识
  从质量互变的辩证关系原理可以得知,犯罪的量是犯罪现象存在的外部表现,而犯罪的质则反映其内在的规定性,犯罪的质和量在基本属性上是统一的,同时又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影响和转化。“作为犯罪类型的一种,青少年犯罪在变化规律上明显地体现出质量互变的基本特征。青少年犯罪的数量、比率与结构反映了其在量上的特征,而在青少年犯罪的演进过程中,当上述量的指标达到一定程度时,又会引起对于青少年犯罪质的规定性的变化。同时,青少年犯罪质的规定性变化又将使得该类犯罪的结构和分布,犯罪数量等量的新变化,体现了质对量的规定和影响作用。”[6]
  意大利学者加罗法洛曾将犯罪划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两类。法定犯是由于法律规定才成其为犯罪,否则便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7]对于青少年犯罪如何界定,不应一概而论。初级阶段的青少年犯罪可以认为属于自然犯,但对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如有组织型青少年犯罪,按照传统意义上的划分,则应该属于法定犯。事实上,现代社会中青少年犯罪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犯罪,而是存在着向更为高级的形态即组织型青少年犯罪发展,并且随着犯罪类型的不断升级进化,组织型青少年犯罪的地位和影响日渐凸显。作为青少年犯罪的高级形态,组织型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远远高于一般的青少年犯罪,对社会健康发展影响极大。因此,在我国实定法意义上,高级形态的组织型青少年犯罪基本上属于法定犯。但是这只是在刑事立法确定的犯罪圈之内的状态,在划定犯罪圈,即刑事立法的时候,青少年犯罪的自然犯与法定犯界限就不是如此的清晰可辨,而是呈现出显著的动态变化特征。“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即许多今天被认为无关紧要的事情明天将会被视为不道德,而其它只是不道德的事情又可能被赋予犯罪的性质”。[8]
  时至今日,诸如组织型青少年犯罪等犯罪类型已经不再是本原意义上的纯粹法定犯,而是逐渐地向自然犯转化。并且随着其组织的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加剧,这种转化的趋势将不断加快。当然也应指出的是,社会的伦理情感与国家立法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偏差,法律的滞后性将使得相当一部分已经在质的规定性上成为自然犯的犯罪行为依然以法定犯处理,甚至不作为犯罪处理。但为了确保制定法的有效性,立法者必将以各种形式不断的予以纠正。随着行为的量上的变化,某些青少年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不断加深,进而在一定条件下将内化为人们对该类行为的基本伦理情感。当这种情感的累计达到一定的临界度,惩罚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人们内在的情感需求,而这种需求又足以影响到立法者的价值判断时,该类原本属于法定犯的青少年犯罪就会由法定犯转化为自然犯,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其反向过程亦是如此。总之,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青少年犯罪的自然犯与法定犯必将长期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变动态势。
  意大利学者菲利的犯罪饱和法则同样印证了青少年犯罪演进的互变律。青少年犯罪现象的饱和与超饱和的演变实际上包含了质与量的内容,体现了质量互变的规律性。基于一定的犯罪原因,当某种青少年犯罪开始出现时,其已经蕴含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高成长性。当社会中有了适合的犯罪条件后,这种变化即会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增长,体现为特定时期、区域的青少年犯罪的爆发。当青少年犯罪生成的能量得以充分释放即从爆发趋于饱和后,才会与社会控制力量形成相对的平衡与稳定。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会使得这种稳定处于脆弱的平衡态,直至新的犯罪原因力生成并造成新一轮的失衡,如此的周而复始,不断地互化演变。从总体上看,不仅青少年犯罪现象的规律如此,其它类型犯罪现象的规律也基本与此吻合。随着社会变迁的步伐加快,我国的犯罪现象从最初的稳定的正常状态,演变为改革开放后的犯罪激增的超常态,都印证了质变对量变的决定性影响。
  三、对青少年犯罪与治理的博弈律分析
  尽管通常认为青少年由于生理与心理不成熟的原因,其犯罪行为多具有非理性的特征。但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青少年的心智成熟期日益提前,并且犯罪类型也日趋多样化,其中的财产犯罪即呈现出明显的逐利性特点,而作为高级形态的组织型青少年犯罪则更表现出计划性、组织性的理性人特征。因此,针对这些青少年犯罪类型,适度地引入博弈分析,不失为研究青少年犯罪治理的可取路径。“博弈,是指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9]博弈理论从最初专注于经济问题的分析开始,现已成为分析社会问题广泛使用的工具,对于法律问题的分析尤具特殊价值。青少年犯罪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危害国家的整体利益,国家必须对其进行治理,在青少年犯罪与治理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博弈的关系。
  在犯罪人与国家都具有理性的假定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各自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这一条件下,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潜在青少年犯罪人会尽可能地选择一切手段以追求其利益最大化,包括违法犯罪行为。事实上,违法犯罪行为对于行为人的收益往往大于守法行为,否则行为人没有必要违法犯罪,而国家从整体利益出发必然要采取各种措施来治理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在此,双方表现出对不同价值目标的追求,从而形成了青少年犯罪与治理过程中的博弈律。
  (一)模型的建立
  在青少年犯罪与治理的博弈关系中,潜在青少年犯罪人有两种选择:犯罪和不犯罪。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在选择犯罪还是不犯罪时,行为人自然会去权衡选择的优劣,在付出的成本与可获得的收益之间进行权衡。犯罪被发现的概率与犯罪将会得到的惩罚是其犯罪的成本。同样,国家也面临两种选择,处罚和不处罚。由此出发建立起基本的博弈模型如下:
  变量指代说明:

┌─────┬─────────────────────────┐
  │r     │代表青少年犯罪被发现的概率            │
  ├─────┼─────────────────────────┤
  │1-r    │代表青少年犯罪不被发现的概率           │
  ├─────┼─────────────────────────┤
  │Y0    │代表行为人不犯罪可以获得的平均收益值       │
  ├─────┼─────────────────────────┤
  │Y00=Y2  │代表青少年犯罪没有得到处罚的平均收益值      │
  ├─────┼─────────────────────────┤
  │Y1    │代表青少年犯罪并受到处罚后可得的平均收益值    │
  ├─────┼─────────────────────────┤
  │Y2-Y0   │代表青少年犯罪未被发现比不犯罪的收益增加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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