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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对建筑工程贿赂案件中行贿情况的分析与思考
【英文标题】 Analysis to the Bribery in Building Project
【作者】 高永华郁洁【作者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建筑工程 贿赂犯罪 特点 原因 对策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4
【页码】 74
【摘要】

建筑工程中贿赂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很大,它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廉洁性,也可能直接导致建筑工程质量低下,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本文分析了上海市闵行区六年来建筑工程贿赂案件中的行贿情况,并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0683    
  
  

建筑工程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涉及基础性的建设,诸如修建房屋、道路桥梁、水利等方面的工程都被概括为建筑工程。建筑工程涉及面广,工程造价总值高,由此引发的贪污贿赂案件量也高。据统计,从1998—2003年的六年间,全市共查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2608件,其中发生在建筑领域的案件有349件,占立案总数的13.3%。建筑工程中贿赂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很大,它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廉洁性,也可能直接导致建筑工程质量低下(俗称“豆腐渣”工程),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研究分析建筑工程中的贿赂情况,特别是行贿情况,有助于预防建筑工程中贿赂犯罪的发生。本文试图就上海市闵行区六年来建筑工程贿赂案件中的行贿情况作一分析与思考,并提出相关对策。

一、基本情况

经济的大发展带来了基础建设的迅速跟进。近年来,上海市闵行区建筑工程中的贿赂案件始终占据较高的发案率。据统计,1998—2003年,我院在建筑工程领域查处贿赂案件19件(涉及行贿人41名,其中行贿案件1件),占同期立案总数(143件)的13.3%;占同期贿赂案件数(91件,其中行贿案件3件)的20.9%。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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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中贿赂案件数┃┃占年立案┃年贿赂┃占年贿赂┃

┃年份┃┃立案数┃┃┃┃

┃┣━━━┳━━━┳━━━┫┃┃┃┃

┃┃小计┃受贿┃行贿┃┃数比例┃案件数┃案件比例┃

┣━━━━━╋━━━╋━━━╋━━━╋━━━━╋━━━━━━━╋━━━━━━╋━━━━━━━┫

┃1998┃7┃7┃0┃26┃26.9%┃21┃33.3%┃

┣━━━━━╋━━━╋━━━╋━━━╋━━━━╋━━━━━━━╋━━━━━━╋━━━━━━━┫

┃1999┃O┃0┃0┃23┃0┃17┃0┃

┣━━━━━╋━━━╋━━━╋━━━╋━━━━╋━━━━━━━╋━━━━━━╋━━━━━━━┫

┃2000┃1┃1┃0┃2l┃4.8%┃14┃7.1%┃

┣━━━━━╋━━━╋━━━╋━━━╋━━━━╋━━━━━━━╋━━━━━━╋━━━━━━━┫

┃2001┃5┃4┃1┃31┃16.1%┃13┃38.5%┃

┣━━━━━╋━━━╋━━━╋━━━╋━━━━╋━━━━━━━╋━━━━━━╋━━━━━━━┫

┃2002┃2┃2┃0┃27┃7.4%┃19┃10.5%┃

┣━━━━━╋━━━╋━━━╋━━━╋━━━━╋━━━━━━━╋━━━━━━╋━━━━━━━┫

┃2003┃4┃4┃0┃15┃26.7%┃7┃57.1%┃

┣━━━━━╋━━━╋━━━╋━━━╋━━━━╋━━━━━━━╋━━━━━━╋━━━━━━━┫

┃合计┃19┃18┃1┃143┃13.3%┃9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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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领域行贿行为的主要特点通过办案,我们发现,建筑工程中的行贿行为具有一定的共性。

1、行贿目的十分明确。行贿主体把行贿看成是“办事的敲门砖”、经营活动的“润滑剂”,他们向有职权的人员进行行贿的目的大致有三种:为承接工程项目;搞好与建设单位管理方的关系:工程款项的及时给付。如我院在侦破区教育局副局长毛文虎受贿案中,行贿人郭志伟(挂靠在上海豪盛建筑装璜有限公司的个体老板)在谈到为何要向毛行贿时说:“一是因为毛文虎是教育局负责基建工作的副局长,他手中有权;二是在承建区‘教育活动中心’工程过程中,遇到资金不到位的情况,我希望毛局长能帮忙:三是今后还想在教育局继续做下去,希望毛局长能多给我做做工程”。另据统计,为达上述目的,19件贿赂案件的41名行贿主体中,有39人是主动行贿的,占95.1%,只有2人是因为受贿人的暗示或索要而给予财物的。

2、行贿方式以现金居多。18件受贿案件中判决认定的贿赂总金额折合人民币共计67.82万元,其中除折合8.9万元的实物和2.14万元的消费卡或礼券外,其余均为现金或存折、存单等物。行贿金额中最多的有11万港币,最少的是0.15万元的消费卡。统计中还发现,行贿金额与行贿主体所接工程量并无相应的联系。如松江水利建筑工程总公司经理陈建国所承接的闵行第二水厂的工程量达到近1亿,但其行贿金额只有O.7万元。而挂靠上海汽轮机厂申华公司建筑队的负责人陈锦桂所承接工程量在15万元左右,其行贿金额却有1.15万元。

3、行贿节点有共同性。从查办的19件案件看,行贿主体利用节假日或受贿人生病或者家中成员嫁娶、出国时送礼的有8人次;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行贿的有46人次;而工程结束后行贿的有8人次。另从行贿地点看,在受贿人办公室行贿的有21人次,在受贿人家中行贿的有20人次,在饭店、宾馆等公共场所行贿的有21人次。

4、行贿指向对象明确。在查处的19件案件中,涉案人员为公司经理、厂长等“一把手”的12人,副局长、科长等6人。这些受贿人在本单位或具有发包建筑项目的权力,或是在工程建设中参与管理的人员,或是有工程结算权限的会计等。如,浙江上虞海汇建筑工程公司老板沈岳金为承包上海虹桥排灌站护岸工程,不惜重金向该站副站长王祖荫行贿,同时,也不忘给该站会计金静芳送上礼金,后金当了站长享有发包权时。沈对其更是阿谀奉承,百般讨好。

5、建筑商(个体老板)直接行贿占多数。从查处的19件案件看,行贿主体是承接工程的建筑商(个体老板)的有35人,其中属挂靠在其他建筑企业的有29人,占行贿主体总人数的82.9%。另从被挂靠的建筑公司与挂靠方之间的关系看,一种是由被挂靠单位提供企业名称,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和税金,对挂靠方从事的建设经营活动不参与、不管理。另一种是由被挂靠方出面承接工程,再发包给挂靠方,亦收取管理费。正是由于多数属前一种挂靠性质的企业,所以建筑商财务上款项的进出均由建筑商(个体老板)说了算,比较混乱,客观上给行贿创造了一定的便利条件。

6、行贿主体被查处率较低。在查处的19件案件中,涉及行贿主体41人,其中仅1人被以行贿罪被处以刑罚,只占行贿主体总人数的2.4%。其余的行贿主体均因难以界定是否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未受查处。

三、建筑行业贿赂案件高发的原因

1、法律规定不完善,导致对行贿犯罪的打击不力。我国刑法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可见,如何界定“不正当利益”,直接关系到对行贿罪的正确认定。尽管“两高”的司法解释中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但是,上述规定和解释仍不够明确和完善,在理论界和司法界对认定贿赂案件中行贿主体谋取利益的正当与否仍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导致对行贿犯罪难以认定,打击不力。如本文所述的行贿主体为承接工程而向有发包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他们所追求的利益(承接工程)是法律政策所允许的,但是他们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利益,那么,这种利益是否属不正当利益,很有争议。其次,这些行贿人行贿之后能否取得这种利益还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仅仅是具有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司法实践中对建筑工程中的一般行贿行为很难追究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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