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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罪”之渊源与哲学依据
【英文标题】 The Origin of Sin and Its Philosophy【作者】 郑定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分类】 法律社会学
【中文关键词】 罪 渊源 哲学依据【英文关键词】 Sin;origin;philosophical accordance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5
【页码】 40
【摘要】

在世界各民族语言中,“罪”都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用语。但“罪”的法律意义背后,有着很深的哲学意蕴。首先,“罪”与道德密切相关,在很多情况下,“罪”的判断实际上就是一个道德判断;其次,“罪”与宗教也有极深的渊源,在人类历史的一些重要进程中,宗教教义对于“罪”的内涵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罪”也意味着社会责任的背叛,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罪”都是在与群体、与他人的联系中得以确定的。所以,从“罪”的渊源上进行探索,有助于我们对于法律、刑罚的深刻认识。

【英文摘要】

Across all languages worldwide,“sin”is a frequently used word.Yet,behind its legal meaning,the word“sin”also possesses sociological,anthrop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meanings.First,“sin”is closely related with morality.In many cases,the judgment of“sin”is actually a moral judgment.Second,“sin”is originated from religion.During some important courses in human history,religious doctrines have greatly affected the connotation of“sin”.Meanwhile,“sin”means the betrayal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In most cases,“sin”is related with crowds of people and others.Exploring from the origin of“sin”will help us to buil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law and penal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9515    
  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中,“罪”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法律用语,所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罪”是一个极为熟悉的概念。但是,到底什么是“罪”?“罪”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给人定罪?为什么一些人有权给另一些人定罪?而一个人被认定“有罪”后,为什么一定要受到某种惩罚?细究起来,每一个问题都有着很深的哲学意味。
  一、罪——道德之违反
  如果我们不是一开始就从刑法和犯罪的角度考虑,而是从更广泛的范围去思考的话,我们一定会发现,“罪”首先是一个道德的、伦理的评价,经过若干层级的演化、演绎后,才变成一个法律上的专门用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罪”、“罪恶”、“罪过”、“罪孽”、“罪有应得”、“罪魁祸首”等用语,尽管在某些场合也许会带有宗教上的含义,但基本上首先都是指道德意义上的不当行为,如过失、过错或内心的愧疚。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有时某人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或是行止有亏,就常常会说“罪过!罪过!”在东隅逸士所编评书《飞龙全传》中,有一段话描写赵匡胤与结拜兄弟张光远、罗彦威等人戏骑泥马、看谁将来能做皇帝的情节。罗彦威在三人中年龄最小,但抓阄在先,所以他先向赵、张二人“告罪”说:“二位兄长,小弟占先有罪了!”[1]在这里,“有罪”即是一个标准的道德评价。而只有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罪”才是意指法律上的“犯罪”、“定罪”或“罪行”。在前述评书中,赵匡胤等戏骑泥马事发,当时的皇帝龙颜大怒,在朝中问众公卿:“赵匡胤戏骑泥马,惑乱人心,卿等公议,该当何罪?”[2]这里的“罪”,则明显是法律意义上的“罪”了。可见,作为道德评价的“罪”,方是“罪”这一概念的原本涵义。而且,这种本来意义上的“罪”,诸如“得罪了”、“得罪人”这样的词语,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之中。也许,只有追溯“罪”的原本涵义,方能厘清法律意义上的“罪”的内涵。
  中国有一句老话:人为万物之灵。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天、地、人”通称“三才”。天地化育,而有人文。人文始奠,由个体而有家庭、由家庭而有社会,由社会而有君长,至此而“人文初备”,社会由此而繁衍发达起来。“人为万物之灵”这句话,充分表现了古代中国人对于人性的肯定和了解。因为在我们人类所能认知的世界里,人确实是文明的创造者,是文明的中心,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但人类的“灵”并非一开始就是完全和充分的。现代科学和理论已经充分证明,“由人到猿”是人类进化的必由之路。在人成为“人”之前,还有相当长时期的“非人类”的、与禽兽无异的生活。美国十九世纪杰出的社会科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的序言中即曾断言:“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有力的证据断言,人类一切部落,在野蛮社会以前都曾有过蒙昧社会,正如我们知道在文明社会以前有过野蛮社会一样。人类历史的起源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3]而且,摩尔根在根据其对美洲易洛魁部落、加诺万尼亚部落、阿兹克特联盟以及澳大利亚土著、古希腊人等古代部落生活状况的分析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由远及近,一般都要经历以下七个发展阶段:
  1.低级蒙昧社会,这一时期始于人类的幼稚时期,止于鱼类食物和用火知识的获得。自有可资考证的历史记录以来,人类部落中已见不到处于这种状态的例子了。
  2.中级蒙昧社会,这一时期始于鱼类食物和用火知识的获得,终于弓箭的发明,处于这一阶段的有澳大利亚人和大多数波利尼西亚人。
  3.高级蒙昧社会,这一时期始于弓箭的发明,终于制陶术的发明,如哈得逊湾区的阿撒巴斯卡人部落。
  4.低级野蛮社会,这一期始于制陶术的发明,属于此一阶段的例子有美国密苏里河东岸的印第安人部落。
  5.中级野蛮社会,这一时期东半球始于动物的饲养,西半球则始于灌溉法的使用。属于中级野蛮社会的例子有居住于墨西哥及中南美洲的村居印第安人。
  6.高级野蛮社会,这一时期始于铁器的制造,终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使用文字来写文章。从此,文明也就开始了。
  7.文明社会。文字出现以后人类文明飞速发展。[4]
  在中国早期的文献古籍中,也不乏“兽居群处”、“聚生群处”和“群居聚处”[5]等关于人类幼年时期生活状况的记载。在远古某个时候,人类的祖先告别禽兽生活,开始用灵巧的双手和人类的大脑去生存,从此开始进入摩尔根所谓的“蒙昧时代”。由混沌的禽兽时代进化到“蒙昧时代”,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进步。但这并非意味着在这一阶段,人类的智能就一下子得到完全解放。实际上,在人类的幼年时期,进化的步伐一度是极为缓慢的。在蒙昧时期,先民们的心智虽然有所解放,但仍未脱离原始的简单和质朴。由于当时尚处在氏族社会时期,个体成员生活在氏族团体之中,他们或她们的亲属关系并不只存在于两人之间,而是存在于“一个人与其团体间”。作为尚未脱离淳朴之气的氏族个体,常常会因为自己的不恰当行为而自身感受到有“罪过”,或是被认为有“罪过”。一般而言,这种“罪过”行为可能来源于三个方面:
  1.对氏族组织某些共同行为规则或习惯的违反。长期以来的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均已充分证明,在尚处在蒙昧时期的氏族社会中,存在着许多维持内部秩序、维护团体共同利益的共同的行为规则或习惯。这些规则或习惯并非某一权威人物或是某一权威机构的有意识的创造,而是氏族团体在日常生活和劳作中自然积累而成的。这些规则或习惯,也是靠氏族成员自觉地遵循。因为在当时严酷的生活和生存条件下,每个成员的利益甚至生命都和团体紧密相连。一个人如果脱离了团体,独立生存的机会是非常渺茫的。因此,当时的社会成员都形成了相同的心理机制,自觉、自发而且主动的去遵循和维护团体规则和习惯。这些规则和习惯主要有:公正地选举及罢免氏族首领;公平合理地分配获得物;在本族内互不通婚;氏族成员间相互援助、保卫和代偿损害;参与共同的祭祀活动等等。[6]如果有人有意或无意中违背了这些世代相传的习惯或规则,不仅氏族组织、全体成员会从维护整体利益出发给予当事人相应的惩罚,即使当事者本人,也会因为给团体带来了损害或危险而感到内疚和“罪过”。
  2.侵犯了部落的图腾或触犯了共同的禁忌。图腾(totem)和禁忌(taboo)是人类早期史研究中两个极为重要的范畴,许多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始终充满浓厚的兴趣。事实上,人类幼年时期的许多东西,包括对图腾的崇拜及千奇百怪的各种禁忌,看起来似乎幼稚,或是不可思议,但在无形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摩尔根说:“人类的各种制度,都起源于蒙昧社会,发展于野蛮社会,而成熟于文明社会。”[7]精神分析学派的鼻祖、著名的弗洛伊德博士也说:“我们若想了解初民在每一个阶段上的发展,就必需探寻他在各方面所留下来的遗迹。比方说:种种出土的碑石器具,对于初民艺术、宗教、人生观的认识(其中某些是我们能直接获得的,有些则来自种种传奇、神话、仙幻故事等),以及仍残存在现代人举止风俗习惯里的古人思想。”[8]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渐进的、或者说是“螺旋式”地上升的,文明社会的种种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构造,都是经过人类初生以来的点滴积累、潜移默化而成。如果顺着历史发展的链条回溯的话,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都可以寻找到自身发展的历史源头。而蒙昧时代以后在各原始部落中都曾经盛行的图腾崇拜和各种禁忌,即与后世的政治、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图腾一词,系英文totem的音译。据专家考证,totem源出印地安语,意为“他的亲族”。经过时间的洗礼,totem逐渐被演绎成一个专用名词,各部族作为种族或部落血统的标志并当作祖先来崇拜的动物或植物,都被叫做“totem”。[9]在人类的蒙昧时代,由于知识、智力的限制,人们对自然常常怀有一种极强的敬畏和恐惧。在对某一自然现象无法理解或无法控制时,恐惧、敬畏就很可能转变成膜拜,并寻求被崇拜者的保护,“图腾”的观念就形成了。图腾崇拜的现象,在绝大多数早期部落中广泛存在着,而且各自有不同的外观和不同的规则。弗洛伊德博士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图腾观的系统取代了一切宗教和社会制度”。[10]然则图腾是什么?弗洛伊德博士说:“它多半是一种动物,也许是可食或无害的,也可能是危险且恐怖;较少见的图腾,可以是一种植物,或一种自然力量(雨、水),它与整个宗族有着某种奇特的关系。大抵说来,图腾是宗族的祖先,同时也是其守护者;它发布神谕,虽然令人敬畏,但图腾能识得且眷怜它的子民。”而且,“同一图腾的人有着不得杀害(或毁坏)其图腾的神圣义务,不可以吃它的肉或用任何方法来取乐。任何对于这些禁令的违背者,都会自取祸应。”[11]在实际上,图腾的意义常常并非局限于其表面上的、作为部族血缘标识或祖先崇拜的象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图腾崇拜是一种超力量的纽带,一方面沟通部落与神、与不可知世界的联系,籍此可以得到上天、祖先或是所崇拜物的眷顾,得到神明的庇护;另一方面则通过图腾崇拜把部落内部的成员紧密的连结在一起,使部落成为每个成员相互扶持,生死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个人对于他人、对于部落、种族所负的责任和应承担的义务,通过共同拥有的图腾,也变得比较清楚了。所以,在很多的情况下,图腾崇拜成为早期部落社会生活中相当重要的内容,籍有图腾崇拜而产生的各种规则、禁制,也就成为部落行为规则、习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规则、禁制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社会某些法律规则的精神意蕴。
  比如说,在关于图腾及图腾崇拜的众多研究中,有一项经常被提到的禁制,即同图腾的各成员相互间不可以有性关系,也就是弗洛伊德博士所谓的“乱伦的恐惧”。弗洛伊德曾肯定地说:“几乎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图腾的地方,便有这样一条规定存在:同图腾的各成员相互间不可以有性关系,亦即,他们不可以通婚。这就是与图腾息息相关的族外通婚现象。”[12]根据弗氏的研究,许多部落对于违反这一禁制的处罚是令人惊异的严厉,主要表现在:
  1.在某些情形下,破坏了其他种图腾禁制的后果是当事者自取祸害,但对于违反了不得乱伦的禁制所招来的往往不仅是自取祸害,而是全族都热切地参与报复和惩罚,有如在处置一件对公众的危险、威胁,或加诸众人的“罪恶”。为了增强这一观点的说服力,弗洛伊德在此还引用了另一学者佛莱则(Frazer)搜集的一则实证资料:“在澳洲与一个受禁制的族人通奸,其处罚通常是死亡。不管那个女人是从小就已同族或只是打仗时的掳获者;那个于宗族关系上不应以她为妻的男子马上会被其族人追获捕杀,对女子来说也是这样。不过有时,如果他们能从追捕者手中逃避过一段时间,则也许会获得宽谅。在新南威尔士的达达奇(Ta-Ta-thi)族,常有这种事发生:男的被杀死女的只被鞭打或矛刺,或两者齐来,直至她几濒死亡;不果决地处死她是因为她可能系被强迫的。就是偶尔的调情也适用这种禁制。任何形式的对禁制的破坏,都被认为极度可恶而处以极刑。”;[13]
  2.即使是露水姻缘,也并未生下孩子的,同样要受罚;
  3.这种“乱伦”的禁制,不仅仅适用于男子与母亲、姊妹等近亲之间,而是适用于一个男子与所有同族的女子之间。[1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同姓不婚”应该是人类社会的最古老的法律之一。而且,古老的图腾崇拜及相应的各种禁制与文明社会的习俗、法律的关系,在这里也表现得比较清楚了。至于“禁忌”一词,英文作taboo,中文常直接翻译成“塔布”或“塔怖”,是一个与“图腾”一样知名、为许多人关注或感兴趣的词汇。从“taboo”一词的发音和结构看,也应该同“totem”一样,属英文中的外来语。弗洛伊德博士认为“taboo”是“玻里尼西亚的一个字眼”。在英文字典中,“taboo”作为名词,有三种含义:
  1.a strong social custom forbidding an act or the naming of certain things,意指针对某一行为或某些事物名称的禁忌的社会习俗;
  2.(one of the)religious,social,or magical rules forbidding the naming,use,or touching of a person or object considered too holy or evil,意指宗教、社会或神秘规则中针对使用、接触、称呼非常神圣或非常邪恶的人及事物的禁忌、忌讳、避忌;
  3.something which religious or social cusyom regards as forbidden,意指那些依宗教或社会习俗被认为是禁忌之物。[15]
  人类学家诺斯尔特·W·汤玛士(Northeote W.Thomes)解释说:“严格说来,禁忌仅仅包括:(A)属于人或物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或不洁的)性质;(B)由这种性质引起的禁制作用;(C)经由禁制作用的破坏而产生的神圣性(或不洁性)。”[16]从这些解释看,我们至少应该这样来理解“塔布”:第一,“塔布”是一种“禁忌”,是一种规则,无论是对于某种事物的称呼的忌讳,还是对于触摸或使用某些物体的禁忌,都是有具体要求、指引人们应该怎么做或不应该怎么做的言行规则;第二,“塔布”所代表的禁忌、禁制与后来宗教或道德意义上的禁制稍有不同,一方面,它并非像宗教教规那样建立在神圣庄严的宗教仪式上,以某种方式向信徒们公开宣示,另一方面,它也不像道德规范那样能明确地说明理由。先民们接受禁忌的禁制,常常是被动的和盲目的,他们从来不去考虑其中的原因,更绝少去提出什么疑问。一般来说,人们相信禁忌的来源是归因于附着在人或鬼身上的一种特殊的神秘力量,这种神秘力量能够利用其他物质作为媒介发生作用。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泛灵论”中得到某些参考。至于“为什么”之类的问题,要到很久很久以后才会出现。第三,“塔布”或许是基于某种早期的宗教理由或社会习俗而产生或存在,但无论如何,它都带有某种神秘色彩。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它一面是“崇高的”、“神圣的”,另一方面又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和“不洁的”。[17]所以,无论现代人从哪个角度、花多大力气去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禁忌”?为什么这条“禁忌”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之类的问题时,答案只能是含糊不清或似是而非的。根据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世界各民族在各自的幼年时期,都存在着自己的“禁忌”,而且像各自的民族特色一样,表现各不相同。有的学者根据对一些原始土著部落的长期研究,把相关的禁忌分为对动物的禁忌、对人类的禁忌以及对其他东西的禁忌三类。关于对动物的禁忌,基本上是禁止捕杀和食用某些受禁制的动物,在这一点上,与图腾崇拜有密切的关联。第二类针对人类的禁忌,则要复杂得多。在一些部落,触摸领袖、僧侣等大人物是一项重要禁忌。而在另一些部落,男人对其丈母娘的种种禁忌则更显得普遍,并曾经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比如说,在班克斯群岛居住的美拉尼西亚人中,男人与其丈母娘互相不可接近。若两人在小径相遇,女的会站到路边背对着自己的女婿直至他离开,若是方便的话,男人也许会掉头走另一条路。在另一部族里,男人甚至在其丈母娘的足迹未被潮水冲去之前,不敢走同一海滩,在与自己的岳母交谈时,两人都要站远远的,而且不可以提及对方的名字。类似的情形,在所罗门群岛、在东非及尼罗河流域的班图族土著中都存在这种奇异的男人与其丈母娘间的禁忌。住在尼罗河流域的一支名叫巴索加(Basoga)的班图族部落中,男人只有在丈母娘在另一房间、彼此看不见时,才与她对话。在有些部族,类似的两性之间的禁制,除女婿与岳母外,还扩大到男子与妻舅之妻之类的姻亲关系之中。至于第三类针对其他事物的禁忌,则很不固定,多半会是树木、房屋或是某种充满怪异、让人感到恐怖的东西。靠近、触摸此类禁制物或是经过禁制的地段,都有可能成为一项重要的禁忌。[18]
  研究者们认为,违反图腾崇拜的种种规则或是破坏部落代代相传的禁忌的行为,其后果当然是带来某种惩罚。在早期,破坏禁忌或侵犯图腾所遭受的惩罚,是由一种精神上的或者说是自发的力量来控制,也就是说,是由被侵犯的图腾和被破坏的禁忌本身来执行报复。在最初,这种侵犯与报复的对应关系只存在于行为人与禁忌或图腾之间,并不涉及他人。由于触犯者长期受到图腾崇拜或某种禁忌说法的影响,使他在并没有任何外在的惩罚威胁的情况下,产生一种强烈的内心确信,一种道德上的信念,即深信任何对图腾的不敬、任何对禁制的破坏都会导致自取祸殃。比如说,一个人不慎食用了被禁忌的食物后,很可能便由此陷入一种极端的精神恐惧或忧郁而不可自拔,在预期的死亡阴影中终日不得安宁,最终因恐惧而死。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利益意识的增强,对图腾的侵犯、对禁忌的违反行为不再被认为仅仅属于个人之“过恶”,而且也不再是当事人“自作自受”,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们开始加入到惩罚者的行列,开始主动地形成若干规则,对侵犯者、违禁者加以处罚。因此,正如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所说:“随着文化形态的改变,禁忌形成一种有它自己基础的力量,同时,也慢慢的远离了魔鬼迷信而独立。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习惯、传统而最后则变成了法律。”[19]
  3.侵害了他人的利益或是尊严。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私”的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有个体的存在,就应该相应有“私”的观念。即使在动物的世界里,对于食物、捕获物的争夺,也显示出“私”的差别。按照现代社会对于上古时期的已知的了解,在人类进化的初期,存在着一个“天下为公”的时代。在那个时期,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幼其幼”,[20]无所谓等级,也无所谓差别。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们,由于尚未脱离原始的淳朴和稚气,对于外界和内心的许多问题的理解是朦胧和混沌的,“私”的观念也许不是很清晰。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心智在不断开化,个人对于物质的占有欲开始明显增强,这就导致了“你的”、“我的”、“他的”、“大家的”以及“别人的”等差别观念的明朗化。某一物品在明确其归属以前,可以是“大家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的”。但在明确其归属、确定是“他的”或“别人的”以后,就不可能再是“我的”了,如果未经对方的同意去变更这种状况,就会发生一些问题,通常是两造双方的争斗。在一方并无意掠夺他人物品或侵犯他人尊严而事实上却产生了这种结果时,尚未脱离淳朴之气的先民们就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应该说,这种最原始、也最纯朴的“负疚”心理,一直长存于人类社会的道德体系之中,成为各民族道德价值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这种原始而淳朴的心理反映,也成为文明社会中法律意义上的“罪”的一个重要精神来源。亨利·梅因在探讨侵权和犯罪的历史渊源时,就曾把人类早期的“犯罪”分为两类:他把对国家、对社会所犯的罪行称为“犯罪”,而把对个人所犯之罪行称为“不法行为”和“侵权行为”。[21]很显然,梅因的第二类犯罪即针对个人的“不法行为”或“侵权行为”,其罪因和罪过与早期社会珍重原始而淳朴的“负罪”心理有很大的关联。
  无论是因违反了部落传统规则、习惯而产生的“罪孽”,还是因为侵犯他人而产生的“罪过”,或是基于侵犯图腾或是违反禁忌而产生的“恐惧”和“罪恶感”,所涉及的绝非仅是当事者个人,所反映的也绝非是一时一地的非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至少反映了人类在其幼年时期就已经具有的一些优秀的品德和美好的情感:包括对善的追求、对他人利益的尊重和对于自己“不恰当行为”的愧疚。这些人类自身的原始的情感,对当时的社会规则、风俗习惯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而且,在以后的社会演化和进步的过程中,这些早期的、最基本的人类情感也是促使人类社会不断向善、不断文明的重要精神力量。而直接建立在这些精神情感基础之上的原始部落时期的各种习惯、规则、禁忌,更成为文明社会法律制度的前身。正如弗洛伊德博士所说:“因为他们本身‘曾经’是一种力量(即魔鬼的力量),所以,经过一种心灵的保存作用后,在本质上仍然保留有此种力量。日积月累地,它们就变成了我们的道德箴言和法律的基础了。”[22]可见,有关法律的各种观念,包括犯罪与刑罚,与道德及人类情感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人类的孩童时期即已经播下了种子。
  二、罪——宗教之定义
  在人类历史上,法律、道德和宗教都曾给人类生活以极大的影响。一般说来,法律、道德、宗教以及风俗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但在某些特殊时期和特定国家、民族中,宗教一度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也一度支配着法律和道德。即使在物质文明、科学水平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一些国家仍然实行着宗教统治,现今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仍在受到宗教的影响。所以,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宗教及宗教观念与法律制度、法律观念一直结有不解之缘。文明社会中关于“罪”的种种观念,与宗教中的定义也有很大的关系。有关资料显示,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前古代埃及的原始宗教中,就有有关“罪”的描述。当时埃及宗教所谓的“罪”,大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对神犯下的罪,如掠取神庙的财物,偷窃、食用或是扣减祭神的供物等对神明不恭的行为;另一类是对人所犯的罪行,如杀人、盗窃、奸淫、诽谤等等。按照当时的宗教理论,人们相信每个人在死后其灵魂都要到冥间审判台接受冥王奥西里斯和四十二州地域保护神组成的陪审团对他的审讯,亡灵应向诸神陈述自己生前的善功与恶行。有趣的是,为便于信徒死后能顺利通过这种审讯,古埃及的祭司们还特地编写了一套回答审讯的标准答案,提供各种应付审讯的巫术方法。[23]在公元前两千年前的古巴比伦的诸神崇拜中也存在着向神灵认罪的教规。在当时,国家每遇灾祸,则被认为是由于得罪了神灵,惹起神灵的愤怒所致。因此,国王则常在此时向神灵认罪,请求神的宽恕。一则流传至今的祷告文即如此写道:“我做了何事?必是因为我不敬畏你,才遭到这样一系列的灾祸。求你将我的罪愆取消,使我得到安慰;我的灯熄灭,使它再燃起来;我的家离散,使它们再得团聚。愿我的祷告直达你的面前,将你的恩典赐给我,这样,我就在人前赞颂你的权柄。”[24]
  公元前六世纪流传于古代波斯、中亚诸国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古代文献中称之为“祆教”或“火祆教”)中,奉行“神学上的一神论和哲学上的二元论”。该教认为,在开天辟地之初,就存在着“善”的和“恶”的两种神灵,它们都具有创造的力量,并组织了各自的阵营。善神阿胡拉·玛兹达是光明、生命、创造、善行、美德,也代表天则、秩序和真理;恶神阿里曼则是人格化了的魔王,是黑暗、死亡、破坏、谎言和恶行等一切罪恶的渊薮。善的代表和恶的势力各自拥有自己的神的体系,在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较量后,善神最终战胜了恶神,阿胡拉成为善的王国中最高的、唯一的主神,是全知全能的宇宙创造者、光明和黑暗王国的主宰者,人间恩惠的施与者、末日的审判者和报应的裁判者。中国的北魏、南梁之际(公元五世纪初),火祆教传人中国,并流行于隋、唐之间。南宋以后则在中国文献中消失。[25]
  在发源于南亚次大陆的婆罗门教、印度教以及影响更大的佛教中都有“业报轮回”的理论。依照婆罗门教的理论,每一个人的灵魂在死后可以在另一个躯壳里复活,即“转世”,而一个人转世的形态,则首先取决于他本人过去的行为——“业”,即他尊奉教义的程度如何。如果他崇信神明,很好地奉行教义的规定,死后就可以投入“天道”即神的地位;次之,则可以投入“祖道”即可以再世为人;若是不信奉神明,违逆种姓的义务,死后就会永远沉沦于“兽道”之中,只能世世在奴隶、禽兽或植物中投来转去。要想断灭轮回、获得解脱,须得证悟“梵我同一”的大道和从事艰苦卓绝的修行。在印度教中,这种“业报轮回”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印度教教义主张,每一种有生命的物类,包括人在内,都有灵魂,灵魂附着着一种不可见的“业力”,业力是由有情的行为性质所引起的,当躯体死亡后,这个有情的灵魂还可以在另一个躯体中复活,在复活过程中,附着于灵魂上的“业力”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特别对于人来说,他转世的形态,取决于他自己的“业力”——他本人在世时的行为:“行善者成善,行恶者成恶”,“有什么种子,便有什么收获”。而且,这种“轮回”无始无终,周而复始,只有通过艰苦的修行,才能打破轮回的锁链,从而获得解脱。[26]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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