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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我国民事主体结构的重构
【英文标题】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Civil Subject
【作者】 赵万一 乔枫【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民事主体 抽象人格理论 团体人格观 非法人团体
【英文关键词】 civil subject;the theory of abstract personality;the view of group.personality;unincorporated organization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2
【页码】 86
【摘要】

近代民事主体结构立基于抽象人格理论之上,以市场交易主体论为基础的团体人格观抑制了多样化的社会团体的发展,非营利组织的蓬勃发展昭示着传统的团体人格观应当加以修正,法人登记制度的改革及有限度地承认非法人团体的民事主体地位是必要的。同时,农村集体组织及国家的民事主体地位问题也应当加以重新审视。

【英文摘要】

The neoteric structure of civil subject wa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bstract personality:the view of group—personality,whic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man,restrained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social groups.The development of the NPO showed that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group.personality should be modified,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of juridical—person and acknowledge the civil subject qualification of the NPO.Whether rur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Nation be civil subject or not is also should be reconsider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9498    

在民法典制定的学术讨论中,对物权、债权等领域的探讨既多且深,但对作为权利归属者的民事主体的讨论则显得不够深入。在当今,二元主体结构所依凭的抽象人格理论和团体人格观正随着对全民阶层人权的关注而日益遭受现实的冲击,民法学界内部“对具体的人加以关注”的呼号愈演愈烈。另一方面,20世纪末开始席卷全球的“结社革命”浪潮使非营利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被纳入各国视野,非营利团体的兴起也冲击着传统民事主体结构所依凭的市场交易主体理论。对诞生于德国的二元主体结构的反思,尤其是对法人制度基础理论的反思,在制定21世纪民法典的今天是必需而紧迫的一项工作。

一、对二元主体结构的反思——抽象人格理论、交易主体说与传统的团体人格观

1804年《法国民法典》“排除了中间团体而只承认个人”。[1]对个人人格抽象的目的在于赋予个体人以法律上的平等,然而这一平等并非是全民意。义上的,“民法典编纂者心目中的、给民法典的风格以烙印的理想形象……是有产者的市民阶级的理想形象”。[2]追随而至的《德国民法典》更在哲学的思考中辨识究竟“谁”才能成为被平等对待的一员。在对生物人(homo)的评价中,虽然一律被给予了相同的“权利能力”,但只有那些“愿意发誓放弃毫无拘束的冲动、并愿意生活在理性的秩序中的人……(才)被欢迎加入行为能力人的范围”,[3]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才被认为“享有真实的人格人的自由,即作为所有权自由、营业自由、合同自由”。[4]虽然“权利能力”为所有的生物人戴上了相同的面具,然而对具体的人的评价却残留着对强者的崇拜和对弱者的鄙视。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商事组织的壮大,市场交易团体被认为是个体人联合起来在市场交易中追逐利益的有效形式,法人法律行为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指向增进财产、所有权的理性和财富的积累”,[5]团体人格之所以被立法所承认,最终在于有限责任能够“鼓励私人投.资”,[6]因此这种承认仅仅限于市场交易层面。而对于那些追求社会宗旨的社团,则被立法者认为是“有害于公共利益的组织”[7]而被定性为所谓“无权利能力社团”,并因没有注册登记程序而达到了事实上的否认。建立在交易主体理论上的德国法人制度就是这样抑制了目的多样化的社会团体的发展。而在当今,非营利部门径称自己为“市民社会(Givil Society)”,传统意义上的公益及互益事业被上升为市民成员经由其个体的目的性联合来弥补政府市场的不足,这已然突破了交易主体理论的思推。不可否认,抽象人格理论曾将人从宗教、行会家庭等其所不欲的团体中解放了出来,从而为个体人实现其自由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但以交易主体论为基础的团体人格观却又在另一个层面上阻碍了个体人组成其所欲组成的团体。正是近代民法这一缺陷,使我们必须在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新审视团体人格理论。

在法人制度的描述中,“交易主体说”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有限责任、交易便利、技术性几乎等于法人的全部。然而,全球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实践告诉我们:个体人的自由不是经由孤立,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联合过程中实现的,人的追求不仅仅限于市场交易和政治生活。市民社会的实践已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上将自己剥离出市场交易领域,“国家一市民社会”的二分法正在被“国家一市场一市民社会”的三分法所取代。我们认为,在抽象个体人格与团体人格的演进过程中,在身份走向契约之后,个体得以通过意思自治基础上的联合组成其所欲的涉及市民生活各个领域的团体,同一个体不但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身份”,而且还能同时具有“多样化的身份”,这正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所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身份观,其与“市场交易基础上的联合”相区分,也与国家意志基础上的人的联合相区分。新身份的形成与新的团体人格的形成是相交融的,其从抽象人格理论中承继了“个体的自由”——即创设自己的身份或创设某一团体,以及脱离这一身份或团体的自由——这是近代民法的价值根基之所在,其实现方式即是意思自治基础上的契约缔结;其又将传统的团体人格理论加以拓展,即作为“无特定目的之存在体(ein zweckfreier Dasein)”[8]的个体的人,并非毫无目的,而是其生而目的多样化,若干个体可以依据其各自多样化目的中共同的一个或若干个来组成一个以达至该目的为己任的“目的性实在体”,个体的人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目的性实在体”之中,而每一团体都不局限于市场交易领域。在对这一团体理论进行评价的时候,传统民法理论难以发挥作用,因为其本身就是在破除传统民法对个体联合束缚的基础上才得以产生的,对其的评价应当首先立基于当下社会的现实,以及业已更张的相关社会学科的理论。

二、民事主体的界分与构建

传统民法对民事主体的界分非常简单,自然人始自出生,而自然人所组成的团体是否能成为民事主体,则由立法对不同类型的团体给予不同的评价。近代民法首先在市场交易领域承认了团体人格,法人制度一开始就是为“营利法人”而设计的。在德国民法典及其继受国的民法典中,虽然大都在营利法人之外又规定了“非营利法人”或“公益法人”,[9]但其涵摄的社会现实却是文明社会自始便已存在的社会团体类型,如“祭祀、宗教、慈善、学术、教育等”,[10]而其外的社会性团体,则多被归入“无权利能力社团”中而否认其民事主体资格,对民间组织乃至非营利团体的认识,显为偏狭。从1998年修正的《匈牙利公益组织法》、[11]2003年修正的《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12]对非营利组织的分类中,我们可以发现对社会性团体的主体地位加以规范是现代民法所不可回避的。民事主体结构的反思需要的不是法条的引入,而是观念的更新。

在当下法典化进程的讨论中,对民事主体的疑惑基本是因传统法人制度对不同的团体以不同的评价所造成的,而德国术语概念型的法典条文则将这一问题掩藏起来。“民事主体就是法律所承认的主体”的实在法观点对立法而言难有真正的指导意义,探究孰应成为法律所确认的主体,才是关键。从德国传统民事主体制度的运作实效来看,其流弊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在立法理念上将大量社会性团体排除在外,对个体联合的认知程度远远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的需求;其二,通过登记制度造成法人与“无权利能力社团”的区分,并将后者评价为合伙,《德国民法典》第54条规定:“对于无权利能力的社团,适用关于合伙的规定。以这种社团的名义向第三人采取的法律行为,由行为人负个人责任;行为人为数人时,全体行为人作为连带责任人负其责任。”非法人即合伙,是德国民事主体结构的真实写照,而这种简单的归类难以应对社会复杂的现实生活;其三,主体类型的界分不明,导致风险和责任承担方式的同一化,非营利主体同营利主体承担相同的风险,把对第三人在交易领域中的利益保障置于互益(Mutual Benefit)与公益(Public Benefit)之上,不但在理论上矛盾重重,更在现实中抑制了非营利团体的发展。一个贪求私利的股东无论其公司如何劣迹斑驳,其责任也只限于出资范围;而一个无私为社区奉献的团体,却仅因其不能登记为法人而必须由其成员承担无限的风险,传统民法对公益、互益事业的阻碍乃至对个体联合的抑制是显而易见的。正是由于这种主体制度设计的缺陷,德国实务及理论界也对此进行了不断的修正,在放宽法人登记限制的同时,肯定非法人非营利社团“不存在重要的债权人利益,也不存在其他需成员负无限责任的现实原因,所以,没有适用合伙法的必要”,[13]其可以通过章程进行责任限制,“就社团‘董事会’通过法律行为发生的债务,仅以由共同共有约束的社团财产承担责任,成员不承担责任”。[14]而日本通说亦认为:“未登记非营利性社团的社员应承担有限责任,其理由在于:这些社团不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债务风险较少,第三人信赖保护无强化必要。”[15]人的个体联合的多样化发展,尤其是非营利事业的蓬勃发展,已然改变了传统理论对“有限责任”的认识:当这一鼓励投资的法律制度被投资者所滥用时,挡在其面前的面纱将被刺破;当人们为了公益或互益而组成团体时,即便没有登记为法人,与追逐利益的团体相区分的责任制度也会主动对其加以保护,主体区分的意义正是在此。开弓没有回头箭

时下对民事主体结构的构建,宜从以下几个层面加以考虑:

首先,应当打破传统上对主体所进行的界分,努力回到社会现实,在肯认人基于不同目的结为团体的基础上,在宏观上做出营利与非营利两大区分。这一界分是以个体联合的目的不同为标准的,其从根本上将个体的联合拓展到了市民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这一界分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前述的责任承担方面:非营利团体(尤其是其中的公益性团体),即便尚未登记为法人,也不因此使其成员承担无限责任,而对于未登记为法人的营利性团体而言,则应类推适用合伙的规定。在责任承担方面,合伙意味着债务对于个体的无限性与连带性,类推适用合伙制度的前提应当与适用连带债务的前提是一致的——即出于对债权人的保护和对交易安全的保障。对于非营利团体而言,其所进行的交易行为一般被称之为“收益活动”,主要用以保障该团体的运营开支,多为一种“辅助业务”,并且其所能参与交易的类型一般也受到限制,[16]在与相对方进羧易时,对作为营利性主体的相对方的谨慎与注意义务的要求应当高于非营利团体,同时,非营利团体一方还承载着公益及互益性的社会价值,与单纯交易主体有本质的区别,就此而言,对非法人非营利团体没有特别保护债权人的必要,并且利益的衡量方面也不能单纯考虑交易安全,固而应采有限责任。

其次,改革法人登记制度,使非营利团体登记为法人更趋便利。各国民事主体立法革新的主要标志就是非营利组织的法人化,对于目的多样化的个体联合的主体建构,实现方式主要有两个:一是仍然遵循传统民事主体制度,时下主张将非法人组织全盘纳入民事主体结构之中的观点就是这一方式的极端表现;另一种则是抛弃传统的市场交易主体理论,将社会日益需求的目的多样化的团体纳入到法人体系之中。对于前者,是一种较为落后的方式,因为即便如日本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也正已民事主体专门法的形式将诸多为传统主体立法理念所不容的社会性团体纳入到法人体系之中,而非在法人体系之外将所有团体一并纳入。在个体联合需求日益膨胀的今天,改革法人登记制度,使类型多样化的个体联合更容易取得法人资格,才是民事主体立法革新的大势所趋。就各国法人登记制度来看,主要分为法院登记和主管机关登记两类,前一类以德国为代表,以法院为登记机关在19世纪法人类型单一、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尚可接受,但在今时则难以施行。以主管机关为登记机关应当成为我国法人登记制度改革的方向,其优点在于:1.避免主管机关与登记机关的不一致,从根本上解决双重管制问题,降低成本;2.非营利法人往往以弥补某一方面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缺陷为己任,主管机关作为登记机关可以给予其必要的支持,同时便于市民团体与政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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