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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商研究》
论我国法官的角色定位
【作者】 黎晓露【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司法改革法;官的角色;社会角色;行政角色;司法角色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3
【页码】 121
【摘要】

法官是多重角色的复合体,具有政治、社会、司法属性。取向不同的角色期待和角色要求为角色冲突提供了动因。改革开放以来,司法实用主义、法律职业主义、科层制等理论对司法改革话语权的争夺以及司法政策对法官角色定位的模糊与反复,加深了法官不同角色之间的冲突。对法官在不同场域中予以不同的角色定位是造成角色冲突的根本原因,而明确法官的角色是解决角色冲突的唯一途径。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当务之急是让法官的角色回归司法本质。根据法治发展的基本规律确立法官角色定位的基本原则,把法官的角色与司法改革方案联系在一起进行制度化组合进而突出司法角色的中心地位,是让法官的角色回归司法本质的基本途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5406    
  
  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法治建设由立法向司法转变,我国法官的角色定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表明让法官回归司法本质角色已经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议题。在司法实务界,自1999年出台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改革中推出的系列政策,先后成为法官角色的定位指南。纵观法学理论界对法官角色定位的探讨,结合司法政策性文件对法官制度改革提出的“对表”举措可以发现,法官的角色定位一般在三种思路框架内发生摇摆:一是权力体系内法官角色的独立性或受制性,二是社会治理中法官角色的消极性或能动性,三是司法场域里法官角色的职业性或大众性。这种变化表明法官的角色具有多重性,同时也反映出法官的角色定位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具有模糊性与反复性。要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必须厘清法官的角色定位问题。如何理解法官的多重角色?因法官角色定位不明产生的角色冲突及其原因是什么?怎样明确法官的角色定位?这些问题无疑都是在当下司法改革中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鉴此,笔者拟以我国的法官角色为研究对象,结合司法改革的相关情况,分析法官角色冲突的表现及产生的原因,并试图探索我国法官角色定位的基本原则及具体制度。
  一、现实:法官的角色具有多重属性
  法官角色的内涵不仅涉及法官制度本身,而且涉及司法制度、政治制度及传统文化,涉及支配法官制度变革的价值选择、政治立场和社会期望以及作用于法官角色的理论主张与意识形态。美国法学家波斯纳以实用主义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其担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经验,以“作为劳动力市场参与者的法官”、“偶尔立法者的法官”、“法官并非法律教授”为模型对法官的角色进行了论证。[1]我国台湾地区法学家苏永钦根据司法功能理论,结合法官行使司法权的态度模式,提出法官兼具“执行者”、“守护者”、“代理人”、“政治人”四种角色。[2]我国学者对法官角色的研究大致分三类:一是以实用主义为理论基础对法官的角色进行研究,二是聚焦于法官在诉讼法律关系中裁判者的角色并对其权利、义务和行为边界进行研究,三是对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法官权力配置和角色管理进行研究。笔者拟继续沿用这一理论框架并结合司法改革的实施情况来分析法官的不同角色。
  (一)司法实用主义与社会角色
  司法实用主义是根据司法的功能需求确立的规范价值和行为逻辑,强调裁判的法律后果和司法过程本身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其内容有两层含义:一是司法的语境性与嵌入性,即司法是根植于习俗与共享期待内的实践活动;二是司法的工具性,即司法既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服务手段,也是回应社会需求的服务手段。[3]就法官裁判而言,司法实用主义意味着超越传统形式推理,强调实质正义观念的引导作用,践行调判结合与利益平衡的能动司法策略,关注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对裁判结果的影响。
  司法实用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在我国,这种实质正义观传承和代表了儒家传统文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董仲舒以《春秋》判案开启了我国法律史上“经义决狱”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儒家以道德伦理重塑法律,系统地完成了“法儒交融”、“儒法合一”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即持通说的学者所说的“法律的道德化”。[4]当儒家思想影响到司法功能,就会形成亲民、息讼、施政、训诫四位一体的传统司法价值观。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曾经指出,中国的情理是中国型的正义感觉,是深埋于人们心中不具有确实性却引导听讼者判断的一种感觉。[5]与此相关,这种实质正义观所强调的“父母官爱民如子”的要求成为法官的角色规范:一方面,道德精神或伦理观念对法官裁判思维的规范;另一方面,实质正义观对我国司法体制提出的一些特别制度、知识或策略性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对法官裁判模式的特别要求。追求实质正义已然成为实用主义司法的基本精髓,并以一种观念形态根植于人们脑海中。近年来,在“许霆案”、“药家鑫案”等案件中,法官因忽视判决与社会公序良俗之间的关系而广受指责,这进一步说明实质正义的必要性不容忽视。因此,无论我国法官的职业化道路走得有多远,都不能完全背离“上合法意、下慰民情”这一传统司法观对法官提出的角色要求,即一种能积极回应社会的要求。
  与上述社会要求相符的法官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角色,而与之相关的是建立在“经验理性”知识结构上的裁判模式。这种裁判模式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整体性的司法知识形态。在我国传统社会里,“引礼入法”的知识逻辑使道德与法律获得相互交流,实现了法、礼、情的统一。虽然在现代社会中,司法知识的立场已经从礼法、道德、伦理的文化宰制中脱离出来,但是并没有完全被“西化”,而是混合西方的法治知识成为一种复合型的知识产品,作用于法官的裁判思维。(2)结果导向的裁判思维。在实用主义裁判思维中,司法裁判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式化活动,而是要实现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的目标。法官在裁判时不能只考虑普遍正义的问题,在面临舆论高压、政治问责时还需要根据社会需求和法治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综合考虑案件结果的个别正义问题。(3)灵活多变的司法策略。实用主义司法策略具有灵活多变的特征,既注重分析案件争议的原因与裁判后果,又关注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和可能修复的关系。
  实用主义虽然可以补充形式主义的僵化,也能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传统实质正义价值的要求,但是也使法官的角色经常遭遇合法性的质疑。社会型法官往往会积极主动地介入纠纷之中,而按照法理型司法的理想模式,法官应当是超然、中立、消极的司法角色。换言之,为司法提供有效操作空间的实用主义策略并非一种稳定的制度结构,法官愈是将这种“非正式”、“低约束”的司法策略运用到极致,就愈会增加法官恣意裁判的风险。从各地人民法院贯彻实施“大调解”、“社会管理创新”等司法政策的社会效果看,这些政策在调解矛盾、缓解案件压力、提高群众满意度等方面无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逢案必调”、“动用各种关系摆平案件”、“促成当事人达成合意”等实践惯例却使法官成为一类“社会综合治理官员”。因此,虽然出于对纠纷解决的实用性考虑以及对社会效果的追求可以适当强调法官社会角色的重要性,但是其社会角色的承担应当局限于司法范畴之内,法官裁判的依据必须是事实与法律。
  (二)法律职业主义与司法角色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法律界开始深刻地认识到法官职业化建设与法治国家建设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去政治化”、“权利本位”的改革背景下,法官角色沿着技术性的改革路径向职业化角色转变。专门的法学人才培养、统一的司法资格考试、对抗式的庭审方式、规范的法庭礼仪等,都是为实现“建设高素质的法治专门队伍”目标而积极推动的结果。实际上,这场司法改革运动背后的指导思想是西方国家法治理念中的司法职业主义,即塑造法官司法角色的基础理论。
  当下我国法学界对法官职业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法学理论出发开展“法官职业定位和功能”的研究,二是从诉讼法或者其他部门法方面开展“法官裁判行为”的研究。另外,法史学界和法律实务界还分别从历史和实证方面进行研究。但是,无论是从哪一个方面进行研究,他们在论述法官角色的特征与定位时都具有三个特点:(1)从法律内在素质去看待法官角色,主要是指“法律人格化”和“人格法律化”,前者指通过法学教育和法律实践培养法官的知识和品格,后者是以法官的知识和品格标志法官的公正。因此,法官角色首先是指其应当具有法律家的特质和公正的态度。(2)从消极、中立或者程序正义的角度去看待法官角色,认为法官角色不可能脱离诉讼场景。以现代对抗式诉讼为基本原则、以正当程序为逻辑起点的法庭裁判,要求法官必须是程序的居中裁判者。(3)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口号下,关注西方国家的法院管理模式,以一种比较研究的进路,来探索我国人民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建设,改革法官遴选制度和法官员额制度,重构法官等级管理制度和职务晋升制度。
小词儿都挺能整

  在上述法学理论的指导下,尤其是自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颁布后,人民法院以及相关政法部门积极开展以“职业化”为中心的司法改革,逐渐形成建立职业化法官队伍的热潮。通过解读1999年至2008年两个“五年改革纲要”实施期间的相关文献可以概括出这场法官职业化改革背后隐含的三个假设性前提:一是对西方国家现代司法制度的普适性所作的前提性认定,以正当程序、审判独立、人权保障制度为主要载体。二是将一种“非道德”、“非实质化”的权利观念作为裁判思维的核心。[6]遵循这种逻辑,加之对抗式的诉讼模式及权利至上观念的引入,必然会形成法官向合乎程序伦理的职业化转型的改革思路。三是把实现法律视为特定的价值取向,强调法律的精细化和可操作性。若体现在法官的职能上,则是引导形式化的法律进入实际操作轨道成为权利与权力的运行规则,并且使这种操作轨道由正当程序加以规范和制约。[7]这三个前提充分证明了上述理论特点与法官职业化改革之间的关联。
  作为西方各国法律界普遍认可的观念,司法职业化意味着法官的应然角色是司法角色。司法角色有别于一般的职业角色,是以保障人权和公众服务为宗旨,拥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受资格准入、纪律惩戒和职业保障等制度规范的自治型角色。[8]显然,从规范性层面描述的法律人特征同样适用于法官角色。制度总是与社会中其他因素互相关联的,基于这种关联性,司法职业化改革的方式也随着整个司法制度模式的变迁而有所不同。进入2008年后,法官角色围绕着服务型司法的要求被添附了更多的政治担当和社会责任,由此造成“消解规则/法治”的负面后果,使一些学者作出“司法大众化是一个伪命题”[9]或者“司法在走回头路”[10]的悲观评价。在该背景下,“重返职业化”的主张被2014年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予以采纳和吸收。不过,与之前单纯强调职业化路径不同,此轮司法改革强调的是职业化与民主化的制度结合,[11]包括诸如法官遴选制、审判公开制、人民陪审制、裁判说理制等的改革。面对这些改革要求,法官也必然要向履行司法裁判职能、增强裁判主体地位以及职业自治能力的司法角色转型。
  (三)科层制理论与行政角色
  法官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员,他们遵守的角色规则也来自于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组织原则。就传统的组织结构设计而言,科层制理论对法院管理制度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我国人民法院事实上成为全能型政府的组成部分,从组织架构到权力运行机制都是按照科层制建立起来的,法官在人民法院的建制过程中被定位为行政角色。一方面,人民法院在国家政治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决定了法官权力的来源和范围;另一方面,法官在人民法院系统内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官在个案中的权责范围。因此,将法官角色与其所处的科层化组织环境分离开来解读进而强调法官角色独立性的主张,都是不现实的。
  我国人民法院科层化建制与法官科层化生存的现实直接揭示出我国人民法院(法官)行政化的问题,以及审判不独立、审级制度形同虚设等司法现状。其原因之一在于,我国四级人民法院的建制规格比同级人民政府低一级,[12]导致人民法院往往被当做同级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可以说,法官的行政角色是在人民法院科层建制过程中被塑造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分析:一是从人民法院与地方政权的关系看,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各级人大选举,副院长、庭长以及其他法官均由各级人大常委会任免,这种体制安排使得人民法院呈现出强烈的地方化色彩,难以抗衡地方行政机关对审判机关的干预;二是从人民法院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看,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不变的原则。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委审批制度,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党委政法委“领导办案”、“协调办案”、“联合办案”,都是党领导人民法院工作的方式。[13]同时,根据党管干部的原则,法官的人事调动、职务晋升等都需要由人民法院党组讨论同意,再经由党委组织部门考核才能决定。三是从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关系看,虽然法律规定三机关之间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但是如果撇开职能分工和诉讼效率方面的考虑,那么这种关系的定位正是造成法官角色行政化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检察机关基于审判监督权能够轻易对法官的生效裁判提起再审,凭借其监督地位对人民法院进行某种干预;另一方面,公、检、法三机关职能趋同,即人民法院也侧重行使惩罚犯罪的职能,而忽略行使人权保障的职能,从而扮演一种工具性的行政角色。
  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是把司法权从权力结构中解放出来,但是这并不代表法官可以从行政角色中脱离。因为在当下社会矛盾多发的转型期,法官是无法凭借个人能力应对诸如信访、闹庭乃至群体事件的,就连具有整体优势的人民法院都难以凭一己之力去承担维稳的压力,更何谈法官个人。然而,法官寻求政治力量的帮助又会产生行政干预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往往会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司法权被切割一部分,要么承担对案件后果的全部责任。事实上,人民法院往往倾向于第一种选择。这是沿袭数千年的政治法律实践传统——“综治取向的法治模式”——的结果。[14]可见,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无论是人民法院还是法官,能否在“妥协”之下守住其独立地位确实考验其智慧和勇气。
  人民法院科层化建制影响法官角色的原因之二在于,人民法院内部的组织架构具有典型的层级关系。首先,我国现行的四级两审终审制是一种柱形结构的司法等级制,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的职能混淆,失去了程序意义上的审级功能,而只是增加了一层行政级别。[15]其次,人民法院科层管理体制加之“单位”的功能,构成法官与人民法院之间的中国式行政管理关系。法官的住房、工资、福利等依赖于人民法院这个“单位”,人民法院办理案件需要经过人民法院的整体工作流程,“单位”的功能塑造了不同法官、法官与司法行政人员、法官与人民法院之间不可割离的关系。[16]最后,人民法院内部的组织架构沿袭着科层化模式,使得法官的司法角色被科层制管理层层淡化。以院长、庭长为核心的法官领导集体掌握审判的“最高”权力,他们虽处于庭审之外却拥有案件的最终决定权,这既是司法行政化的根源,又是导致法官的行政角色凌驾于司法角色之上的主要原因。当然,在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改革的背景下,这种“一级抓一级”的科层建制正在逐渐被纠正,但是为了促进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效率或基于某种政策考虑,人民法院的庭、院领导人员依然会通过“合议庭”、“审委会”对审判业务的关键结点进行掌控。同时也应当注意,法官既归属于人民法院又须独立进行审判,这种尴尬地位又会构成集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使得“司法权是属于人民法院还是属于法官”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定论。因此,即使排除人民法院集体决议的方式,“法官也是干部”这一事实决定了法官在行使职权时始终离不开人民法院乃至整个国家权力体系的影响。
  二、困境:多重属性导致角色冲突
  如前所述,法官具有多重角色已经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观点,取向不同的角色期待和角色要求为角色冲突提供了动因。自20世纪90年代起,法学理论界已对法官角色进行过讨论,但是大多集中于对角色属性的研究,而较少关注司法过程中法官的角色冲突。改革开放以来,司法实用主义、法律职业主义、科层制理论、法律形式主义等多种理论对司法改革话语权的争夺,以及司法政策对法官角色定位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加深了不同角色之间的冲突。笔者并不想从戏剧角色理论的研究范式出发,而是以一种朴素的视角结合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对法官角色冲突进行分析,以便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产生角色冲突的原因。
  (一)职业化与大众化的冲突
  在司法改革进程中,法官角色冲突突出表现为职业化与大众化之争,这与群众路线与精英职业化之争相关。司法职业化的改革思路是倡导西方法治国家的理念、技术和规则,强调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是建设一支契合“普遍价值”的职业法官队伍。构建该理论的理由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调整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法律更加复杂化,人们对法律专业知识和正当程序的要求日益迫切,而职业化的法官是加强法的形式合理性的主体条件。[17]我国司法深受革命法哲学的影响,作为新民主主义司法意识形态载体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以其灵活、高效及非形式化特征契合我党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政治要求,反映出司法大众化的倾向。[18]两种理论的争议主要表现为:在持司法民主论者看来,司法职业论者衡量法官的价值标准和观念意识受限于西方国家自由主义法治思想和宪政体制框架,忽略了对本土资源和地方性知识的具体分析,使法官经常陷入失语的困境;而在持职业化论者看来,司法群众路线盲目追寻体制外的解决途径,导致合法性与非法性之间的界限不清,法官的威信逐步被边缘化。[19]在职业化与大众化的交融与碰撞中,法官的角色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同质性与差异性。2000年左右,法学理论界基本完成了对形式主义司法改革所需要的比较法知识储备。[20]这种体系化的理论知识通过法律界的内部讨论和试点实践,逐渐在理论界和实践界之间达成法律职业化、专业化改革的共识,推动了法官角色的同质性发展。在法学教育方面,1996年建立了法律硕士培养制度,促成了法律人才的“双轨式培养模式”,培养了一批具有同质性法律素质的法律人才。[21]在法官职业资格准入方面,随着“法律职业共同体”口号的提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1年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决定》,规定了“国家对初任法官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自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发布起,最高人民法院推行的一系列职业化改革措施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对西方国家法官职业标准移植的决心。[22]然而在现实中,因各级人民法院的职能和工作重点不同,基层人民法院与高级别人民法院的法官在思维方式和知识技能方面的要求并没有同质化标准,如前者重视本土知识和实用技巧的掌握,后者更强调裁判思维方式的规范性,并且在法官“来源泛化问题”[23]没有彻底解决的背景下,科学合理的法官遴选、考核与晋升制度尚未能完全确立,加之在“司法职业化”运动启动之前遗留的“法官素质良莠不齐”的历史问题,法官的素质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
  第二,消极性与能动性。自我国引入对抗式庭审模式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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