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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再论权利质权客体范围的确定
【作者】 陈本寒【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分类】 民商法学【中文关键词】 担保物权;权利质权;客体范围的限制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7
【页码】 82
【摘要】

针对权利质押实践中存在的几种特殊权利能否成为质押客体的争议,有必要从法理与实务操作两个层面予以深入分析。并非任何财产权利均可成为权利质押的客体,权利质押的客体应当属于私法上的财产权,同时须具备客体特定、可自由让与和可公示的特点。依此标准,附期限的债权可以成为权利质押的客体;当事人约定不得让与的财产权利、附条件债权、企业商业秘密和企业排污权不得设立权利质押;限制流通的财产权利在其限制流通的法定事由消失后,方可设立权利质押;已过时效的债权,在出质债权的债务人以书面方式向质权人表示放弃时效利益时,方可设立权利质押。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5274    
  
  我国《物权法》223条采用列举与概括规定相结合的模式,规定了权利质权的客体范围。[1]从这一规定中可以归纳出构成权利质权的客体需要具备以下两个要件:一是权利质权的客体只能是具有动产性质的各类财产权利;二是法律、行政法规允许此类财产权利出质。所谓“允许出质”,通说认为是指此类财产权利具有可让与性,[2]这也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通例。[3]无论是合同债权还是知识产权,抑或有价证券所表彰的财产权利,只要具备可让与的特征,均可成为权利质权的客体。这一原则性规定的立法宗旨无疑是正确的,但将这一原则性规定付诸实践,不难发现某些财产权利能否设质仍属富有争议的问题。这既涉及人们对该规定立法宗旨的理解,也涉及我国相关立法的进一步完善问题。笔者仅就权利质权客体范围的确定在司法实务中引发的诸多疑难问题略抒己见,供立法机关参考。
  一、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财产权利能否成为质押的客体
  在交易实践中,不能转让的财产权利大体可划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法律明确规定不得转让的财产权利;第二类是基于财产权利的性质只能由特定权利人享有的财产权利。例如在人寿保险中,保险金的给付请求权只能由保险受益人享有,该权利具有专属性而不能让与,因而属于基于权利的性质不得转让的财产权;第三类是基于当事人的约定不得转让的财产权利。如出票人在票据上载明“不得转让”的票据权利,或者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不得让与第三人的合同债权。一般而言,不得对第一类和第二类财产权利设定质押比较易于理解。因为第一类财产权利属于禁止流通物。既然不具有流通性,当然也就谈不上将该类财产权利让与他人,而不具有可让与性的财产权利是不得为权利质押客体的。由于第二类财产权利的享有具有专属性,一旦脱离特定权利人即不复存在,因此也应当归人不得让与的财产权利范畴。
  惟有上述第三类财产权利本身具有可让与性,但基于当事人的特别约定,其可让与性方受限制。学界对于此类财产权利能否设定质押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在法律上不得转让的财产仅限于法律禁止流通的财产。如果不属于法律禁止流通物,即使在票据上记载了“不得转让”的字样,也只是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约定而已。将此类票据设定质押,并不与权利质权的客体属性相违背。[4]也有学者认为,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财产权利能否设定质押,取决于权利质权的设定是否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以具有禁止让与约定的权利出质,如果第三人不知有此特约的存在,质权仍然有效。反之,质权人若属恶意的,则其质权自始无效。[5]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值得商榷。不能质押的财产权利既包括法律明文禁止转让的财产权利和具有专属性质的财产权利,也包括出质人与其债务人约定不得转让的财产权利。
  首先,从法理上讲,不得转让的财产既包括法律禁止流通的财产,也包括当事人特别约定不得转让的财产。如果说法律关于禁止流通物的规定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考量,从而使得部分财产丧失了可让与性,那么使得因当事人之间特别约定不得转让的财产丧失可让与性,则是基于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既然用于质押的财产权利均属私权,那么尊重当事人对其私权的处分限制就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当然体现。如果一方面允许当事人对其财产权利的转让依特约方式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又不尊重当事人的事先约定,允许当事人一方违反其约定擅自将不得转让的财产权利用于设质,那么意思自治原则的贯彻将会落空,法律允许当事人之间对财产的流转性加以限制的规定将变得毫无意义。
  其次,从法律规定看,各国或地区关于禁止让与特约效力的规定各不相同。《德国民法典》规定该约定不仅对当事人有效,而且对第三人也有效;[6]《日本民法典》则规定该约定仅对当事人有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7]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日本立法例。[8]我国《合同法》82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的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该条规定显然采纳了德国立法例。因此,依照日本法的相关规定或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理解来界定当事人之间禁止转让特约的效力,并不符合我国现行法之规定。
  再次,在当事人明确约定财产权利不得转让的情形下,并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空间。因为依照我国《物权法》106条的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条件之一是,受让人在受让该财产权利时对转让人无处分权的情形不知情。[9]
  就合同债权的质押而言,以当事人之间特别约定不得转让的合同债权设定质押是不会发生善意取得问题的。因为从各国的相关立法规定看,合同债权质押的公示方法是“质押协议+债权凭证的交付+通知出质债权的债务人”。若说在合同债权设质时,质权人不知道该质押债权存在出质人与其债务人之间“不得转让”的特别约定,那么由于债权质押的公示方法中包含了通知出质债权的债务人之内容,质权人一旦将此类债权质押的事实通知出质债权的债务人,债务人一定会将他与出质人之间就该债权的转让存在特别约定的情况告知质权人,因为这一特别约定构成合同内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债务人在接到债权质押的通知后向质权人刻意隐瞒了这一特别约定,从而导致质权人事后无法行使质权的,质权人完全可以以出质债权的债务人进行虚伪意思表示为由,对质押行为行使撤销权。质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后果将导致质押合同无效,无效质押导致的损失将由出质人及其债务人共同承担,而且无效质押所导致的损失会远远大于行使质权给出质人的债务人所带来的损失,这对于隐瞒特别约定的出质人的债务人而言非常不利。因此,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在接到质权人的出质通知后,出质债权的债务人通常会对该债权的质押向质权人提出异议,此时,质权人就会对该特别约定知情,而在知情的情况下仍然接受该债权质押,就不会发生善意取得的问题。如果出质人以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设定质押,质权人不通知该出质债权的债务人,则该债权质押的公示方法没有完成,质权仍然不成立。因而无论是何种情形,对合同债权质押而言,均不会发生质权人善意取得该质权的问题。
  就票据质押而言,以约定不得转让的票据权利设定质押的,也不会发生所谓善意取得票据质权的问题。因为基于票据行为文义性的要求,出票人与持票人之间关于票据权利不得转让的约定必须明确记载于票据之上方为有效。[10]质权人在接受该票据权利质押时不可能无视这一记载。而质权人明知该票据上有不得转让的特约记载仍然予以设质的,实属恶意为之,基于恶意不受保护之民法法理,应当认定该票据质押无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此问题上的司法解释是符合法理的。[11]
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最后,从权利质押的实践来看,对质物的变价权是质权人依法享有的一项最重要的权利。在合同债权质押和票据权利质押中,由于出质的权利在性质上属于请求权,而请求权的实现有赖于义务人履行义务行为的协助,因此,质权人行使对质物的变价权,是通过向出质权利的义务人主张义务履行的请求权实现的。在出质人与出质权利的义务人事先约定不得转让该权利的情况下,出质人仍违反约定将该权利质押给第三人,而第三人又明知出质权利存在不得转让的约定,质权人如何向出质权利的义务人主张对出质权利的变价权,其法理依据何在,显然值得思考。如果义务人以出质人违反约定为由行使拒绝履行抗辩权,该抗辩权同样可以用以对抗质权人,则质权人的变价权将无法实现。而一个无法行使变价权的质权对质权人而言又有何意义呢?
  综上,笔者认为,当事人特别约定不得转让的财产权利,不得成为权利质权的客体。
  二、限制流转的财产权利能否成为质押的客体
  所谓限制流转的财产权利,是指基于法律的规定,主体范围受到限制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得流转的财产权利。从我国现行法的相关规定来看,限制流转的财产权利主要包括以下三类:(1)被法院查封、冻结的财产权利;(2)在法定期限内不得流转的财产权利;[12] (3)法律对权利享有者的资格有特别限制的财产权利。[13]
  关于限制流转的财产权利能否成为权利质权的客体,各国民法无明文规定。惟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51条第2项规定:“实施查封后,债务人就查封物所为移转、设定负担或其他有碍执行效果之行为,对于债权人不生效力。”在日本法上,为法律禁止转让或者被限制转让的财产,其上也不得设立质权。[14]主张被查封的财产权利不得为权利质权客体的理由,是认为在查封物上设定负担的行为属于法律上的处分行为,该行为的实施将有碍于强制执行的效果。[15]我国《物权法》对于限制流转的财产权利能否为权利质权的客体并无明文规定,只是在184条规定,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不得设定抵押。但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却对限制流通的财产上设定担保物权持肯定态度。[16]
  笔者认为,限制流通的财产权利在限制的法定事由未消除前不得为质押的客体。
  首先,财产权利的设质行为从本质上说是对质物的处分行为,一旦质押担保的债权届期未受清偿,必然涉及对质押财产权利的变价。因此,各国立法均要求质押的财产权利具有可让与性,法律禁止流通的财产权利由于不具备可让与性,因此不能成为质押的客体。限制流通的财产权利虽然从表面上看可以在特定主体之间转让,但从本质上看,法律规定限制流通物的目的是出于对权利人处分权的限制。依照大陆法系的相关理论,处分权受限制的财产在其限制事由未消失前是不能流转的。如果允许限制流通的财产流转,那么法律规定某类财产限制流通将变得毫无意义。
  其次,允许限制流通的财产权利设定质押,将给质押标的的强制变价带来困难。在当事人无法就实现质权的方式达成合意时,各国立法均规定,法院应通过拍卖的方式对质物进行强制变价,这是最能体现质物市场价值的一种方式,也是最公平地保护质押各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方式。但若被拍卖的质物属限制流通物,由于其流通范围受到限制,竞买人的范围也会受到限制,这必然会影响竞拍效果,甚至导致流拍现象的发生。同时,由于竞拍的标的物为限制流通物,流通范围的限制也使得竞买人即使竞拍成功,也很难对标的物再行转让,从而在竞拍出价时多有保留,很难体现被拍卖质物的真实市场价格,这对维护出质人的合法利益非常不利,这也是我国台湾地区不认可限制流通物作为质押客体的主要理由。
  最后,允许限制流通的财产权利成为质押的客体,将成为权利人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一种手段。法律限制物的流通的理由虽然各不相同,但限制流通条款属于法律禁止性的强制规范,任何人均应遵守。如果一方面规定权利人在限制流通的法定事由未消失前不得处分其物,另一方面又规定限制流通物可以质押,即为权利人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提供了一条合法的通道,法律的严肃性将荡然无存。
  三、附条件和附期限的债权能否成为质押的客体
  在权利质押中,合同债权成为质押的客体为各国立法所公认。但若出质的债权为附条件债权,该质押是否有效,我国《物权法》对此无明文规定。有学者认为,附条件债权中的附停止条件债权可以成为权利质押的客体。因为此类债权的发生与否,虽系于不确定事实的成就与否,但作为其发生基础的契约关系已明确存在,因而可以成为权利质押的客体。[17]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附条件债权无论是附解除条件还是附停止条件,均不能成为权利质权的客体。
  首先,权利质权作为物权的一种,应当符合物权客体特定原则的要求,而物权客体特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就是作为物权客体的“物”必须是确定存在的,[18]而不能是既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因此,权利质权必须在特定财产权上产生,将来之物上不能设定质权。[19]而从附条件债权的效力特征来看,附条件债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产生债权的合同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20]而导致合同效力不确定是由当事人附加的条件所致,该条件虽为当事人所约定,但条件成就与否非当事人的意志所能控制。如果以一个效力无法确定的债权设定质押,将会对质权人变价权的行使构成障碍。因为如果设质债权为附解除条件的债权,在质押期间一旦条件成就,出质人与其债务人之间的合同将依法解除,质押债权将因合同的解除而消灭,位于其上的权利质权也会随着客体的消灭而消灭,质权人的变价权将因质权的消灭而消灭。如果设质债权为附停止条件的债权,被担保债权届期未受清偿,且所附条件仍无法成就,就意味着产生质押债权的合同不生效,出质债权的债务人对于不生效的合同是没有履行义务的,这就意味着质权人无法向出质债权的债务人主张变价权。
  其次,从质权人变价权的行使角度看,权利质权的客体应当是可变价的财产权利,因为在被担保债权届期未受清偿时,质权人需要通过对质物的变价确保被担保债权的清偿,衡量质权的存在有无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否保障质权人对质物变价权的行使。质押的客体虽为财产权利,但如果无法变价,对权利质权人而言就毫无意义。如果依此标准衡量,以附条件债权设定质押,虽然合同缔结时债权就已存在,但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是两回事,在所附条件未成就时,合同并不生效,质押债权的债务人也就不承担履行合同的义务。若所附条件最终无法成就就意味着质押债权的债务人将永远不承担履行合同的义务;对于债权质的质权人来说,也就意味着其享有的变价权将无法行使,其质权的实现将会落空。在此情形下,证明发生质押债权的契约关系存在,对债权质的质权人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附期限的债权能否成为权利质押的客体,学者对此观点不一。合同债权附期限包括两类情形:一类是附生效期限的合同,又称“附始期”的合同,此类合同在期限届至时生效;另一类是附终止期限的合同,又称“附终期”的合同,此类合同在期限届满时失效。[21]有学者认为,对于附始期的债权,无论所附期限是否确定及期限长短如何,一旦期限届至,债权必然发生,故此种债权得设定质权应无疑义。[22]但对附终期的债权能否成为权利质押的客体则未作讨论。笔者认为,无论是附始期的债权还是附终期的债权,均可成为权利质押的客体,理由有二。
  首先,附期限合同与附条件合同虽然均是针对合同效力附加限制,但二者存在本质的不同。对于附条件合同而言,合同的生效与失效完全取决于条件的成就与否,而条件的成就与否是不确定的。以一个效力不确定的债权设定质押,对质权人而言无异于以一个无法确定存在的质物提供担保,其质权的实现将变得不可预知。但附期限合同则不同,虽然合同的效力也取决于期限的到来,但期限的到来是确定的,无论是附加始期还是附加终期,当事人对合同的生效与失效均是事先可以预知的。[23]因而,以此类债权设定质押并不会发生质押客体不确定的问题。
  其次,以附期限债权设定质押,如果所附期限与质权的行使期限不一致,会对质权人质权的行使造成影响。比如以附始期的债权设定质押,如果始期长于被担保债权的清偿期,则在被担保债权届期未受清偿时,质押的合同债权尚未生效,使得质权人无法及时行使质权;以附终期的债权设定质押,如果终期短于被担保债权的清偿期,则会出现在质押期间质押债权因终期届满而归于消灭的问题。这就要求质权人在接受附期限债权作为质押客体时,应当对质押债权所附的期限长短尽应有的注意义务,否则,对由此产生的不利益只能自行承担后果,但这与附期限债权能否质押不属同一问题。从债权的可设质性角度而言,只要债权确定、有效地发生,确实可以变价,就应当是适格的质押客体。
  四、已过时效的债权能否成为权利质权的客体
  债权在性质上为请求权,法律对请求权的保护要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依照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已过时效的债权虽然会导致权利人胜诉权的消灭,但不会导致债权人实体债权的消灭。[24]在实践中,如果债权人以已过时效的债权设定权利质押,该质押是否有效,对此国内学界似乎鲜有探讨。笔者认为,已过时效的债权并非绝对不可以成为权利质押的客体,以已过时效的债权设定质押,该质押能否有效成立,取决于能否按照债权质押的公示方法顺利完成公示。如果在债权质押设定时,质权人依照债权质押的公示方法通知出质债权的债务人,债务人未提出时效已过的抗辩,则债权质押有效成立;反之,如果出质债权的债务人提出时效已过的抗辩,则该质押不成立。笔者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提出这一主张。
  首先,在诉讼时效的效力问题上,我国现行立法对已过时效的债权采“胜诉权消灭说”,而非“实体权消灭说”。因此,诉讼时效的完成,只是导致债权人不得通过诉讼方式请求法院依国家强制力迫使债务人履行债务,但法律仍然认可债权人的实体债权继续存在,且不反对债务人自愿履行其债务。我国《民法通则》138条明确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由此可见,以已过时效的债权设定权利质押,其客体是确定存在的,符合物权客体特定原则的要求。
  其次,已过时效的债权既不属于法律禁止转让的财产权利,也不属于具有专属性质的财产权利,因此,在权利的可让与性方面与普通债权无异。它与普通债权的主要区别在于,由于债权已过时效,债务人依法享有拒绝履行的抗辩权,因而债务人享有时效利益。如果债务人放弃时效利益,对此则应与未过时效的债权享有同一待遇,仍然可以有效让与。[25]
  最后,已过时效的债权设定质押是否有效,关键在于出质债权的债务人是否愿意放弃时效利益,而判断该债务人是否作出放弃时效利益的承诺,则取决于在该债权质押公示时,债务人是否向质权人及时提出“该出质债权已过时效”的书面抗辩。因为依照大陆法系各国关于债权质押公示方法的规定,在以债权设定质押时应当通知出质债权的债务人。债务人在接到出质通知后,如果在法定期间内未行使时效抗辩权,则说明其放弃了时效利益,应当认定债权质押有效成立;反之,如果债务人及时行使时效抗辩权,则债权质押不成立 。因为债权质的实现方式是在被担保债权届期未受清偿时,质权人可以直接请求出质债权的债务人履行债务,而出质债权若为已过时效之债权,债务人通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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