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学》
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之再构成
【副标题】 基于619份相关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作者】 张挺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分类】 侵权法
【中文关键词】 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证明方式;提示条款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7
【页码】 102
【摘要】

我国环境保护民事立法确定了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是,对各地和各级人民法院共计619份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民事判决书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虽然这些判决书普遍提及或引用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但是在大部分情形下仍然由作为受害人的原告承担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举证责任,这与相关立法规定存在矛盾之处。此外,司法实务中当事人对因果关系的证明并不限于“可能性”或者“初步的”证明,而是一种高度盖然性的证明,这也与主流学说和观点存在出入。基于实证分析,我国有关环境保护民事立法以及部分学说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不符合司法实际,而且司法实践中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并未脱离一般侵权行为中因果关系的规范构成。因此,在解释论上仅能将《侵权责任法》第66条理解为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规则的提示条款,实际上该条规定省略了原告负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部分内容。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5278    
  
  我国民事诉讼法通常被认为在举证责任上奉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是该原则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存在内在缺陷,尤其是在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上广受诟病。传统的侵权责任法学界以及环境法学界均强调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特殊性,即环境侵权纠纷诉讼中由于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之间力量对比悬殊,以及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明殊为困难,故而相关立法作出有别于一般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明规定。[1]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系列的民事立法均试图解决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这一难题,最终《侵权责任法》66条就此确立了所谓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但是实务界和学界对这一立法制度设计不乏争议。不少法院判决还是坚持应当由原告承担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虽然尚有不少学者认为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具有正当性,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此予以批判,认为其并不具有无可置疑的正确性,[2]甚至称其为“异端邪说”。[3]学界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反思和批判大多是从立法论以及解释论角度展开,鲜有对相关法院判决的实证研究。此外,研究者也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这一层面,即便有案例分析,选取的往往也是少量具有舆论轰动效应的大案。而这种“以点窥面”的研究不足以反映我国法院对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规则的适用概况,以此得出的有关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解释论以及立法论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因为这些个别案例并不能代表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整体适用状况。
  本文希望通过对相关民事判决书的梳理,归纳出目前司法机关对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态度、操作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以明确究竟是哪些因素可能影响法院对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分配,由此从解释论和立法论角度提出对《侵权责任法》66条规定的完善建议。具体而言,即通过对相关民事判决书的梳理,考察法院是否因循立法以及学说中有关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观点进行裁判。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哪些因素对于证明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成立产生影响?在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对于因果关系的成立到底各自承担何种程度的证明责任?学说与立法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法院对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分配?我们又能从判决书中推导出哪些规范化的因果关系证明理论?
  一、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分配的司法实践与立法目的之乖离
  为考察司法机关对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具体适用情况,笔者全面收集了相关裁判文书。考虑到自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颁布之后我国司法实践才开始关注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特殊性,所以本文选取的民事判决书的起讫时间是199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及“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中以《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规定的“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收集到环境污染侵权民事案件判决书738份,剔除部分未对因果关系予以任何分析和阐述的判决文书,一共获得619份有分析价值的判决书(该数据包含同一案件的一审、二审乃至再审裁判文书)。从地域分布上看,这些判决书覆盖了除西藏、甘肃以外的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域;[4]从这些案件的审判级别上看,其中包括一审判决书407份、二审判决书199份、再审判决书13份;从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类型上看,[5]涉及水污染侵权的判决书274份、涉及噪音与振动污染侵权的判决书139份、涉及大气(空气)污染侵权的判决书78份、涉及土壤污染侵权的判决书75份、涉及其他类型环境污染侵权(包括海洋污染、辐射、恶臭)的判决书53份,基本涵盖了我国目前环境保护单行立法所涉及的最主要的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类型;从判决结果分析,认定因果关系不成立的共计188份,认定因果关系成立的共计431份,认定成立因果关系的比率约为69.6%,[6]可以说法院对此认定因果关系成立的比率要远远大于认定因果关系不成立的比率。[7]
  如前所述,按照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一般理解,环境污染侵权者应当承担因果关系举证不能的后果。在全部619份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引用相关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或者虽然没有引用相关条文而直接表明由污染者举证证明污染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判决书共有298份,占比为48.1 %。[8]其中,2004年以后运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占比明显提高,高达52.6%;而在之前的1993年至2003年间,其占比仅为20.7%。由此可见,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法院对于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熟悉和运用程度日益提高,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不断内化为法院自身的裁判规则。
  应当说为了证明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成立,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越轻越好,因为因果关系越模糊不清,按照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环境污染侵权者也就越可能承担因果关系举证不能的后果。但是,通过对相关案例的统计和分析却发现,在全部619份判决书中,由受害人就因果关系进行举证的判决至少在502份之上,即在81.1%以上的环境污染侵权民事判决中,受害人就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成立进行了举证。而在其余不到20%的判决中,受害人并未进行举证,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受害人的损害结果无法证明。在此类判决中,由于受害人无法证明损害结果的存在,致使受害人已无必要证明因果关系之成立与否。例如在“贝荣宽诉兰献禄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因为损害事实的存在是提起诉讼的前提,如果诉讼的前提都不存在了,那么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就缺乏法律依据。”[9]类似案例还有“黄金凤与南阳市卧龙区大庄有限公司水污染侵权纠纷案”[10]、“陈某某等与重庆某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上诉案”[11]等。二是对于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成立,原告与被告都不持异议。即此类判决中的侵权损害事实比较清晰、明确,被告对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本身也并不否认,因而受害人无需再就因果关系的成立进行举证。比如“黄金凤与南阳市卧龙区大庄有限公司水污染侵权纠纷案”[12]“廖细根与新余市渝水区畜牧良种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13]等。三是受害人与加害人均未就因果关系是否成立进行举证,而是由法院通过推定、常识判断或者委托第三方鉴定[14]等方式确定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是否成立。这类判决数量较为有限,而且大多是由法院依职权作出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认定。四是对于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之成立与否,受害人未予举证,而由加害人举证加以证明。如果机械地理解《侵权责任法》66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条的规定,那么这种情形即属所谓“举证责任倒置”,原本应当成为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证明的主流做法。但是,在笔者收集的619份判决书中,属于此类情形的判决书仅为12份,占比1.9%,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综上所述,在笔者收集的环境污染侵权判决中,绝大部分案例仍由原告就其中因果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部分案例由原告和被告各自承担举证责任,甚少出现立法所规定的仅由被告就该因果关系之不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可见,司法实践状况与立法的规定存在很大的出入。而被告通过成功举证从而证明因果关系不成立的判决书仅为21份,在全部判决书中占比3.4%。通过被告的成功举证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判决书在所有否定因果关系成立的判决书中占比7.0%,也即在其余93.0%的判决书中原告亦参与举证或者由法院根据所掌握的证据推导出因果关系的不成立。这也就意味着立法者应当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法院最终判定因果关系不成立,也不能指望依据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仅由被告承担因果关系之证明责任。[15]
  总之,司法实践与立法之间在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问题上形成了明显的矛盾与冲突,立法要求环境污染者就侵权因果关系的不成立承担积极的证明责任,而司法实践却更多地要求受害人就因果关系的成立承担主要的证明责任。
  二、因果关系证明方式的司法实践与学说构建之间隙
  关于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传统的观点包括以下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应由原告对因果关系的成立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16]这种证明只要达到表见证明的程度即可。[17]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由被告承担更高程度的证明责任以推翻因果关系的成立。[18]但是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中较少出现此类案例。那么,对于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方式,619份判决书又透露出哪些信息?法院到底根据何种证明方式判断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又有何独特之处?这些证明方式与学说上的主流观点是否存在出入?笔者试通过对相关判决书的梳理和分析给出实证答案。
  1.重视鉴定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原告为证明因果关系之成立提供的证据材料一般包括以下类型:书证(包括污染现场以及受害现场的照片、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书、环境公共信息等)、影像资料(包括环境技术科普材料)、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主要包括行政部门制作的笔录、法院通过现场调查掌握的一些情况)。其中,对案件裁判影响最大的当属鉴定结论。
  在619份判决书中,至少有381份判决的当事人通过鉴定结论证明因果关系的成立与否,占比为61.6%。这些鉴定结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分析报告书,如环保局、渔业局、农业局等所作的监测报告、鉴定结论等。往往是在环境污染事件发生之后,当事人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举报,后者根据调查情况所出具的报告书往往包含了对污染事件发生原因的阐述。另一类是当事人委托专业中介机构所作的鉴定,包括技术鉴定、司法鉴定等。由此可见,当事人至少将鉴定结论作为重要证据之一证明因果关系的成立与否,而且绝大部分的鉴定报告是由原告提出或者由原告申请提出的。这反过来说明在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诉讼中,实际上是由原告承担了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另外,在具备鉴定结论的全部381份判决书中,最后认定侵权因果关系成立的判决书为287份,占比75.3%,这与全部619份判决书中认定侵权因果关系成立的69.6%的比率相差并不大;而且,法院对于是否成立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基本上与鉴定结论保持高度一致,吻合率达到98.2%。也就是说,如果鉴定结论倾向于认可因果关系成立,那么法院基本上也会认定因果关系成立,反之亦然。
  这也导致了这样一个现象,即法院以及当事人都过于重视科学鉴定在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判断中的作用。对于当事人而言,科学鉴定似乎成为证明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唯一材料,而忽视了对其他类型可以证明因果关系成立与否证据的运用。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法院在判断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上倚重技术性的鉴定报告而忽视了法院本身的司法审查职能,以致司法裁判的结果只是机械地套用鉴定报告的结论,这显然是不妥的。因为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诉讼中的因果关系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是法院根据原被告双方所提供的证明材料形成的证据链,在自由心证的前提下形成的一种判断。即便是在一般民事案件中的因果关系证明都不可能是排除一切可能的绝对证明,更何况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存在技术鉴定的难题。故而,环境污染侵权中的因果关系判断不能仅依赖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更需要法官的司法判断。[19]
  2.运用外部证明方式
  当然,在上述381份具备鉴定报告的判决书中,法院也非仅仅依据鉴定报告得出结论,[20]还借助了对其他类型证据的运用。通过鉴定予以证明的方式主要依据的是科学上的证据,在证明方式上属于因果关系的内部证明。而在全部619份判决书中,法院在判断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过程中还运用了以下几种外部证明方式。[21]
  第一,依据常识推定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成立。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判断均需依赖科学证据。在有些案件中,通过生活常识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而且绝大多数人对于依据常识推定所作出的结论均无异议。法院在判断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法官自身的经验和常识,尤其是对一些常态现象的因果关系判断。所谓常态现象指的是“具有经验性特征,使用含义概括性的一般词语加以程式化表述的那些普遍联系”。[22]此时,对其因果关系的证明可以省略,或者说推定该因果关系成立。这类案件数量并不多,在全部619份判决书中仅为32份,占比5.2%。比如,在“郑娃等诉海口长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相邻损害纠纷案”中,法院即认定:“被告深圳市勘察测绘院海南分院为被告海口长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信南苑地基岩土工程采取强夯设计和强夯施工……对邻区和周边住户的噪音和振动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对原告造成这种噪音和振动的损害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23]最高人民法院在所公布的9起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之七“姜建波与荆军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中也径直指出:“噪声污染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损害,是为公众普遍认可的,姜建波称其因噪声无法休息导致精神受到伤害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应推定属实。” [24]
  第二,通过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关系推定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成立。这种方式往往是在其他条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在被告的环境污染事件发生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原告的受损事件。从纯粹的逻辑关系来说,事物之间的时间先后关系并不是证明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充分条件或者必要条件,但是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在难以通过其他方式证明侵权因果关系成立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关系进行证明。这一证明方式在全部619份判决书中偶有采用,如“张超等诉淮安远达服饰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25]“蒋永清与岳阳市好吃香食品有限公司等水污染责任纠纷上诉案” [26]等判决书,但是数量不多,仅有8份判决书提及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关系。
  第三,通过污染路径推定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成立。通过厘清污染路径,原告只需将污染源证明到被告污染源头“门口”即可,此时就可以依据经验法则推定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之存在,污染者只有通过反证证明自己不是污染源才可以推翻该因果关系之成立。在日本,这种证明方式被称为“门前说”,其得到了学说[27]与判例[28]的支持。在全部619份判决书中,运用这一种外部证明方式的仅有几份,比如“刘大勇诉大连绿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海域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等判决书。[29]
  第四,通过超过环境标准的环境监测值这一事实推定侵权因果关系的成立。环境标准是环境污染尤其是水污染、大气污染以及噪音污染侵权诉讼中经常运用的一种证明方式。虽然鉴定报告也包括关于环境污染状况的监测内容,但是其鉴定结论的得出往往采取的是综合认定的方式,即直接说明是否成立侵权因果关系。而环境标准的方式应该说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即根据超过环境标准的事实推定成立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所以,它仅仅指的是从环境监测数据是否超过环境标准而推导出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方式。在619份判决书中,总共有69份判决书中的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提供了环境监测值。通过对这69份判决书的分析可以发现,在绝大部分(共计66份判决书)情况下,环境监测值是否超过环境标准直接决定了侵权因果关系是否成立。
  第五,通过间接反证的方式推定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成立。间接反证是指只要原告证明因果关系中的部分事实就可以推定因果关系成立,而被告须承担反证其不存在的责任。[30]在619份判决书中,利用间接反证的方式证明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成立的,大多通过运用因果关系的周边证据予以实现。但是,实际上采用这种方式的判决书极少,仅有17份。[31]同时,间接反证必须依赖于证据链的形成,但证据链的形成并不代表因果关系必然成立,其反映出的更多地是一种盖然性,所以其与因果关系的盖然性学说亦存在相似性。比如,“徐武兴与栾川万春生态园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上诉案”判决书指出:“被告认为施药与减产没有因果关系,但原告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证明了被告施药与减产具有高度盖然性,应予认定。”[32]
  另外,诸如疫学因果关系说、[33]优势证据说[34]等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的其他因果关系理论在619份判决书中并未得到明确的应用。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证明方式在特定案件中未必单独使用,有时基于案情需要必须组合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因果关系的证明往往具有复合性的特点。
  综上,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看,关于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方式存在以下特点。
  第一,从原被告采取的因果关系证明方式的结构来看,六成以上的判决书将鉴定结论作为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判断基准,此外还有一成左右的判决书将环境监测值是否超出环境标准作为判断基准,因此可以说绝大部分法院均借助科学证据的方式最终判断侵权因果关系是否成立。而通过对这两种证明方式运用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鉴定结论是否认定成立因果关系以及环境监测结果是否超出环境标准直接决定了法院判定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成立与否,其与判决结果之间的吻合度极高。因此,学界不重视对鉴定结论(包括鉴定机构的资质、鉴定

  ······

法宝用户,请登录爱法律,有未来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15278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