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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中国反腐治本论
【英文标题】 On Treating Causes of Corruption in China
【作者】 何家弘【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律社会学【中文关键词】 反腐败;治本之道;致中和;法治
【英文关键词】 anti-corruption; methodology of treating causes; reaching middle-way and harmony; rule of law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0
【页码】 50
【摘要】

中国反腐败的战略重心要从惩处贪官转向防治腐败,要从治标转向治本。我国传统文化的“致中和”思想可以为此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指引。面对当下中国的腐败状况和形成腐败的综合原因,我国的反腐败之路要从中庸反腐到制度求和,从行为约束到法律规制,从民主选官到权力制衡,努力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英文摘要】

The strategic core of anti-corruption in China shall be shifted from punishing corrupt officials to preventing corruptions, and from treating the symptoms to treating the causes. The thought of “reaching middle-way and harmon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road guide for this mission. Now facing the seriousness of corruption and the complicity of causes, China’s anti-corruption roadmap shall be going from fighting on the middle and stable course to seeking harmony with the system, from behavioural restraint to legal regulation, from democratical selection of public officials to checks and balances amang the power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socialist state of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5688    
  
  腐败乃人类社会之“公害”,且可跨越国界,犹如埃博拉病毒之蔓延,又如核辐射尘埃之扩散,侵蚀污害,祸国殃民。因此,创建公正廉洁之政府,清除官员腐败之陋习,此乃世人同愿,尽管不同国度之人民表达此愿之方式与实现之路径有所不同。毋庸讳言,当下中国之腐败是严重的。积多年之弊,反腐败已成为关系党国存亡之要务。[1]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者取“先治标后治本”之策略,“虎蝇”同打,“军地”两力,彰显前所未有之决心和力度,赢得了民众之赞誉和支持。然而,以反腐成效论,惩罚贪官并非目标,防治腐败才是目的。换言之,反腐要点并非昨日之腐而是明日之腐。今治标已见成效,重心当转向治本,针对腐败成因,弥补制度漏洞,改良社会风气,或可重塑国人信仰并成就华夏清明。
  一、从中庸反腐到制度求和
  常言道,国无常强,家无常盛。纵观古今,唐代文明曾引领世界,元朝铁马曾驰骋欧亚;大英帝国曾占有“日不落”版图,纳粹德国曾霸道大半个欧洲;前苏联曾拥有最强军事机器,美利坚今独居世界超级大国;又有传言,21世纪当属中国。看我华夏,各朝历代都经历兴衰生灭之轮回。在世袭王朝,开国者多勤政廉明,后继者却日渐荒惰奢靡,乃至丧失社稷。王朝更替,国道兴衰,东方西方,世事同辙。究其主因,积腐致重,政权垮败。当此际者,正宜明目达聪,励精图治,探索反腐败之有效路径。笔者认为,“致中和”思想遗风余烈,或可成为反腐败治本之道。
  孔子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致中和”是儒家思想之核心组成部分,代表古代知识精英所追求之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也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理想观。儒家思想以知识者为视角,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之规律,且以“和”为皈依。诚然,儒家主张之“和”,并非否认差异。正所谓,和而不同,不同乃和。万千物种和谐共生,方能形成多姿多彩之自然世界。物界如此,人界亦然。因此,“致中和”诚为人类社会之追求,亦可作为反腐败的治本之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一切学问之根本。老子说:“圣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孔子说:“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礼记·中庸》)性即人之本性,乃智仁勇之源,但常人不能自知。道就要明了本性,依顺本性,而圣人讲道并广布于民则是教。儒家学说的中庸之道实乃“致中和”思想之根基,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孔子曰:“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礼记·中庸》)
  在当下中国,反腐败应取中庸之道,即不偏不易,中正平和。中庸反腐,首要为道路适中和力度均衡,以免剧烈的钟摆效应。次要为适度的宽容与妥协,以达至社会和谐。取中路反腐,关键在于公正。以中力反腐,要旨在于长效。中庸反腐,既不要选择性反腐,也不要运动式反腐。诚然,因贪官数众而采取适度宽赦之策略不无道理,但须正大光明、一视同仁。倘若依派系或亲疏而选择性暗赦贪官,则违反中庸之道,致反腐败南辕北辙。总之,欲求廉政真实效,中庸之道当为反腐“新常态”。所谓“先治标后治本”的反腐策略实乃借用中医之理论,即所谓“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不过,治病重在除根,治标实属权宜。而要治本,则要调理阴阳虚实,以达致人体各系统组分之均衡。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医传统理论亦把“致中和”视为人体健康之道,其要旨是减强增弱、去实补虚。正所谓,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适事为故,恰到好处。以此理考量中国反腐败,治本要务当为制度补强,特别是防治腐败之制度。
  常言道,反腐败,靠人民。此处所说之“人民”,实乃官府之对应,俗称“百姓”。百姓反腐,此话貌似中肯,其实语焉不详。诚然,百姓痛恨腐败,自然要反腐败,然而百姓如何能反得腐败?笔者认为,百姓反腐主要路径有三:其一是“聚众造反”,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其二是“民众运动”,譬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三是“民主选举”,即通过选票让贪官下台。前两条路径的社会成本太高,实属万不得已之选择或非选择。第三条路径最为有序,且社会成本不高,但以相关制度为前提。
  多国经验表明,官员财产公示乃有效防治腐败之制度,且能彰显执政者反腐败之真心决意。瑞典王国早在1766年就建立了大臣公开家庭财产清单的制度。英国则在1883年颁布了世上首部官员财产公示法——《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20世纪70年代以来,“阳光法”渐成潮流,官财公示亦成大势。[2]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3]常言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中国,立法机关早在1987年就开始研究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后于1994年把《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但可惜未能启动。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4]这项制度实行多年,但为内部申报,缺少有效审查,难免流于形式。近年来被查办的“房叔”“房婶”“房姐”“房嫂”等贪官以及若干大小“老虎”,也曾按规申报,结果被查出诸多房产,少则十几套,多则上百套。假如我国自1995年开始官员财产公示,此类贪官定难“潜伏”,众多官员亦不会坠入贪腐泥淖。
  为提升此项制度之实效,中办、国办于2010年7月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进一步明确申报之人员和事项。中共中央组织部于2013年12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提出将开展报告的抽查核实。2014年1月,中组部印发《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试行)》,在全国范围内启动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抽查核实。2014年12月,中组部又发出通知,把2015年随机抽查的比例由3%~5%提高至10%,并将对拟提拔为副处级以上干部人选、拟列为副厅级以上后备干部人选,以及转任重要岗位人选等,全部进行重点抽查。[5]这些举措反映了中共中央的反腐决心,也是朝向制度反腐的进步,但是抽查核实并不等于公示,其反腐功效差强人意。
  为何在中国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如此困难?笔者认为,难在“官意”——当然是部分官员之意。民以为然,官以为不然,官意与民意相去甚远,隐含着两个群体的利益冲突。于此,我们又看到新旧“民主”之差异。倘若“官为民主”,则此制难立。理由很浅显:下人岂能探知上人之隐私。倘若“民为官主”,则此制当立。道理也很浅显:主人让仆人管理公财,因此要仆人公示家财,天经地义。官员的隐私权遭遇民众的知情权,孰轻孰重,关键在于谁掌天平。
  中国传统的政治话语中欠缺“妥协”二字,政治斗争之规律就是你死我活抑或两败俱伤。千百年来,诸多朝代的政治改革或失败或流产,原因之一即缺乏妥协精神。既得利益者不妥协,争夺利益者也不妥协,结果是错失良机,矛盾激化,社会动乱,改朝换代。其实新制度之建立就是各方利益之再平衡,而再平衡之路径不外乎暴力或妥协。暴力之结果往往是零和甚至负和,妥协的结果却可以是正和。[6]在当下中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建立需要妥协——民众宽恕部分官员的贪腐原罪,官员放弃自家的财产隐私。双方各退半步,制度由此而生。而且制度一旦确立,即可遗传子孙。正所谓,以妥协换制度,功在当代,福及后人。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面对历史积弊,反腐败不可能斩尽杀绝。有些“老虎”手段高超,或隐藏深秘,或保护极强,打虎者望山兴叹;而“苍蝇”太多,或聚居成势,或泛滥成灾,扑蝇者难以剿灭。再者,某些贪官身份特殊,查办者力所不及或投鼠忌器,不得不网开一面或有视无睹。作为口号,人们尽可以高呼“零容忍”与“杀无赦”,但面对现实,宽恕旧罪或为明智之举。倘若执政者能够坦诚地面对历史,面对人民,敢于认错,勇于担当,立足时下,放眼未来,以制度开启反腐倡廉新纪元,或可弥合社会割裂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之再和谐。一言以蔽之,中庸反腐,制度求和。
  二、从行为约束到法律规制
  腐败属个人行为,如贪污公款或收受贿赂,而且多伴有性行为失范,如通奸嫖娼和包养情妇。于是,人们便把腐败主因归结为个人之品行不端或道德败坏。多年来,我党反腐败的基本策略是加强思想教育,提高道德修养,而且多以改造思想为目标,以政治学习为范式,冀望通过理想教化来提升官员的抗腐能力。[7]中国传统文化也强调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以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君子境界。圣人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在一人独处之境况下,既无他人监督,亦无外在约束,个人也能谨慎自省,自我约束,这就是君子的“慎独”精神。所谓“君子”就是道德高尚的好人。其实,许多宗教的功能都是要把信众教化为道德高尚的好人。
  人有好坏之分。好人就要做好事,但坏人有时也能做好事。正所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在现实社会中,只做好事的人不多,只做坏事的人也不多,大多数人是既做好事也做坏事,可称为“不好不坏之人”。良莠同存,熏莸错杂,好人与坏人往往难以类分,甚至在涉及腐败时亦难下定论。同为自然造物,人为何有好坏之别?行善抑或作恶,此乃先天造就,还是后天习得?欲回答此问,人性不可不谈。然而人性善恶本身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千百年来,贤哲们且思且想,且行且论,虽多有卓见,却莫衷一是。这大概也折射出思想本身的问题。人类是有思想的动物,而思想之丰富恰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之要处。人的思想是隐秘的,可以通过言语等行为表现,但表现的内容却未必真实。人的思想依附于躯体,却不依赖于躯体。躯体可以影响思想,但不能决定思想。躯体死去,思想即停摆,但并非思想之终结,因为思想可以超越躯体而得到传承。有些人死了,其思想依然活跃。有些人活着,其思想已如僵尸。今天,我们仍然在诸多问题上思想着前人的思想,至少我们自以为是,譬如人性善恶的问题。
  在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主张人性本善,正如小儿传诵的“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其实儒家学者的观点也不尽同。例如,同为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孟子和荀子对待人性善恶问题的观点就相去甚远。孟子主张人性本善,[8]荀子却主张人性本恶。[9]笔者似儒非儒,斗胆曰:人性本恶亦本善。
  议论此题,必先明确善恶之标准。其一,衡量善恶应以行为做标准。诚然善恶之本在于思想,但思想是隐秘的,若不表现于行为,他人便无从评判。即使有行为,评判也难同一。譬如,某市长集人力物力为地方修路,自当视为善举,但其所思所想是为民众谋福利抑或为自家求政绩甚或其他,则人言纷纭。其二,衡量善恶应以群体利益为标准。人类乃群居动物,必有个体间关系,而善恶恰是个体间关系之表现。个体利益相左甚至冲突,难为标准,因此只能以群体利益为衡量。符合群体利益的行为是善,损害群体利益的行为是恶。群体利益要求个体利他,因此利他向善。损人利己是典型之恶,舍己为人是典型之善。群体有大小,利益有轻重。爱他人及一切人,则善莫大焉。
  人类的生命具有个体性,人类的生活具有群体性。经过千万年的传承与进化,这两种属性已成为人类行为之本源。一方面,为个体生命之存续,人就要满足自身需要,甚至不惜损害他人乃至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在群体中生活,人又须遵从群体需要,顾及他人利益,特别是那些具有特殊关系之人,譬如父母子女。可见,利己是人之本性,利他也是人之本性。生命之个体性乃恶之源;生活之群体性乃善之端。
  这是自然界生存规律在人性中的体现。
  人之善恶经由行为呈现于社会,而人们对于善恶的感觉也会追随世态而嬗变。清平盛世,民风纯朴,性本善即为通说。物欲横流,邪恶当道,性本恶便为主流。孟子生于战国前期,社会安宁、政治稳定、人心向善。荀子生于战国末年,社会险恶、政治凶残、人心向恶。由此推知,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观都是当时社会状况之写照。从表面看,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观大相径庭,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二位先贤都倡导善行,重视道德养成,只不过孟子在人性善的基础上主张“存心养性”,重视自我修养;荀子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主张“化性起伪”,强调外在教化。梁启超先生曾说:“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大师,其政治论之归宿点全同,而出发点则小异。孟子信性善,故注重精神上之扩充。荀子信性恶,故注重物质上之调剂。”[10]这两种人性观对于我们研究反腐败之行为约束问题是颇有教益的。行为约束有两条基本路径:其一是自我约束;其二是外界约束。孟子的主张强调前者,荀子的主张侧重后者。二者亦可转化。
  美国也有学者主张把道德教育作为防腐主策。钱德勒教授专门研究个人道德培养的规律,并把道德养成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权力和外部规则的顺从,人们遵守道德规则就是为了避免惩罚和服从权力。第二阶段是自我利益的驱动,人们已经认识到遵守道德规则符合其个人利益。第三阶段,人们主要考虑的是要按照群体的期望来规范个人行为。第四阶段,人们主要考虑的是个人要适应规则体系,而且认识到个人有义务维护群体的规则体系。第五阶段,人们对义务的认知以社会契约、社会效用和个人权利的观念为基础。第六阶段,人们接受的道德规则体系以普遍适用和自主选则的公正原则为基石。这六个阶段亦可合并为三个层次的道德养成,即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前常规道德养成、以群体利益为中心的常规道德养成、以抽象原则为标准的后常规道德养成。[11]
  然而一般人的道德养成很难抵御权力的侵蚀。权力越大,其侵蚀力越强。历史经验表明,掌权者容易妄自尊大至忘乎所以,进而滥用职权至贪污腐败。英国思想家阿克顿曾说:“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12]常与权力为伴,难免受到侵蚀。然而,主张思想教育者试图提升官员自身抗腐能力,以达致“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境界。此语颇为豪壮,但在物欲横流之社会,其声也弱,其音也悲。“不湿鞋”者令人景仰,但此为人中上品,[13]实属“圣人之性”,[14]在任何社会中皆为凤毛麟角。我国近年的现实状况表明,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无法把官员教化成高尚之人。
  明确“人性本恶亦本善”的观点,对于研究腐败行为约束问题很有意义。因为人性中既有恶源也有善端,所以社会环境就成为影响人类行为善恶的决定因素。如果社会环境养善,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善。如果社会环境养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恶。人们经常感叹好人太少,因为现实的社会环境不养好人。在一个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鼓动人们为成为强者而进行恶性竞争的社会中,人们很难与人为善。在一个从道德和文化两个层面都纵容人们为获取个人利益而弄虚作假甚至坑蒙拐骗的社会中,人们很难独善其身。于是,在官场上、在商场上、在各行各业的职场上,人们都竭力发扬自身之恶,以便对抗并战胜他人之恶。
  人类的行为具有目的性、交往性、可塑性等特点。其一,人的行为一般为了满足个体需要,都有具体动机。需要是行为之动力,动机是行为之导向。其二,人的行为一般都在社会或群体中进行,多在与他人行为的交互作用中完成。因此,个体行为并非纯粹的个人行为,也会受到社会或群体中他人行为的影响。其三,人的行为具有模式化倾向。一种行为在多次重复中得到强化,就会形成动力定型或行为习惯。行为的模式化可以降低个体投入的精力和体力,从而提高同类行为的效率,但也会降低个体对新的行为方式的兴趣和接受能力。
  个体行为方式的养成,既受个人道德观念和性格气质的影响,也受社会行为环境的影响,而且可以互相影响。例如,在车站等候公共汽车时,如果大家都遵守秩序,人们就会踏踏实实地排队;如果有人加塞且无人阻挡,别人也会跟随,群体行为就会呈现乱象。在当下中国的腐败乱象中,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众所周知,在多种历史原因作用下,国人已形成一些社会陋习,譬如重人轻规、送礼成风、公私不分、喜爱特权等。[15]于是“拿大家”和“大家拿”的行为司空见惯,并衍生为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产私占、公物私用。办事要请客送礼,不办事也要请客送礼,领导干部收受礼品礼金的行为也就屡见不鲜,甚至养成习惯。然而,上述行为往往是贪污受贿之雏形。有些贪官在为自己的受贿辩解时声称“不得不收”;有些奸商在为自己的行贿辩解时抱怨“不得不送”;甚至一些外国商人到中国行贿也说是“入乡随俗”。虽然这些言语多属于推脱罪责且强词夺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环境对行为的影响。
  除社会大环境外,行业或单位的行为环境也是影响人行为的重要因素,而且会形成一定的群体行为模式。根据我们对党的十八大后落马高官贪腐案的实证分析,一些行业中的“窝贪”就具有群体行为的特点,譬如具有高度垄断性的石油行业。在党的十八大后落马高官中,既有仍在石油行业任职的廖永远、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等,也有曾在石油行业工作的***、***、***等,其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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