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学》
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早期化之展开
【副标题】 兼与刘艳红教授商榷【作者】 黄旭巍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法学院【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早期化;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责任形式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7
【页码】 144
【摘要】

污染环境罪是情节犯,环境安全本身即为其保护法益,该罪的立法与司法充分体现了法益保护的早期化。法益保护早期化并非建构于风险刑法理论之上,能够有效治理污染环境犯罪;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以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为依据,不存在消解法益概念的问题;刑法谦抑主义不等于绝对地反对犯罪化,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兼顾了人权保障,符合谦抑性的要求。成立污染环境罪要求故意侵害环境安全法益,但对侵害传统法益只需具有预见可能性;该罪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决定了其责任形式只能是故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5277    
  刘艳红教授在《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7期发表了《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早期化之反对》(以下简称刘文)一文。刘文聚焦于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污染环境罪的立法演变与其后的司法解释,将我国对环境犯罪的惩处归结为“重在谦抑性而非早期化”,并旗帜鲜明地主张“环境犯罪治理的早期化欠缺合理性”。笔者对于其反对环境法益保护早期化的立场则不敢苟同,就此提出以下商榷意见。
  一、我国相关立法与司法充分体现了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的早期化
  法益保护的早期化,“是将对传统的具体生活利益的保护提前,不用等到发生侵害,只要有发生侵害的危险—哪怕是抽象危险,就能认可刑法介入。”[1]刘文指出:“污染环境罪在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上相当谨慎。”笔者认为,这一判断难以成立。
  (一)污染环境罪的立法表明了法益保护早期化的立场
  众所周知,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八)》)对第338条的关键修改在于,将犯罪成立条件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改为“严重污染环境”。显而易见,只有造成人身或财产的实际损害结果,才能成立修法之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然而,何谓修法之后污染环境罪中的“严重污染环境”,则并非一目了然,“曾有过两年多的争论”。[2]有学者认为,修法前后“虽然表述上不同,但这只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程度上的差异”。[3]甚至在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污染刑事解释》)出台之后,仍有观点认为该司法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进行了基于环保实践需要的适度性扩张解释”,[4]“是司法权侵人立法权”。[5]应当说,如果仅仅进行文理解释,那么将“严重污染环境”解读为必须造成严重的实害结果就并无不妥;只需将这种实害结果标准较之修法前适当下调,亦可达到降低人罪门槛的效果。但是,“由于用语具有模糊性、多义性等特点,将文理解释作为解释理由,其说服力总是有限的”,[6]故必须同时进行目的论解释。
  对于污染环境罪的修法目的,刘文指出:“尽管《修(八)》在污染环境罪的最新表述上采用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字样,但在立法说明中却探寻不出对环境犯罪治理早期化立场。”言外之意,污染环境罪的规范目的并非惩处早期化。可是,修法说明明确指出,修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旨在“降低入罪门槛,增强可操作性”。[7]正是由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以实际危害后果的发生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而“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难以确定”导致了可操作性不强,才需要“在立法上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以增强可操作性。[8]可见,污染环境罪的修法本身就表明了法益保护早期化的立场。
  (二)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践行了法益保护早期化的立法精神
  刘文认为,污染环境罪并非情节犯。另有观点主张:“污染环境罪既是行为犯,也是一种准抽象危险犯。”[9]但实际上,污染环境罪既不完全是行为犯,也不完全是结果犯;同时,无论将污染环境罪理解为对人身或财产的危险犯还是实害犯都不准确。在笔者看来,污染环境罪属于典型的情节犯。
  一方面,行为犯与结果犯区分的实践价值在于,因果关系理论只有在结果犯中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虽然各种犯罪都有法益侵害结果,但对于行为犯而言,不会出现一个可以与行为分离的结果,故其因果关系不需要特别判定;对于结果犯而言,其结果则存在于一种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与行为人的行为分离的损害效果或者危险效果之中。[10]对照《环境污染刑事解释》第1条对“严重污染环境”明确列举的13种情形,显然,前5种情形属于行为犯,后8种情形属于结果犯。虽然行为犯与结果犯是根据同一分类标准而区分出的不同类型,但“并不是所有的行为构成都能够清楚地归类于结果犯罪或者单纯的活动犯罪的,有时,人们只能根据具体案件来加以区分。”[11这意味着具体罪名完全有可能既是行为犯又是结果犯,污染环境罪就是如此。另一方面,从犯罪成立条件的角度来看,前5种情形的处罚根据在于污染环境行为对人身、财产等传统生活利益形成的危险达到了严重的程度,而后8种情形的处罚根据则是污染环境行为对人身、财产等传统生活利益造成的实害达到了严重的程度。可见,污染环境罪不仅难以被概括为行为犯或结果犯,也无法被归结为对传统生活利益的危险犯或实害犯。所谓“严重污染环境”,其实是一种综合性的定罪要素,[12]应当理解为“污染环境情节严重”。换言之,污染环境罪是情节犯。
  “虽然‘环境’这个概念太含糊,难以作为独立的法益适用,但是,‘保持土地、空气和水等的洁净,使之免受使环境承受负担的有害物质的侵害’,就绝对足够具体了。”[13]既然只要污染环境之情节达到严重的程度,即使没有发生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等后果也能成立污染环境罪,那么就应当承认,作为人类预期利益的环境安全本身即为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有观点认为:“法益保护是否早期化,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对法益的理解。例如,如果认为环境犯罪是对人的生命、身体的犯罪,那么,以刑罚手段保护环境本身就是对生命、身体保护的早期化;如果认为环境本身就是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那么,以刑罚手段保护环境就不是法益保护的早期化。”[14]其实,无论对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作何理解,都无法掩盖刑法保护环境安全从而提前介入人身、财产等传统生活利益的事实。承认环境安全本身就是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并非否认法益保护的早期化,而是对这一立法精神更为直观的表达。
  如前所述,《环境污染刑事解释》明确列举了污染环境罪的13项入罪标准,其中有8项属于结果型,5项属于行为型。刘文据此认为,结果型的数量远多于行为型,说明环境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其弦外之音是,除非入罪标准中行为型的数量比结果型多,甚至只有行为型而无结果型,才算得上法益保护的早期化。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既不符合逻辑,也与事实相悖。从逻辑上说,只要入罪标准中有行为型的情形,就能够体现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因为与只有行为型相比,行为型与结果型择一的现行规定同样没有遗漏行为型,这就表明其在法益保护早期化上毫不逊色。不仅如此,由于入罪标准中也包括了结果型,就意味着其处罚范围更广。退一步说,即使要以数量多少作为是否为法益保护早期化的标准,也只能认为,入罪标准中行为型的绝对数量越多,该罪法益保护早期化的倾向就越明显;而不能认为,惟有入罪标准中行为型相对于结果型而言更多,才能表明该罪法益保护早期化的立场。既然在污染环境罪的定罪情节中体现法益保护早期化的有5项之多,就不能以该罪的法网还覆盖了其他情形为由否认其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从事实上讲,“实务中判处的污染环境罪多为行为犯”。[15]有学者统计了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中的2%例相关裁判文书,仅有14例出现了实际损害后果,只占全部裁判文书的5%。[16]可见,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早期化的立法精神已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具有合理性
  刘文指出:“试图通过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尤其是在入罪化思维模式下将环境法益的保护早期化、精神化,远非有效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在刘文看来,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不仅无法治愈我国刑法在环境犯罪上的“软骨病”,而且会消解法益概念、冲击刑法的谦抑性。笔者认为,刘文对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早期化的批判并不妥当。
  (一)法益保护的早期化能够有效治理污染环境犯罪
  刘文认为,风险刑法理论是环境法益保护早期化的依据之一,由于风险刑法具有反法治属性,因而通过法益保护的早期化难以应对环境犯罪问题。其实,法益保护早期化虽然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科学化、高度技术化有一定关联,但并非建构于风险刑法理论之上。如刘文所言,风险刑法是意思刑法的复辟,以风险刑法对环境犯罪进行管控,将出现不堪设想的后果。而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的早期化是出于强化法益保护的考虑,处罚的仍是显现在外部的行为。也就是说,其依然处于行为主义的框架之内,与风险刑法不可同日而语。将风险刑法的脏水泼到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早期化的身上,实属欲加之罪。
  刘文指出,环境污染问题“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刘文一再强调“强化刑法之前的防线以落实‘防微杜渐’才是重点”,并以此为由反对“扩张刑法防线”。但实际上,我国“司法机关审判的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较少,环境污染行为的惩治主要依靠行政处罚,两者严重失衡”,[17]“行政处罚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已相当严峻”。[18]在此背景下,落实和加强刑法之前其他部门法的防线固然重要,但这与扩大犯罪圈以加强惩处环境犯罪的努力并不矛盾。修法以来,我国惩治污染环境犯罪的力度远超以往。2001~2010年,我国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既判案件总共只有37件;而2014~2015年,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污染环境罪一审判决就多达2004件。事实证明,刑法之内的法益保护早期化与刑法之外的防线强化只有双管齐下,才是治疗污染环境犯罪惩处之“软骨病”的对症良药。
  刘文声称,《环境污染刑事解释》第1条第5项[19]“包含了部分环境法益保护早期化内容”,但其定罪标准不明确,导致不能有效地治理污染环境犯罪。刘文断定“因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所以(分公司)B、 C、 D的排污行为都由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A承担责任”,进而质疑总公司成立犯罪的前提究竟是不同分公司合计受到2次行政处罚,还是同一分公司受到2次行政处罚?笔者认为,这一质疑有伪问题之嫌。在犯罪主体是总公司的情况下,当然只需总公司或其所属的任何分公司合计受过2次行政处罚后又实施污染环境行为即可,而不可能要求犯罪行为必须是同一分公司实施的。但是,并非只有总公司才能成为犯罪的主体。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以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的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亦归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所有的,应认定为单位犯罪。”换言之,我国刑法规定的是单位犯罪而非法人犯罪,只要单位具有相对独立性即可,具有法人资格并非成立单位犯罪的必备条件。因此,只要任一分公司(如B)2年内曾因污染环境受过两次行政处罚而又实施污染环境行为的,该分公司就成立污染环境罪。于是,同一分公司实施3次污染环境行为的,该分公司成立犯罪;除此之外,总公司或其所属的任何分公司合计实施3次污染环境行为的,总公司成立犯罪。可见,这一定罪标准是明确的。诚如刘文所言,该规定“自生效以来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但这显然不能归咎于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否则,如何能说明同样体现环境法益保护早期化的该条前4项规定在实践中广泛适用、明显提升了污染环境罪的既判案件数量呢?
  刘文认为,我国环境行政法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界定以较高的“直接经济损失”为标准,而环境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对环境犯罪的界定却以相对较低的“公私财产损失”为标准,这种部门法衔接时标准的不统一增加了案件处理的“灵活性”。的确,在修法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公私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即可满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入罪标准;但根据当时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试行)》,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的才属于重大环境事件,[20]故两者的不衔接实际上造成了前述刑事司法解释中财产损失标准的虚置。[21]不过,在修法之后,虽然现行《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中重大环境事件的直接经济损失标准与现行《环境污染刑事解释》中严重污染环境情形的公私财产损失标准都保持不变,但由于污染环境罪不再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为前提,因而两者不衔接的问题已不复存在。由此,也显现出法益保护的早期化能够有效治理污染环境犯罪。
  (二)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并不意味着消解法益概念
  刘文声称环境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以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为基础架构”,但生态中心主义环境法益观将法益“精神化”,会消解法益概念甚至终结刑法,存在严重的弊端。笔者完全赞同刘文对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的批判,但对于其将环境法益保护早期化与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挂钩则持反对意见。
  正如刘文所言,“迄今为止,在环境犯罪的法益保护上大体有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和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三种。”最初意义上的环境刑法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指导下形成的。[22]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认为,环境刑法的作用是保护现存一代的生命、身体机能,[23]环境刑法的规制对象是对人身、财产的实害犯。其缺陷在于对环境的保护比较滞后因而难以保障环境安全。为了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对于经济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片面注重,生态中心主义即非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应运而生。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认为,独立的、与人的生命、身体无关的“环境”自身就是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然而,任何法益都必须能够还原为人的具体生活利益,故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的逻辑结论不是法益保护的早期化,而是法益保护的虚无化。正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与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各自走向了极端,今天在环境刑法中产生了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不仅是人的生命健康应当通过环境得到保护,使之免受危险的威胁,而且保护植物和动物的多样性,以及保护一个完整的自然,也都是属于一个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内容的,因此是能够融人一个与人类需要相关的法益概念之中的。” [24]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实际上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出发,但对人的生命、身体等保护法益作更为充分的解释(如认为作为法益主体的人也包含“子孙后代”在内),从而要求一并保护生态学的利益。[25]在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看来,“环境法益是人类的未来利益以及未来人类的利益,是刑法保护预期法益的特殊形式。”[26]可见,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才是环境法益保护早期化的依据,也是设立污染环境罪危险犯情节的理论基础。换言之,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并非奠基于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之上,不存在消解法益概念的问题。
  (三)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的早期化没有动摇刑法谦抑主义
  刘文认为,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客观上附带入罪化效果,故依赖于积极一般预防的环境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会冲击刑法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15277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