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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化分析
【英文标题】 Type Analysis of the Mandatory Provisions on Effectiveness
【作者】 石一峰【作者单位】 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分类】 民商法学
【中文关键词】 类型化方法;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资质缺乏;合同行为禁止;合同行为方式不当
【英文关键词】 type analysis; the mandatory provisions on effectiveness; lack of contract qualification; prohi-bition of contract acts; improper form of contract acts
【文章编码】 1672-7320(2018)02-0091-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83
【摘要】

在一般的解释规则中,除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之外,类型化方法亦是解释和适用法律的重要手段。类型化方法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判定中的运用是通过选取广泛的案例样本,以案例判决事实中相似特征的相同评价为标准进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类型梳理。从我国现有法律及司法实务出发,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可分为涉及合同资质缺乏类和合同行为禁止类,其中合同资质缺乏类可分为权利和许可本身流通资质缺乏类,因涉重大公共利益的限营、特营准入资质缺乏类;合同行为禁止类可分为行为对象禁止类,行为本身禁止类,行为超过特定限量禁止类等。而涉及权利和许可之衍生产品流通资质缺乏,一般市场准入资质缺乏,一方合同行为禁止以及合同当事人行为方式不当,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排除类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类型化是一个不断开放的体系,需依据新规范和案件进行完善。

【英文摘要】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such as literal interpretation,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etc., the type analysis is also a method to interpret and apply laws. Type analysis of the mandatory pro-visions on effectiveness is to sort out the types of the mandatory provisions on effectiveness by selecting a wide range of case samples and applying the same evaluation on similar features of facts in the judgment as a stand-ard. From our existing legal system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 types of the mandatory provisions on effectiveness can be divided into lack of contract qualification and prohibition of contract acts. The former one can also be di-vided into lack of market circulation qualification of right and license itself, and lack of market access qualifica-tion of limiting operation and franchising involved significant public interest. The latter can be divided into prohi-bition of object, prohibition of consequence, and prohibition of breaking specific limits. While the products are re-lated to lack of market circulation qualification of right and license, lack of general market access qualification, prohibition of contract acts of one party, improper contract acts way are not the types of the mandatory provisions on effectiveness. Type analysis of the mandatory provisions on effectiveness is a constant open system, which needs to be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 new provisions and cases in later stud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5738    
  一、问题的提出
  强制性规定影响合同效力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1]{1}(P226){2}(P35-51){3}(P227)。从当代民法视角观之,此为国家强制对私人自治的限制,关涉合同自由与国家管制之界限问题。此种界限的确定在于正确识别和判定强制性规定,即明确何种类型之规范可致使合同无效。在立法上,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和第58条第1款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或社会公益的法律行为无效;《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合同法解释一》第4条将“强制性规定”限定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而将“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排除在外;《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进一步将“强制性规定”明确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民法总则》第153条也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此等规范之演变虽在理念上排除了“违法=无效”的思路,且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中致使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明确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2],但如何识别导致合同无效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尚无定论。
  从现有研究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之识别已从字面文义解释或法律位阶之限制转向规范目的解释{4}(P16-17),但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化研究,仍没有达成共识。虽有学者进行了类型化的尝试,但要么具体类型划分上过于笼统{5}(P178-179),要么属于类型化的经验介绍{6}(P250-308)。另有学者对类型化提出质疑[3]{7}(P47-55),指出类型化在日本已走到尽头[4]{2}(P35-51);抽象的“类型化”方案都不完全成立{8}(P122-129),且类型化的过程中会产生更多争议[5]{9}(P110-121)。此外,还存在以规范分类方式进行规范识别的研究[6]{10}(P110-125){11}(P188-196){12}(P32-37),该类研究旨在克服传统上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二元分类法中过于僵硬的非此即彼的做法[7]{13}(P187-202),对法律规范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从研究结论上看,规范分类的确有助于排除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在研究进路上属于抽象到抽象的过程,其分析对象是规范本身[8]{14}(P338),而未从现实案例出发,会导致对法官的裁判指引功效不足。
  理论争议与立法不足,导致司法实务出现混乱,同案异判者时有出现。如远东复合纤维有限公司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青禾公司是被告嘉禾公司的股东,但嘉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对青禾公司担保合同的行为未经该公司股东会的决议,违反了《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该规定旨在保护公司内部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控股股东的侵害,属于法律上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9]。在中建材集团公司案中,法院审理认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将对外担保交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虽有违《公司法》第16条之规定,但该条为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在《公司法》未明确规定违反《公司法》第16条对外提供担保无效的情形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应予确认[10]。另外对于集体土地租赁合同中“改变土地用途未经法定程序审批”是否有效问题,在认定《土地管理法》第12条“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时,也有不同判决,如有判决直接表明该条“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11],也有判决表明案涉土地属于集体土地,且没有相应规划、审批手续,签订的“房屋联建协议书”改变土地的用途,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指第12条)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12]。综上可见,实务中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判定的争议之大。
  学理及实务之争议表明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定仍未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程序。因文义解释与法律位阶限制的局限以及目的性解释操作的复杂性,有必要将判定方式转向类型化分析[13]{15}(P34)。从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以及司法实务中操作的便利来看,以类型化的方式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将使得裁决更简便,同时也更有利于建立统一识别体系,达成司法实务的统一。
  为此本文将从司法裁判本身出发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进行类型化研究。此种方式不同于规范分类,而是以“类型思维去把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14}(P337),即通过选取广泛的样本并以一定的标准对样本进行界分和筛选,从而确定相应的类型体系。在此,所要解决的问题是:(1)以案例进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类型化分析的类型标准为何;(2)以我国司法实务为分析样本具体能确定哪些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类型。
  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类型化的标准选取
  (一)类型化标准的基准
  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定,一般的解释规则从规范的特征、文义和目的解释出发,但这些解释规则受概念与逻辑的限制,在判定上存在困难。此时,另一种思考方式——类型化思维,成为对此的补充{14}(P337)。我国学理上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类型化研究的不足和质疑主要源于对类型化方法的认识不足,同时也缺乏可操作性的类型化方式。类型化是在对概念化批评的基础上兴起的[14]{16}(P27){17}(P38-47),概念化是对经验世界中的事物进行某种要素的抽象提炼,进而形成相互得以对立区分的概念;类型化在对待经验世界中的事物时,却不再以孤立甚至对立的方式进行概念的描述,而是将事物的特征和关系维持结合状态{18}(P368-369)。如面对人这一事物,概念思维将人区分为相对立的男人和女人,类型思维则以人的某种特征作为标准将人分为温和的人,善解人意的人,凶残的人等,要素特征被类型描述保留{14}(P338)。
  因而较之于抽象概念思维的单一性和封闭性,类型思维更具层级性和开放性。类型也比概念更具体,因而更易让人理解。与概念化相同,类型化的第一个步骤也是从有关的具体事物中区分出一般的特征、关系及比例,并分别赋予名称。然而,在抽象概念的思考中,这些特征被确定为孤立的要素,并在概念化的过程中一再放弃这些要素,进而构建出越来越一般的概念;类型化则是让构成要素维持结合状态,仅系利用这些要素来描述(作为要素整体的)类型{14}(P338)。如上述对人的区分中,类型较之抽象概念尽可能多地保留了事物的个别特征,所以其更接近生活事实,但又并非事物所有特征的简单罗列,因而也与具体的、个别的社会现象保持距离,从而使其具有相对的确定性。
  据此,类型化的标准首先针对的是现实中的具体事物。就法学中的类型化而言,其样本应当是现实中的案例。其次,类型标准是对同一类型下事物的相同价值评判,如A事物具备a、b、c、d、e特征,B事物具备a、b、c、f、g特征,以a、b、c特征为标准,A和B就属于同一类型{19}(P11),因此相似特征的相同评价是类型标准的核心。最后,类型化具有开放性,类型标准本身的选取应具有建构性,以应对事物之变化。
  (二)现有类型化标准之不足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以规范分类方式进行规范识别与一般的类型化研究仍有一定区别。因为规范分类实际上是抽象化的赋予某些规范群一个名称,进而起到识别规范的作用。虽然越具体化的规范分类在描述上越接近类型的描述,但论证的起点及过程与类型化不同。规范分类的方法是对业已抽象化的规范进行分类并赋予名称的过程。由于其是一种从抽象到抽象的过程,缺乏现实世界的信息支撑,就可能因缺少与现实世界的对应而不周延。同时规范分类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识别而言,只能起到排除的作用,而无法从正面论证何谓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终只能陷入“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致使合同无效的规定”这循环论证之中[15]{20}(P1285)。较为具体的规范分类虽然针对强制性规定进行了再细分,但由于再细分本身不是在同一层级进行的,因而存在交叉[16]{21}(P54-61)。
  从比较法上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化研究并不以规范分类的方式进行。如德国Staudinger注释书{22}(P35ff);英美法系中R. A. Buckley教授{23}(P157),杨桢教授{24}(P1-32),何美欢教授{25}(P382-422)的类型化分析都是基于现实案例的整理。因此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类型化应当以判例为基础,根植于现实经验世界。其首先应当修改上述规范分类研究的方式,在类型化的样本选择上,不再以成文规范作为对象,而是应当以大致具有相同特征的因法律规范致使合同无效的案件作为样本[17]{26}(P105-118)。因为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言,其核心在于强制性规定致使合同无效,而法律规范与现实世界的连接是具体的案件。第二,为了避免上述规范分类不周延或重复的情形,类型化需要在同一层面上进行类型的区分,这就需要确立统一的类型化的标准。此时,“是意义或者说是评价的观点,指出了法律上类型构筑的建构性因素;在此,经验的诸表象在一个规范性的尺度下被‘总括视之’”{27}(P128)。因而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类型化而言,应当以个案事实相似特征的相同评价作为类型化的标准。最后,为避免上述规范分类方式的封闭性,应特别注意类型化的开放性,其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类型之间的相互交融使得类型存在变动和发展的动力,因而类型化体系之完成并非一劳永逸,相反是一个“类型化——再类型化”的反复过程。在此意义上,本文仅是基于现有案例的一次类型化尝试,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类型还需要法律人不断努力去构建。
  (三)类型化标准之重构
  上述分析回应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类型化分析在我国不足的成因以及其与规范分类方法的区别,同时明确了类型化的基础理论以及类型化的具体操作方式。为此,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类型化分析将面向我国司法实务,选择其中因某一规范而合同无效的案件事实作为类型化的样本,同时以案件事实中获得相似评价的某一特性为类型建构的标准。
  从司法实务中判别合同是否无效的案件来看,法院裁判的关键是看构成合同“场景”的要素有无瑕疵。换言之,双方当事人,当事人所处的周围情势,当事人的行为等合同“场景”要素是合同案件的相同特征。合同作为一种法律行为,是“旨在产生特定法律效果的私人意思表示”{28}(P23),合同场景之各要素共同“铸就”了合同之意思表示。但是此种私人意思表示需通过法律秩序的认可,来判定意思表示旨在进行的“法律形成”在法律世界中的实现[18]。法律秩序的实现需要国家意志的介入,此即国家强制对私人自治的限制。作为法律秩序维护者的法院在对待一个案件事实时,也会通过对案件事实中构成合同的各要素进行评价,即通过对法律行为意思表示构成的评判,来决定私人间意思表示能否发生法律上的效果。法律行为意思表示之构成包括:第一,行为人之意思表示能力或资质;第二,行为人意思表示内容;三,行为人之意思表示方式,法律对于法律行为的控制就体现在此三方面{29}(P122)。为实现和维护法律秩序,法院在评判诉争合同时,对于合同此三项相似特征也将进行相似评价,因而此三项特征可作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类型化的标准[19]{30}(P122-134)。
  但需注意的是,法律行为的此三方面仅为确定合同“场景”的框架性考虑要素,对于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还需以此三方面为指引进行更细化的考量,换言之对于法律行为三方面有规制内容的法律规定并非都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使得法律行为本身成为不法规则,只有当法律行为因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存在而构成不法规则时,法律秩序才可以不承认其效力{28}(P343)。因而法院在评判合同行为时,需要再细分合同行为(场景)的构成。合同“场景”要素的再细分需要结合法律体系本身对合同意思表示的控制,如行为人之意思表示能力或曰资质,通常由行为能力制度进行一般性规制,并通过各种行政许可规范进行特别规制,行政许可规范通过市场流通资质与准入资质控制合同行为;行为人意思表示内容是行为人意欲达到法律效果的具体展现,内容上涉及行为对象,行为本身及其后果等;行为人之意思表示方式,则是合同行为意思表示的载体和程序,如书面形式、登记形式、批准形式等(具体合同“场景”要素如表1所示)。
  表1 合同“场景”要素表[20]

┌──────┬─────────────────────────────────┐
│意思表示构成│合同场景要素合同场景要素细分细分                 │
├──────┼───────┬─────┬──────────┬────────┤
│行为人之意思│合同当事人资质│行为能力资│年龄        │作为一般意思表示│
│表示能力或曰│       │质    │          │能力控制制度,其│
│资质    │       │     │          │控制的是合同的一│
│      │       │     │          │般生效,在此不予│
│      │       │     │          │以分析     │
│      │       │     ├──────────┤        │
│      │       │     │精神状况      │        │
│      │       ├─────┼──────────┼────────┤
│      │       │市场流通资│权利和许可本身流通资│—       │
│      │       │质    │质         │        │
│      │       │     │权利和许可之衍生产品│        │
│      │       │     │流通资质      │        │
│      │       ├─────┼──────────┼────────┤
│      │       │市场准入资│市场一般准入资质  │—       │
│      │       │质    │          │        │
│      │       │     ├──────────┤        │
│      │       │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限│        │
│      │       │     │营、特营准入资质  │        │
├──────┼───────┼─────┴──────────┼────────┤
│行为人意思表│合同当事人行为│行为对象            │属对象绝对禁止类│
│示内容   │       │                │,无流通之可能 │
│      │       ├────────┬───────┼────────┤
│      │       │行为本身(对权利 │行为量之维度 │如价格,期限等 │
│      │       │义务的安排)   │       │        │
│      │       │        ├───────┼────────┤
│      │       │        │行为质之维度 │指向特定行为后果│
├──────┼───────┼────────┴───────┼────────┤
│行为人意思表│合同当事人行为│行为方式为合同成立要件     │行为方式是意思表│
│示方式   │方式     │                │示的载体和程序 │
│      │       ├────────────────┤        │
│      │       │行为方式为合同对抗要件     │        │
│      │       ├────────────────┤        │
│      │       │行为方式作为合同法定形式    │        │
└──────┴───────┴────────────────┴────────┘

  如表1所示,合同“场景”要素作为经验世界的事实层面,依据意思表示的规范进行了归类,这些再细分的要素就成为一种类型标准。当一个案件事实进入法院的评价体系中,法院作为法律秩序的维护者,对案件事实中的这些合同要素会作出相似的评价,即要素违反法律规定会出现怎样的法律效果。当所有案件中某一要素违反法律规定均得到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此要素可纳入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类型,反之则排除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类型。下文将从合同“场景”要素出发,结合具体的案例进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类型化构建的尝试[21]。
  三、合同当事人资质缺乏类
  资质是行为主体能否从事某一行为的资格,合同当事人资质(权限)是进入合同“场景”的前提。以实务案例为基础并结合《行政许可法》第12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资质可分为:市场流通资质(主要涉及该条第1项及第2项中的“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等权利的流通、第4项中“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的流通)和市场准入资质(主要涉及该条第3项中的“资格、资质”,第5项“主体资格”及该条第2项中的“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两类。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行政许可法》第13条列出了行政许可的可排除范围,这些在进行类型化考量中也应予以考量,对于可通过其他途径实现规范目的的尽量不纳入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类型。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一)市场流通资质缺乏类
  市场流通资质主要涉及一系列需批准的权利和许可及其衍生产品的流通问题。对于市场流通资质具体又可分为权利和许可本身的流通资质及权利和许可之衍生产品的流通资质。但两类中仅涉及前者的可归入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后者是排除类型。
  1.权利和许可本身流通资质缺乏类归入的原因
  在实务中有大量关于权利和许可本身交易的案例,这些案例中涉及的是“批准”与“禁止”对合同效力的影响问题。如对于转让探矿权、采矿权合同的效力,实务中大多认识到了《矿产资源法》第6条中存在的“经依法批准可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情形和其他“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情形的区分,如河南省宏凯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南省宏力集团有限公司案中,法院认为“有关部门未办理批准手续,合同尚未生效”[22];在贵州省麻江和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邵良君、孙光星案中,法院也认为“探矿权转让必须经相关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依法审批,在未经审批之前,合同成立,但未生效”[23]。但也有少数案例将“批准”等同于“禁止”而作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来看待[24],此显然混淆批准与禁止的意义,批准对于合同的意义在于追认以确保“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并不禁止探矿权、采矿权的转让;而在其他情形中“禁止”是为了防止“倒卖牟利”,破坏矿产资源开发的秩序,属于禁止之列。
  对于此种须经批准才能转让的权利,依据《合同法》第44条以及《合同法解释一》第9条对此的解释,批准手续在合同意义上是合同生效要件,意即当合同违反要求批准、审批的法律规范时,合同不是无效,而是效力待定,只有“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才认定为无效。但此时的无效并非依据《合同法》52条第5项的结果,而是合同欠缺生效要件的结果。从本质上看,在此情形下,该类权利已具备市场流通之资质,只是未履行相关程序手续。
  同样在资源开发配置中,也存在诸多权利和许可市场交易的案例。其中最重要当属土地资源,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实务中大都认识到了诸如《土地管理法》第63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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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 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总则.解亘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解亘.论违反强制性规定契约之效力——来自日本法的启示.中外法学,2003, (1).

{3} 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石一峰.强制性规定的目的性解释.法律方法,2014, (16).

{5}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6} 耿林.强制规范与合同效力.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7} 冀诚.对我国合同法上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分析.北方法学,2012, (4).

{8} 孙鹏.论违反强制性规定行为之效力——兼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理解与适用.法商研究,2006, (5).

{9} 刘凯湘,夏小雄.论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历史考察与原因分析.中国法学,2011, (1).

{10}王轶.论物权法的规范配置.中国法学,2007, (6).

{11}钟瑞栋.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公法与私法“接轨”的规范配置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2}许中缘.民法强行性规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3}张谷.略论合同行为的效力——兼评《合同法》第三章.中外法学,2000, (2).

{14}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5} Westphal. Zivilrechtliche Vertragsnichtigkeit wegen Verstosses gegen Gewerberechtliche Verbotsgesetz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85.

{16}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7}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法宝

{18}埃德蒙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9}刘士国.类型化与民法解释.法学研究,2006, (6).

{20}姚明斌.“效力性”强制规范裁判之考察与检讨——以《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的实务进展为中心.中外法学,2016, (5).

{21}许中缘.论违反公法规定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再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法商研究,2011, (1).

{22} Rolf Sack, MaximilianSeibl(Hrsg.).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Berlin: De Gruyter, 2011.

{23} R. A. Buckley. Illegality and Public Policy.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13.

{24}杨桢.论英美契约法的不法约定.东吴大学法律学报,1999, (2).

{25}何美欢.香港合同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6}李可.类型思维及其法学方法论意义——以传统抽象思维作为参照.金陵法律评论,2003, (2).

{27}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8} Werner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Zweiter Band: Das Rechtsgesch覿ft.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1992.

{29} Hans Brox, Wolf-Dietrich Walk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München: Vahlen, 2012.

{30}叶名怡.我国违法合同无效制度的实证研究.法律科学,2015, (6).

{31}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4年商事·知识产权专辑.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32}王轶.合同效力认定的若干问题.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 (5).

{33} Rüthers, Stadl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München: Beck, 2014.

{34}陈融.探寻契约效力的哲理源泉——以民法法系“原因”理论为视角.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1).

{35}顾祝轩.民法系统论思维.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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