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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的法治逻辑
【作者】 公丕祥【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创新发展;市场机制;政府权责;法治逻辑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7
【页码】 17
【摘要】

当下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构成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经济生活大逻辑的重要标志,而且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提出了全新要求。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制度创新,这显然蕴含着深刻的法治逻辑。中国法治的时代使命,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聚合创新发展的法治动能,加快构建推动创新发展的法治体系,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运用法治方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形成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法治激励机制;着力构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法治基础,依法确认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与自主地位,依法建立与维护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努力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法律机制;依法划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责边界,恪守“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现代法治原则,进而适应供给侧改革的法治需求,推动当代中国政府革命向纵深发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5279    
  
  进入“十三五”时期,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型过程,这是经济领域的革命性变化的过程。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失时机地作出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决策,这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大创新举措,也是中国经济大逻辑的显著标志之一。这一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当代中国经济革命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一般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称供给侧改革,主要是指通过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强结构调整,扩大有效供给,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而近期的工作重点则是要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从而有效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1]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制度保障。从法权意义上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义在于释放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的创造活力,加大制度创新力度,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依法调控经济运行,为激发市场主体能动作用创设坚实的法治基础。显然,这是当代中国法治的不可回避的重大使命。本文旨在探讨供给侧改革的法治需求,把握供给侧改革的法治逻辑,进而确证法治在供给侧改革中的基础性作用,藉以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供给侧改革,逐步把供给侧改革纳入法治化轨道,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聚合创新发展的法治动能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必须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法则,创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提升社会经济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系统。“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因此,创新发展乃是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信息革命的人类经济文明的革命性进程的一条基本运动轨迹。[2]当下正在展开的中国供给侧改革致力于打造优化经济格局的新的动力体系。这就要求充分发挥法治的保障功能,构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法治制度与机制,突出创新发展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把释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原生动力,为增强有效供给创造高附加值经济成长的制度空间。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是要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态势,年均经济潜在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这是一个有可能实现但却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增长速度。[3]要实现这样一个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创新发展摆在国家发展全局优先考量与选择的时代方位,从供给侧发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优化有效供给体系,把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由可能转化为现实。“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4]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创新理论”,认为经济体系中的创新是一个经济史上的不可逆转的变动,是人们通过不懈的努力,运用自己的智慧改进生产方式和商业方法的产物。由于改进生产技术,占领新的市场,投入新的产品等,从而产生我们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的间断出现的新组合。“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亦即经济体系中不曾出现过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或曰生产手段的新组合。创新包括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一种新的工业组合等五种情形。从这个意义上讲,并非任何经济现象的变化或增长都可以称为发展;只有能够形成生产手段的新组合的经济变动才能视为发展。“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因此,“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5]以创新为基础的生产手段新组合的出现,为现实的经济生活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经济环境和有利的经济条件,甚至会形成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刺激,从而导致经济体系中生产手段新组合的广泛运用,显然,熊彼特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本质特性,高度重视“生产手段新组合”或生产技术变革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巨大作用,详尽考察了创新或生产手段新组合的具体样态及其运动机理,这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创新发展的内在价值意义。毋庸置疑,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创新发展构成了由低端供给类型的生产体系向中高端供给类型的生产体系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蕴含着丰厚的法治意义。因此,必须加快构建推动创新发展的法治制度体系,聚合创新发展的法治动能,把创新发展构筑在健全的法治供给制度的基础上,使之成为改善供给体系,提高供给质量的法治激励体系,为供给侧改革打下坚实的法治基础。[6]在这里,拟应着力加强以下若干方面的法治建构。
  首先,要加快完善促进创新发展的产权制度体系。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也是激励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改善供给侧的制度安排。道格拉斯·C·诺思说道:“投资新知识和开发新技术的盈利能力,需要有某种程度的对思想和创新的产权。在这种缺乏产权的情况下,新技术便不可能来临。”[7]因此,产权能够为市场主体通过创新发展提高供给绩效注入行为动力,设定制度结构,从而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潜能,使发明和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把激励创新发展的产权保护法治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产权得到有效保护”作为“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重要内容,在第十二章对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作出专门的、系统的制度安排。[8]对于构建激励创新的产权体制机制具有重大意义。在这里,至为重要的是要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健全完善有利于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9]作为一种与创新发展内在关联的现代产权形态,知识产权的价值意义在于激发社会主体的能动的竞争性活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技术创新,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把经济发展纳入创新驱动的轨道。当前,要适应推进供给侧改革、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客观要求,加快构建与实施知识产权严格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面向供给侧发力的知识产权研发创造制度与政策体系,完善有利于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归属制度;尤其要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强化对加快发展新经济具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新兴产业、优势产业等领域中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强化对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司法保护,强化对具有高附加值的供给产品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强化对与重大科技项目、重大科技工程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体系,依法制裁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不断提高有利于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
  其次,要运用法治方式积极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在现实经济世界中,生产活动并非自动运行,常常需要价格机制或组织机制的调节。实际上,生产活动中存在着不可缺少的交易费用,这就决定了企业存在的客观必要性。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企业构成了一种特定的资源配置机制,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作用。按照罗纳德·科斯的看法,“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企业家不得不在较低成本状态下行使他的职能,其鉴于如下事实,他可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10]因此,企业是与市场制度并行存在的能够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非市场制度。[11]企业不仅仅是一种体现“命令一服从”原则的科层制类型的经济组织,而且是一种旨在改善资源配置、提高劳动效率的经济机制。企业的功用不仅在于节约市场交易成本,也能够优化分工协作体系,从而成为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组织力量。这就必然赋予企业以创新使命。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历程表明,企业组织的研发与创新活动往往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由于技术研发工作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因此不是个别小厂家负担得了的。所以开拓这种研究工作都是规模最大的厂家,这反转来就给了他们胜过其他中小型竞争对手非常大的竞争优势。”而那些技术发明成果的商业性应用,通常出现在那些对于这种商业性应用的潜在需求作出判断并勇于作出商业决定的大企业之中。[12]然而,在全球产业革命风起云涌的新的时代条件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愈益突出和重要,这往往并非绝然取决于企业规模的大小,不同规模的企业组织都能够成为研发活动的能动参与者。这一方面取决于企业对于投身研发活动及其预期商业前景的判断与决策,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政府所作出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支持,而后者乃是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制度性保障。只有这两类因素的有效结合才能为企业的研发活动与自主创新带来不竭的动力。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推动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就必须在不断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需求与潜能的同时,善于运用法律与政策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使之成为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的稳定提供者。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和《纲要》高度重视优化创新组织体系问题,强调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深入实施创新企业百强工程,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13]在这里,要更加注重优化法治供给,依法赋予企业自主开发、自主创新的法律权能,努力营造有利于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法治环境,激励和保障企业作出技术创新决策,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形成生产手段的新组合,创新商业运行模式,把企业真正打造成为自主创新的高地。[14]需要注意的是,充分发挥企业自主创新的主导作用,要防止落入大型企业的路径依赖。诚然,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助于为企业研发活动注入动力遂而形成优势竞争地位。但是,随之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大型企业垄断地位的形成,这势必会对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构成威胁,从而损害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此,就必须加强反垄断法律与政策系统的建设。“反托拉斯政策的一个目标就是保持一种经济环境,使具有创新精神的小企业能够有效地同现有的巨型公司进行竞争。”[15]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维护自由竞争的法治经济环境,对于构筑平等竞争的自主创新平台、调动全社会创业创新的积极性确乎至关重要。
  最后,要注重运用法治机制激发企业家精神。在现代社会,企业家群体是一支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那么,什么是企业家?《社会市场经济辞典》一书作了这样的历史性分析与概念界定,认为早先的企业家主要是指那些资产的所有者或企业拥有者,他们独立经营自己的企业并且以其在公司内的资本投资或者其全部个人资产为担保承担着企业风险。随着19世纪股份制企业的出现,企业家的形式获得了新的发展,更多的是指接受企业董事会的聘用而在企业中拥有最大限度决策权的经理人,他们经营着一般不属于自己的资产,也不承担风险。[16]实际上,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企业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在市场过程中每每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而是市场过程的支配性力量。“市场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企业家的过程。”[17]市场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企业家所扮演的能动性角色,即一种打破均衡状态而寻求最大化获利机会的角色。这就是熊彼特把企业家界定为“创新者”的内在原由所在。在熊彼特看来,典型的企业家的独特任务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实现生产手段的新组合。“不管是哪一种类型,每一个人只有在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类型,企业家以“创新”作为其行为的特有目的,“必须是一个智慧和意志的巨人”,具有经济首创精神的独特品质,因而“实现新组合”构成了企业家完成职业任务的特殊工具。企业家的创新秉赋,使之形成一种以“理智的”行为与动机为表征的超越享受主义的人格特征。因此,“企业家成批的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18]显然,熊彼特把“创新”视为企业家的本质性特征,这确乎揭示了企业家首创精神在实现生产技术进步或生产手段新组合、推动经济创新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总体而言,在现代经济的成长过程中,企业家始终以创新者的姿态活跃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推动着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革命性变动,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貌。因此,“创新”乃是现代企业家精神的集中体现,展示了企业家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创造成功的能力、智慧与梦想,构成了企业家精神的内在特质与核心要素。在当代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变革发展,有效激发企业家精神,深入建构弘扬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激励机制,便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议程摆在人们面前。在这里,重要的是法治的力量。《建议》和《纲要》都从法治的视角提出了激发企业家精神的重大任务,强调“激发企业家精神”必须“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纲要》还进一步指出,要“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包容创新对传统利益格局的挑战”。[19]这表明作为经济增长与创新发展的关键性要素的企业家精神,应当受到法律上的认真对待,从而使企业家的创新资源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一是要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从法权关系上看,财产所有权是激励财富积累的最有力因素。“如果财产既不是现实的东西又不是权利,那就不能说财产存在。只在财产是权利和现实的东西的场合下,生产的泉源即土地、资产和劳动才能发挥其最大生产力。”[20]如同任何社会主体的财产权利一样,企业家财产权是企业家创造财富的法律证明,是企业家合法享用与自由支配的财产权益,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它意味着企业家不仅能够合法占有和使用自己的财产,而且能够自由处置其财产,拥有对自己财产的最终支配权。它还意味着企业家的财产权应当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非经法定程序与机制,不得受到肆意侵害。它也意味着必须通过健全相关法律制度,确认企业家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防止在对“公共利益”作扩张解释的藉口下为干预企业家的私有财产打开方便之门。二是依法保护企业家的创新收益。作为创新者的企业家,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形成不可或缺的创新收益。这是企业家的智慧与才能的物质载体,理应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能否形成创新收益,是判断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及其绩效的一个基本尺度。[21]因此,必须把企业家的创新收益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建立健全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收益的法律机制,从而激发企业家更加朝气蓬勃地投身于创新活动之中。三是为激发企业家精神、包容创新对传统利益格局的挑战创设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真正的企业家的使命就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格局,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这是一个挑战传统、推动变革、形成创造的充满风险与机遇的过程,是一个从均衡体系向不均衡状态的创造性转换的过程。因此,有必要营造一种宽松且包容的良好法治氛围,尊重企业家致力于打破传统利益格局的创新意愿与行动。当然,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现代企业家亦需要注重培育法治素养,树立规则意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推动创新发展的能力,努力成为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创新者”,这是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应有之义。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二、构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法治基础
  当下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非是搞所谓的新的“计划经济”,而是鲜明体现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价值取向,清晰地表达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法权要求,因而是最大限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时代确证。[22]因此,在供给侧改革实施过程中,要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着力建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法治机制,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以期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益最大化与效率最优化,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对资源的行政性直接配置,有效开启市场活力,进而形成和完善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法治基础。[23]
  第一,要依法确认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和自主地位。从本质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关系是一种蕴含着市场主体的自由要求的法权关系。市场交换的过程,是市场主体之间意志表示共同一致的过程,契约是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的载体。市场交换作为意志表示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充分体现了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和自主地位。马克思认为,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产品,反过来也是一样,相反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24]只有市场主体拥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选择的自由,并且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经济意愿,成为相互离异、互不隶属的独立的主体,市场交换过程才能得以发生。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充分体现了主体自身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它是市场主体支配自己的活动所应有的权能要求。因此,充分发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作用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的法治准则,乃是运用法律的形式确认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和自主地位。离开了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和自主性,就不可能实现市场主体对自己的活动的自我意识、自我支配、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因而也就谈不上市场主体的能动性。而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和首创精神,是推进供给侧改革、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强大推进器。构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法治基础,就必须依法赋予市场主体的广泛意志自由,允许市场主体在具体经济活动中拥有广泛的行动方案的选择自由,使市场主体享有“法律下的自由”,自主实施自己的经济行为,根据市场的信号和需求,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配置,独立自由地处分自己的财产,及时创造新的有效供给,实现利润最大化。正如《纲要》所强调的,要以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最大限度激发微观活力,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25]
  第二,要依法建立和维护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平权型的经济秩序。在这种经济关系类型中,市场主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及其价值,以自然人或法人的身份进入经济生活领域。市场主体在地位上是平权的,法律假定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并依此赋予同样的权利能力,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人。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主体的地位平等,理性化的法律致力于依法确认与维护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反映了市场主体之间在财产、行为以及其他方面互不依赖的平等地位。市场主体依法作出以取得一定平等权利为目的的行为,他们之间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从事相应的经济活动,决不允许任何一方的强迫命令、独断专横,国家亦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的经济权益。推进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快形成平等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的法治市场环境。《建议》和《纲要》都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6]为此,就要贯彻公平原则,坚持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与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一体平等保护,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运用法治机制,更好地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与创造力。由中国国情条件所决定,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为国家经济腾飞作出了不可或缺的突出贡献。然而,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于多种原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民营企业的平等市场主体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市场准入的种种限制依然存在,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还相当突出,民营企业的市场交易的制度性成本确乎很高,这些都严重滞阻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生机与活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就必须花大气力依法加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权益的平等保护,确立和维护民营企业的平等市场主体地位,从而有效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创造活力。一是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积极推动放开市场准入。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27]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领域具体办法。”[28]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29]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则提出,“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30]2016年3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议时,发表了《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讲话,在重申对非公有制经济“三个没有变”的同时,[31]强调“要着力放开市场准入,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我国政府已向外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32]可见,依法扩大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领域,这不仅彰显了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机会平等的法治原则,而且有利于贯彻现代法治的平等保护原则,更好地实现市场主体的权利平等,为民营企业投身经济新常态下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大潮开拓更加广阔的法治经济空间。二是切实降低民营企业市场交易的制度性成本。市场交易成本是客观存在的。按照科斯的说法,“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愿意交易的人从事于能带来交易成本减少的活动—只要采取这些行动在其他方面的损失小于交易成本的节约。交易成本的存在会影响到与哪些人交易、采取什么类型的合约以及提供哪些产品或服务。”尤其是对于企业来说,“交易成本决定了企业购买、生产和销售什么。”[33]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交易成本有着自身特有的表现形式。当前,民营企业遇到的一个突出的现实性问题,便是涉及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执行中大量存在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名目繁多的行政审批事项和税费项目造成民营企业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制度性成本居高不下。对此,《建议》把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优化企业发展环境的任务摆上重要议程,提出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34]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进一步清理、精简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规范中间环节、中介组织行为,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35]只有运用法律与政策机制,切实降低民营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帮助民营企业搬走“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这“三座大山”,才能极大地滴动民营企业参与供给侧改革的主动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展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新作为。三是抓紧清理有违公平的涉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条款。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法律机制难以建立起来。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大政方针,《民法通则》、《合同法》和《物权法》等国家法律亦确认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法治原则。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涉及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法制建设明显滞后,现有的法律法规系统中有违各种所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原则的法律法规条款和政府规章屡见不鲜,因而民营企业融资难、资金链紧张等问题殊为突出,民营企业财产权和经济权益的法律保护不尽到位,随意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针对性地指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36]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37]《纲要》特别强调,要“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保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履行社会责任”。[38]这对于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法治要求无疑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三,着力构建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法律机制。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之一,也是体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作用的基本机制。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微观领域活力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生产要素领域的有效而充分竞争,则是增强要素供给能力、降低要素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内生动力。[39]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多方面(尤其是制度环境)的原因,在我国,生产要素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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