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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深度透析
【英文标题】 Discuss on the reform of judicial power operation mechanism
【作者】 王立新
【作者单位】 {硕士},江阴市人民法院{院长},复旦大学法学院{实务导师}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司法责任制;审判权运行机制;法官助理;基本定位;审判组合;“1+ N + N”模式
【英文关键词】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trial operation mechanism; judge assistant; trial combination; “1+ N + N” model
【文章编码】 1674-8425(2018)02-0101-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101
【摘要】

司法责任制被认为是本轮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在司法责任制的引领下推行员额制改革,倡导法官职业化、精英化理念,理顺并明确审判辅助人员的定位,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显然,本次司法改革的重点仍然在于“人事”。令人遗憾的是,本次司法改革关于入额法官的定位、法官助理的定位并不清晰,这也影响着本次司法改革的有效推进。从司法运行的规律角度而言,入额法官除了应具有审判权外,还应具有案件管理和人员调配的权利。法官助理的定位应当是辅助人员,但应依据不同情况划分不同的工作范围,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实现“权、责、利”相统一。而在现实的司法改革语境下,应当在审判组合的人员配置上实现动态化的管理,以期缓解激增的案件数量与人员客观减损的压力。江阴市人民法院“1+ N + N”审判组合模式的探索符合这种人员调控规律,值得推广和借鉴。

【英文摘要】

Abstract: The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is the key of the current judicial reform. The pattern which includes judge, judge assistant and clerks will become the future of the basic structure form of trial running. At present, our nation’ s exploration of judicial power are based on this structure. Most of the exploration about the judicial power operation mechanism are on the portfolio model. The commonality of those exploration is making the assistant as to the core position in the trial combination which be determines by the operation of judge assistant. Unfortunately, due to the lack of response to combination case variable dynamic mechanism, the current trial exploration cannot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emergency. Even the purpose of judge training could not be effectively to realize. Inspecting the judicial power operation mechanism in other country, we could make a conclusion that the mechanism of judicial power ar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judg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elite and judicial affairs are under the idea of labor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It is necessary that requirement the principle of judge professionalization judge in our country and assert assistant judges should be at the core in the judicial reform. The location of judge should emphasize how to control and configure the related resources in order to make the function of the trial team. The position of judge assistant should be as a staff who must be bear the corresponding legal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dividing to different situation and different scope of work. In the realistic context of judicial reform, we should be in combination to realize dynamic management of personnel configura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surge of numbers cases and the objective of personal pressur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5685    
  
  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本轮司法改革从一开始就被寄予了厚望,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司法改革任务所作出的重大部署,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做专题研究并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到中央司改办颁布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无一不体现着党和国家对本次司法改革的重视。目前,司法责任制被认为是本次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在司法责任制的引领下推行员额制改革,倡导法官职业化、精英化理念,理顺并明确审判辅助人员[1]的定位,从而提升法院解纷能力,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以期实现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显然,本次司法改革的重点仍然在于“人事”:如何挑选并实现法官的职业化、精英化,以及如何摆正审判辅助人员与法官的关系(即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有效运行)。关于员额法官的遴选以及相关的配套机制目前已有较为一致的意见,本文不赘。但是,对法官助理的定位以及“权、责、利”的划定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从目前关于司法改革试点省份以及中央司改办在全国推行的“成功经验”来看,也都是围绕“主审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如何有效配置这一审判权运行机制问题展开。本文拟以我国当前存在的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探索模式为切入点,就“主审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如何优化配置问题做一探讨,以求教于大方。
  一、现存审判权运行机制模式的检讨
  在本轮司法改革之前,我国审判组合的基本模型为“法官(助理审判员)+书记员”。同时,我国《法院组织法》第37条规定,助理审判员协助审判员进行工作。助理审判员可以临时代行审判员职务。也就是说,助理审判员的审判范围其实与法官无异。在司法实践中,由助理审判员独当一面,进行案件审理的状况比比皆是。也因此,“法官(助理审判员)+书记员”这一审判组合模式实际上就单纯化为“法官+书记员”的基本模式。但是,在本轮司法改革中,法官助理作为单独的主体从法官序列中单列出来,显然,原来的“法官+书记员”模式已经不适用于我国的司法现状。而法官助理的产生必然催生我国审判组合模式的转变,在我国当前司法改革语境下,选择何种审判组合遂成为问题[2]。尤其是在厘清法官助理的基本定位后,选择何种审判组合也就成为必须面临的问题。
  在本轮司法改革之前的组合模式探索主要有北京市房山区法院的“三二一审判模式”{1}、上海黄浦区法院的“3+1+1”和“1+1+1”混合模式。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山东青岛中院、广州海事法院等纷纷采用“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新型审判组织模式,有“121”模式也有“321”模式,虽然没有冠以审判团队的名称,但已成为审判团队模式的雏形。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发布前后,多家法院开始了新一轮的司法改革,并继续探索审判团队模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珠海横琴法院“1+3+1”(1名法官、3名助理、1名书记员)模式{2}、深圳福田法院的“1+2+3+4”模式[3]以及江苏江阴法院的“1+ N + N”模式。但是,上述几种模式或多或少存在如下需要检讨的空间:
  首先,法官助理居于审判组合的核心地位,法官助理运行的好坏决定着该审判组合运行的好坏。无论是“1+3+1”模式、“1+1+1+1”模式,还是“1+ N + N”模式,在主审法官和书记员职责和功能都确定的情况下,法官助理功能的发挥直接决定了该组合模式运行的通畅度,进而决定了该审判组合审理的案件数量。但是,经过仔细对比,笔者发现,对法官助理的定位应当为何,各个探索法院给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有些法院将法官助理定位为法官的私人助手,不具备开庭资格;有些则将法官助理定位为类似于英美法系中的治安法官,可以从事简单案件的审理工作,其工作范围完全与繁简分流机制相契合;有些则认为法官助理兼具助手与开庭职责等。此外,笔者也对比了重庆、吉林以及江苏的改革方案,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也各不相同。可见,法官助理的定位到底为何,目前并没有一个权威且清晰的答案。这显然会影响法官助理功能的发挥以及“权、责、利”等配套机制的制定。
  其次,组合缺乏应对案件数量变化的动态机制,不利于审判组合应对案件数量的起伏变化以及其他突发情况。除“1+ N + N”模式之外,其他法院的审判组合都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可以看出,这种静态的设置模式在应对设置之时的案件数量以及人手状态时,其功能能够得到较好的发挥。但是,不可否认,这种静态的设置模式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当出现案件数量激增并且案件数量超过该组合所能承受的极限时,该组合将处于瘫痪状态;当案件数量减少时,该组合的人员设置将显得不尽合理;当组合中出现某一人员因疾病、休假等无法承担本职工作时,该组合的运行将捉襟见肘,如此等等。由于上述情况在组合设置时无法遇见,这就导致了该组合模式功能的发挥只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其可复制、可推广性非常差。从目前关于上述几种静态组合模式的报道和复制、推广情况来看,也印证了笔者的观点。
  最后,培养法官的目的无法有效实现。从我国法院功能的设置来看,基层法院承担着全国案件总量的80%。同时,这其中又有80%~90%的案件属于简单案件。也即,如果这种组合模式的目的在于培养法官,那么,这种目的只能期冀于法官助理在简单案件的锻炼中得到实现。但是,如果法官助理仅仅处理简单案件,其业务能力的提升必然会遭遇“天花板”[4],在审理疑难、复杂案件时就会变得畏手畏脚,即使日后成为主审法官,其在审判案件(尤其是疑难复杂案件)时,也会出现“有权不敢用”的窘境。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目前上审委会的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向上一级法院请示汇报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二、域外法官助理制度介评
  如前所述,法官助理在本轮司法改革,尤其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中,处于核心地位。法官助理如何定位,其“权、责、利”等配套机制如何配置直接决定着法官助理功能的有效发挥。可以认为,理顺法官助理的角色定位将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主要任务,而域外关于法官助理已有较为成熟的规定,值得我们借鉴。
  (一)美国的法官助理制度
  普遍认为,法官助理制度源于美国。1882年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勒斯·格雷在联邦法院历史上首次雇用了一名法学院的毕业生帮助自己,充当工作中的助手,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官助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法官助理制度已经成为美国司法制度的特色之一,在美国当事人的印象中,法官总是在一群助手的簇拥之中{3}。美国法学院的毕业生也往往为能作为某法官的助理而感到自豪,许多大法官以及政府要员都曾有担任法官助理的经历{4}。可见,法官助理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因此,法官助理有“不穿法袍的法官”之称。
  美国关于法官助理的规定非常详尽,依据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法官拥有法官助理的多少由其所处的法院审级决定。虽然法官助理的流动性较大,但法官助理的数量基本保持不变,以联邦最高法院为例,由于联邦最高法院所有的判决都由大法官亲自操刀,法官助理的工作仅在于协助法官处理诸如案卷摘抄、争点整理等辅助性事项,因此为大法官配置的法官助理人数在较长时间内没有太大变化。此外,由于美国法官彼此之间具有非常强的独立性,法官之间的沟通并不是非常畅通,法官助理的出现则为实现法官之间的互相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虽然法官助理隶属于不同法官,但他们之间会进行经常性的业务交流,通过这种交流,法官的观点和看法会通过法官助理传递给其他法官,从而达到法官间相互交流的目的。
  就法官助理的职业定位而言,大多数法官助理视这一职位为自身职业的跳板。由于美国法官超高的社会地位,在任职法官助理期间,如果该助理的业务水平获得所属法官的认可,经过所属法官的推荐,其将会很容易收到著名律师事务所、学术机构或者政府部门抛来的橄榄枝。也因此,法官助理一职对大多数法学院应届毕业生而言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这一方面有利于毕业生们接触实务,熟悉案件审判流程,更重要的是学习法官的审判思维,为以后自身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法官助理人员的素质。美国的法官助理大多从全美知名法学院毕业生中挑选,从而保证法官助理拥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使司法在追求效率的道路上不至偏离公正太远,这也从一个侧面保证了法官助理这一职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二)德国的司法公务员制度
  德国法认为法官处于审判工作的核心地位,为更好地帮助法官处理案件,法院为法官配备了大量辅助人员,这包括司法公务员、执行官、司法警察、司法行政人员等,辅助人员统一听从法官调配。德国立法没有法官助理的表述,与之相对的是司法公务员。司法公务员的地位和职责与美国的法官助理存在诸多类似之处,都为法官审判案件提供辅助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公务员本身没有判断权,在行使助理工作过程中,凡属于判断权的事项都应当交由法官审查,而不涉及判断权的事项可由其直接完成{5}。德国法将司法公务员的职责定位为承担案件审判中的事务性工作。以民事诉讼为例,其主要从事立案与咨询、诉讼费的计算与收取、办理亲子关系鉴定、依判决进行司法拍卖等{6}。如果对司法公务员做出的决定存有异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官申辩。应当注意的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中的法官助理则与司法公务员存在显著区别。联邦最高法院中法官助理的职责要比司法公务员的职责范围更为宽泛和具体。其职责包括审查诉讼材料、归纳并摘录证据、进行法律研究、旁听案件审理并撰写判决书等{7}。
  就司法公务员的职务编制而言,德国有专门针对司法公务员待遇、职能的规定。虽然,司法公务员属于公务员编制,但其任职条件又有别于其他公务员。就司法公务员任职条件而言,其必须具备法学本科学历并经过至少3年的司法培训,必须通过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同时通过州政府组织的公务员考试并获得联邦最高法院的统一任命,以及经过两年试用期并被评定为合格后,方能被录用为终身司法公务员。此外,德国在对法官与司法公务员关系的设置上与美国存在巨大差别。就工作模式而言,由于司法
  公务员由联邦最高法院统一任命,他们不需要对某一法官负责,其待遇、工作考核与晋升统归上一级法院管理,因此司法公务员地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此外,司法公务员的薪资待遇要高于普通公务员,其地位和薪资待遇在整个公务员序列中处于中高级,这也保证了司法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性。
  (三)法国的审前主事官制度装完逼就跑
  从法国诉讼程序阶段的划分而言,其诉讼程序被划分为预审阶段和庭审阶段。庭前准备阶段的工作由专门的审前主事官负责,法国的审前主事官的工作内容与美国的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相似。
  从诉讼模式来看,在1975年之前,法国民事诉讼法彻底贯彻当事人主义{8}。因此,法国审前准备程序原则上都由当事人推进,但问题是,由于缺少制约和监督机制,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问题突出,严重阻碍了诉讼程序的推进,诉讼效率低下。为解决诉讼效率问题,法国于1975年修改民事诉讼法,专设审前主事官,由其负责庭前准备的相关事宜。审前主事官的职责包括:敦促当事人尽快提交和交换诉讼请求和与之相关的证据、监督证据鉴定实务以及相关事实的调查取证、明确当事人间的争点、处理准备程序中出现的诉讼妨碍、管辖权异议、勘验检查等附带性诉讼问题{9}。在所有庭前事务业已完成,阻碍开庭的事项业已荡清的情况下,审前主事官宣告庭前准备工作完结并将案件移交法庭,由庭审法官对移交案件进行审查。可以看出,法国的审前主事官制度与德国的司法公务员制度、美国的法官助理制度都存在不同之处,法国审前主事官的设置目的显然更符合英国法学家乔洛维茨做出的“英美法系的庭前程序事项更多体现为为开庭做准备”{10}的判断。而就审前主事官的任职与职业保障制度而言,其与德国的司法公务员相似,在此不赘。
  (四)域外法官助理制度的异同点比较
  1.都坚持法官的职业化、精英化路线
  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奉行法官的职业化、精英化理念,虽然法官人数较少,但法官的司法决断水平、法律修养以及个人品格都非常高。他们认为,法官作为社会纠纷的最终裁决者,其务必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渊博的法律知识以及过硬的品格。正如英国司法大臣林德赫斯特在谈到法官遴选时曾说:“实际上我只要找到一位品德良好的绅士就行了,当然,如果他正好懂得法律那就更好了。”{11}此外,晋升为法官的条件非常苛刻,以美国为例,被联邦法院抑或被州法院任命的法官,在担任法官之前,必须从事较长时间的律师工作,并且具有较高声望。“如果担任了州最高法院或者联邦最高法院系统高级职位的法官,那么他的名字就将家喻户晓,他的观点将引起报界的注意,并受到法律杂志的分析和评价,总之,他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12}这种职业化、精英化理念以及严苛的遴选、晋升机制导致法官数量相对固定,只有原有法官退出后方有递补的机会。此外,为保证数量不多的法官能够应对数量庞大的社会纠纷,西方国家对审判实务进行细分,将不同事务分派给不同职责的人员。这种分离模式不但是法官职业化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法官职业化、精英化理念下的必然结果。当然,这种实现职业化、精英化的保障除职业分工以外,还包括保障法官具有完全的且不受外界干扰的审判权、对审判事务的调控和配置权以及优厚的职业保障制度。
  2.坚持司法事务分工与协作
  坚持法官职业化、精英化理念必然导致法官的数量维持在较低水平。当案件数量不多时,这种理念尚具有合理之处。但是,如果案件数量以及案件复杂程度急剧增加,如何解决法官职业化、精英化与“案多人少”之间的矛盾遂成为问题。诸如美国州法院每年案件数量达到惊人的9400万件[5]、德国的任何纠纷都要经过法院解决的理念等等,就是对这一矛盾的真实诠释,而坚持司法事务的分工与协作则是破解这一问题的良方。将司法事务区分为审判事务与非审判事务,审判事务由法官独享,其余事项则由司法辅助人员完成。在司法分工的制度设计下,法官能够从纷繁复杂的辅助性事项中解脱出来,保障法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案件,保障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也因此,在这种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再进行案件的繁简分流、寻求司法ADR等就变得比较符合逻辑和切合实际。
  当然,两大法系的法官助理制度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具体表现在:首先,大陆法系关于法官助理的分类与分工较英美法系的设置而言更为粗糙。总体而言,英美法系法官人数总量要比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数量低不少,这就要求法官助理应分担更多事务从而保证司法系统的总体良性运作。此外,英美法系国家更注重案件的繁简分流以及司法ADR的应用,对法官助理的种类要求更为细致和全面{13}。其次,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助理更多体现为对从事法官助理的个人职业发展的跳板作用,虽然部分人会终身从事法官助理工作,但大部分都会将法官助理作为一种暂时性的工作予以对待。大陆法系则不同,法官助理多呈现职业化特征。例如,法国的审前主事官被视为准法官人员,其在工作满一定年限并且达到法官遴选条件时即可成为法官;德国的司法公务员则被纳入到公务员序列进行管理,不享有晋升法官的权利。当然,英美法系中英国对法官助理的设置有别于美国的法官助理,英国的主事法官同法国审前主事官具有相同之处,但这种设置毕竟特殊,也因此,笔者将英美法系国家的助理模式称为混合式,而将大陆法系国家的助理模式称为职业式。
  (五)域外法官助理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1.法官员额制改革是法官职业化、精英化的必然要求
  法官职业化、精英化要求法官的数量必然减少,而法官员额制改革必然会导致法官数量的减少。从目前相关文件与改革反馈的结果来看,39%的法官员额比例基本符合我国的司法现状。但是,对于基层法院尤其是案件受理数量巨大的法院,39%的比例设置并不是特别适当{14}。也因此,2016年7月18—19日在长春举行的全国司法改革推进会决定,对于基层法院的员额设置可适当放宽至40%,这也就避免了法官员额制因“一刀切”带来的部分水土不服问题{15}。从域外法官职业化、精英化经验来看,缩减法官数额只是实现法官职业化、精英化的第一步。因法官员额制带来的“案多人少”矛盾如何解决,法官评价与奖惩、退出机制如何建立,法官职务序列如何设置,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之间如何理顺关系等,将是接下来改革的重点。虽然域外经验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些成功范式,但由于我国司法改革的特殊性,显然不能完全照搬域外的改革经验。
  2.法官助理制度的设置将直接影响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改革效果
  从域外关于法官助理制度的成功经验看,保证法官助理制度通畅运行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法官助理的配置问题。域外关于法官职业化的制度构建已经比较成熟,其良好的制度构建决定了法官和法官助理在审判运行过程中能够保持默契的配合,审判权运行机制完全在“法官-法官助理”的互动范式下有条不紊地运行。从我国当前司法权运行状况来看,由于我国法官职业化进程较为缓慢,法官素质参差不齐,这就决定了在配置法官助理时不能如同域外那样采用固定搭配(每名法官配置2~4名助理),而应采用动态搭配机制解决助理人员数额配备问题。
  其二,法官助理的职业定位。从上述域外法官助理的职业定位来看,关于法官助理的定位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可资借鉴。也即,由于每个国家不同的司法状态,决定了其所采取的职业定位标准也各不相同。就我国而言,对法官助理的顶层设计并不是特别明晰,《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将法官助理列入司法辅助人员,在法官助理一节中对法官助理的工作进行了框定{16}。经过认真对比,笔者发现,虽然对法官助理的表述为“协助法官充实辅助性审判事务的人员”,也即,法官助理在行使工作职责过程中不应当行使审判权。但是,为法官助理列举的工作事项中又包含了行使审判权的事务。笔者曾以“在现有体制下,法官助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是否行使了审判权”为题进行司法实践调研,在38名受访者(法官助理)中,有12人选择“在辅助工作中行使了审判权”、11人选择“部分行使审判权”,只有6人选择“未行使审判权”[6]。可见,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司法实践,都没有对法官助理作出明确的定位。
  其三,法官助理的职业保障。德国对司法公务员的保障包括薪酬、职务等级等,法国审前主事官的待遇和职务等级均低于法官,但相对于同序列公务员而言,其在职务等级、薪酬方面则有较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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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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