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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刑事立法思想探讨
【作者】 苏惠渔 游伟【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刑法学【期刊年份】 1994年
【期号】 12【页码】 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8658    
  一、关于刑法调整重点对象的转移问题
  刑法调整的重点对象是什么?这与一个国家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总任务有关,但也常常受制于统治阶级对各类犯罪实际危害性质及危害量的感受和认识。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治阶级制定刑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强有力地维护高度集中的国家意志,刑法的锋芒也主要指向危害政权稳定和统治秩序的犯罪。在经济犯罪和治安犯罪方面,刑法往往更关注后者。只有当危害经济运作的行为同时严重破坏了国家计划甚至对统治秩序的稳定形成重大威胁时,对这类不法经济行为的行政性调整,才会真正让位于刑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刑法调整的对象是否应当有重心的转移,刑法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刑法的主要任务有两项:其一,是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其二,是打击严重违反经济规范、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直接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但在这两个方面,目前应当以打击治安犯罪为首要任务[1]。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有失偏颇,值得商榷。就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两者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经济的发展,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治安环境)为保障,离开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基本前提;相反,社会的稳定,同样需要以经济的发展为支撑。没有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真正意义上的稳定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出现了所谓“稳定”,那也只是暂时的、表层的。这种暂时、表层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正是社会不稳定因素聚集和逐步量变的过程,它常常成为更大的社会冲突乃至社会动荡的预先征兆。
  经济犯罪行为,是直接破坏经济运作秩序和公私财物公平正当流转的犯罪,它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比一般犯罪更为直接、严重的破坏力。可以这么说,我国现时期某些不良社会现象的形成及其积重难返,一定程度上正与我们较长时期内对实质上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遏制力的缺乏或者减弱有关。例如现行刑法对诸如违反公司、企业管理规定的犯罪缺乏规范,致使各类注册资本虚假的“法人”应运而生,结果形成了至今难以彻底清理的社会“三角债”,诱发了众多报复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治安案件;又如我国长期以来对偷税抗税行为惩治不力,致使国家税收这一重要经济杠杆的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不仅国税大量流失,还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无法调节,破坏了人们基本的公平价值取向,从而也引发了某些抢劫、盗窃、绑架勒索的严重罪案,造成了社会普遍的不安定感,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
  笔者认为,对经济犯罪所具有的广泛社会危害性不可小视,尤其是处于自上而下推进经济体制转换的我国现阶段,经济持续有序的发展,对包括社会治安在内的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从促进经济发展、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和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出发,刑法在继续加强对治安犯罪调整的同时,更应把重点转移到经济领域中严重破坏经济运作及财产安全的犯罪上来。从我国刑事立法的现状来看,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经济犯罪的危害性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所以,自一九八。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典颁行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补充立法的重点就始终放在治安犯罪方面。这期间。虽说也有一些涉及对经济犯罪进行惩治的补充性《决定》、《规定》出台,但立法的侧重点大多放在对一些既有的经济犯罪的刑的加重或者提高方面,真正创制新的刑法规范、并对经济犯罪行为的性质界限加以准确、细致划定的立法则十分少见,其结果,常常是虽有“立法”,但难以为司法实践打击经济犯罪提供富有操作性的法律依据;一些立法规定,甚至反而导致了经济领域中认定罪与非罪界限的混乱。应该说。由于政治上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经济犯罪的立法与司法,始终是我国刑事法制建设中的一个弱项,在这一点上,来自中央决策层对治安犯罪集中打击的周期性号召及其周密布署,无疑起着决定性的强化作用。所以,从刑事政策思想导向的意义上看,如果不实现刑法调整重点的转移,这一弱项将会长时间地存在下去,刑法对经济犯罪全面预防和有效惩治的作用,也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我国当前已经步入大规模立法的“高峰时期”,社会法制化管理已从理论口号转变成为立法行动。虽说经济立法在我国现阶段始终处于优先立项的地位,但随着其涉及领域的逐渐扩大,又必将对刑法介入严重不法经济行为的调整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如何在众多的被经济立法确认的不法经济行为中划定“经济犯罪”的范围,是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就我国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而言,目前正在进行的刑法典修改草拟工作,同样面临着一个重心确定及重点突破问题。因此,实现刑法调整重点向经济犯罪转移,不仅有利于对经济犯罪作理论上的系统深化研究,而且对推进刑事立法主体内容的完善、对有效指导惩治经济犯罪的司法实践。都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二、关于犯罪化立法的规模控制问题
  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及社会运行机制模式的转化过程。这种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结构性变革,不仅对依附于旧结构之上的各种利益分配形成了根本冲击和强制重组,更带来了观念、秩序和人们心理准备上的请种问题。尤其是在社会转型的初期,观念、体制及规范上的冲撞及“双重性”特征,更使人们感受到社会震荡的剧烈,人们似乎置身于一种“无序化”的状态之中,根本无法“安静地生活”。权威“真空”的出现、社会整合功能的失调,规律性地形成了各类社会问题(包括各种越轨、犯罪行为)的骤增。面对这种状况,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化倾向便在所难免。人们寄希望于通过刑法(尤其是通过适用重刑)去控制犯罪的思想也会表现得异常强烈与普遍。从我国刑法的补充、修改情况看,自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三年的十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增补(包括分解设立)的犯罪新罪名就达七十余种,从而使我国以立法形式确立的犯罪总量增加了将近三分之一,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都是相当惊人的。不仅如此,这种大规模犯罪化立法的势头有增无减,如今还在继续。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颁行的《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又创制了“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正在草拟之中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证券管理的犯罪行为的决定》、《关于惩治伪造货币、发票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则又一次拟定增设二十余种新罪名。迅速大规模的犯罪化立法,虽然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惩治犯罪(尤其是新类型犯罪)的迫切愿望和对社会安定感的强烈需求,但也不免有对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特点缺乏足够认识的盲目性成分。
  如前所述,转型时期社会问题急剧增多,是传统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规律性现象,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犯罪率的上升、越轨现象的增生,事实上都源自于社会结构性变革所带来的价值冲突、利益失衡、权威“真空”和社会整合功能缺损等。在这个时候,通过加速犯罪化立法虽然可以起到立规示范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弥补转型时期“规范丧失”的不足,但这种高速立规示范的过程,如果得不到司法上及时而强有力地呼应,其实际规范作用是不可能达到的,有时甚至还会产生一些负向效应。例如,在我国体制转移的现阶段,同样出现了大量的越轨行为和经济上的乏范行为,人们将这些行为与刑法上规定的犯罪进行对比,发现它们对社会的“破坏力”基本相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转型时期,多数社会成员对危害性行为的敏感度有所放大,而宽容度则有所缩小),于是便纷纷要求立法者增补罪名,将其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这就促成了我国刑法中犯罪总量在短时间内的大规模增长。加之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地球在“变小”,发达国家先进、完备的立法时刻在对我们产生着影响,因此,“与世界接轨”的口号也被借用来指导我们的刑事立法实践,我国现行的一些单项刑事法律和附属刑法规范以及一些刑事立法草案,无不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接轨”的痕迹与倾向。但是,与迅速开始的大规模犯罪化立法活动相对照,我国刑事司法工作却受到了现时社会发展条件的严重制约。一方面,司法人员的刑事执法观念并没有因为立法内容的迅速变化而发生同步改变,致使对立法上已经确立的某些新类型犯罪的惩治,受到了执法者本身观念形态的阻碍;另一方面,由于改革过程中人们价值观发生着重大冲突,一定范围内又存在着“观念双重”现象,致使对某些犯罪(尤其是立法规定的经济犯罪)的司法介入,较难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普遍认同,“严格司法”也常因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而变得步履维艰。此外,由于我国是在社会财富、政治民主、社会文化“发展不足”状态下进入社会转型时期的。因此,社会又不可能为司法上实现对犯罪行为的全方位惩治,提供必需乃至充足的人力、物力上的支援和保证。如今,司法机关内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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