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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服务大局与“法学家的幻想”
【英文标题】 Contributing 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Illusion of Jurists”
【作者】 朱景文【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法理学【期刊年份】 2006年
【期号】 5【页码】 2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9521    

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把服务大局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这是从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高度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精辟概括,是社会主义制度对法律上层建筑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优秀遗产的继承。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须臾不可丢弃的基本准则。

问题总有两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方面。服务大局思想的提出,自然把它与法治的关系,特别是它与法律的价值、法的工具性、独立性之间的关系提到突出的地位。说句实在话,这些年虽然在法学研究,特别是法治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在一些基本观念、基本理论上,却有不少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

一、服务大局与马克思主义法律观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法律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根源并服务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如果脱离这样一个大局,认为法律可以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认为法律可以决定一切,从思想路线上说是本末倒置,是马克思多次批判过的“法学家的幻想”。“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1]这是服务大局的最基本的含义。“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这一提法实际上表明了法律与大局之间的关系,它们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是工具、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把法律看作是服务大局的工具,自然会使我们联想起“法律工具主义”。但法律工具主义的实质在于把法律看作是统治者可以任意摆布的工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不顾客观规律、任意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可以根本不顾法律的已有规定,只要对自己有利,可以任意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因此法律工具主义在本质上仍然属于马克思所批判的“社会以法律为基础”的范畴,只不过这种法律是统治者的任意而已。马克思所批判的“法学家的幻想”则是“社会以法律为基础”的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它以理性主义为特征,反对统治者的任意行为,主张不是君主或上帝决定一切而是法律决定一切。不错,法律不仅仅是工具,法律具有自身的价值,实现法治也是我们社会要达到的目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否定法律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必须反映和服务于经济基础,法律是为大局服务的工具。所谓法律的价值只有和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结合才能体现出来,因为法律的一个重要价值恰恰在于减少任意性和偶然性,使个人服从社会生活的一般条件。与本源的社会生活一般条件相比,法律毕竟是第二性的、工具性的。

二、服务大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前中国的大局,法制建设,无论是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与研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服务于这个大局。不错,法律不同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本身,法律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但是这种独立性并不能否认法律的内容就是现实生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所谓法律的独立性,并不是指法律的内容可以脱离现实社会生活,而在于它反映社会生活的独特的形式。立法,无论是经济立法、政治立法,还是社会立法,实际是对现实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的确认,它以法律的形式使这种关系获得国家意志的属性,取得人人必须遵守的地位。而司法和执法则使上升为法律的统治阶级意志具体化,成为指导具体案件的标准。法律监督则把反映全民意志的宪法作为衡量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的准绳。因此,无论在哪个法律领域,从事法律工作都必须讲政治,都必须服务于大局。所谓法律的独立性是指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而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属性。法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法律一旦把社会生活的一般条件确定下来,取得了法律的尊严,就不允许任何人的恣意行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须一体遵行。这表面看来是法律决定一切,实际上法律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地位,恰恰是由于它所确认和保护的社会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因此,法律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由于不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差异,法律制度也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差别,很难把在一种社会制度中所通行的法律制度原封不动地照搬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不错,不同社会制度的法律具有许多相似性、共同性,这是法的相对独立性的另一种表现。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它们之间在本质上、在服务的社会关系上的根本差别,因此在构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时,在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时,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国情出发,而不能盲目地照抄、照搬外国的制度。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而不是西方的多党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是公有制占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不是西方的私有制占主导的经济制度。所有这些社会制度的特点,特别是它们占主导地位的方面决定了中国法律制度在基本制度层面上不能照搬西方,虽然我们可以借鉴其中有益的成分。在我们制定监督法时不应该以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为蓝本,虽然它们权力制衡的某些做法可供借鉴;在我们制定政党法时不应该以西方的多党制为依据,虽然如何使执政党在法律范围活动的某些具体做法我们可以参照;在我们制定物权法时不应该以西方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私法为参照系,而必须把保护公有财产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西方国家如何保护私权不受公权的侵犯的一些做法值得研究;在我们制定或修改法院、检察院组织法、诉讼法,进行司法改革时,不应该以西方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为基础,而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司法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这一根本制度,虽然西方有关司法独立,权力制衡以及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些制度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发。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反对那种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不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经验的倾向。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法律必须反映和服务于本国的基本社会制度。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某些从国外借鉴的法律制度在中国之所以实施效果不佳,主要是只引进了这一个制度,而没有引进其他配套的、甚至更根本的制度。这就告诉我们,当深入到基本制度的层面,如果基本社会制度不同,却要照搬其他国家的法律,以为通过法律变革就可以改变社会的基本制度,这种典型的法学家幻想不可能不在现实面前碰壁。

三、服务大局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爬数据可耻

大局观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把法律看作是社会治理的多种手段中的一种,法律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这种思想在孔子的学说中有鲜明的表现,他所说的“听讼吾尤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也就是说,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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