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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核实同案犯供述”的正当性证成与制度完善路径
【副标题】 基于对《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4款的规范展开
【英文标题】 Justifications and the Improvement Path of “Verifying Accomplices Confession”
【英文副标题】 Based on Norms of the Fourth Paragraph of Article 37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作者】 孟婕【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核实证据;同案犯供述;律师辩护权;侦查效果;司法公正
【英文关键词】 verifying evidence; accomplice confession; lawyer’s right of defense; investigative effect; judicial justice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0
【页码】 116
【摘要】

《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但该规范对于“核实证据”的具体范围和方式却语焉不详,这种规范上的不周延导致了现实中律师核实证据的方式迥异、法院对所核实证据的认定困难等一系列实务问题,也引发了学界关于辩护人权利行使空间以及被追诉人权利应然范围的更深度探讨。细查我国辩护律师核实证据的实践经验,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莫过于律师能否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披露同案犯口供。未来我国既应立足于在制度层面上充分保障辩护律师向委托被告人告知同案犯供述的权利,也应正确认识相应规范适用的合理边界。

【英文摘要】

Article 37 of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of 2012 stipulates that “defense counsel can verify the evidence with the suspect or defendant as soon as the case is transferred for review and prosecution.” But the norms for the “verification of evidence” of the specific scope and manner is not yet clear. This non - normative norms lead to a series of substantive issues. It also brings discussion on the right of defenders and the scope of the right of the accused. However,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is whether lawyers have right to disclose other accomplices’ confession to the suspects, defendants. In the future, our country should not only be based on adequately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of defense counsel, but also should understand the reasonable boundaries of the norms app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5687    
  一、问题的提出——“律师可否核实同案犯供述”所引发的争议
  《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4款[1]规定了辩护律师核实证据的权利,但对于律师核实证据的范围则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有关司法解释皆无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规范中仅采用了“有关”这一模糊性表述。这导致刑事案件中,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向相关当事人核实证据的范围与方式往往难以得到侦查和检察部门的合法性确认,尤其是律师是否有权向被追诉人核实口供,例如披露同案犯供述,各界更是看法不一。笔者现将此问题的各界态度总结如下:
  (一)立法渊源——强化律师辩护权
  在我国,源于长期超国家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运转,被告人以及辩护人的权利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相较于英美的“两造对立”,公权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加之经年累月形成的“重惩罚犯罪,轻人权保障”的传统思维,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行使长期受到挤压。伴随着国家法治化的步伐和司法改革的步步推进,“控辩平等”的制度价值愈发显现,律师辩护权——作为增强辩方力量的主要依托和维护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最佳途径,逐渐被重视起来。2007年修改的《律师法》在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等方面对律师辩护权予以了补强。2012年《刑事诉讼法》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保障了辩护律师的诸多权利。本文所论之第37条第4款,其立法目的也正与上述脉络相合。“立法者也是属意通过赋予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的权利,来强化其辩护权。以此帮助律师更好地准备辩护,包括向人民检察院提出辩护意见和在法庭上行使辩护职能,进行质证等,辩护律师均需要对其查阅、摘抄、复制的有关证据及自行调查收集的有关证据材料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核实,以确定证据材料的可靠性。”[2]
  (二)司法界——不宜将同案犯口供披露给被告人
  司法机关普遍对律师核实同案犯口供持排斥态度,笔者认为其立场形成主要基于两个层面的担忧。
  第一个层面是从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工作效率与风险的现实角度考虑。以检察机关为首的司法界认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着天然的趋利避害心理。考虑到当下“口供为王”的刑事诉讼证据环境,口供的效力与内容直接关涉犯罪嫌疑人的定案定罪,因此当犯罪嫌疑人通过翻供、串供存在脱罪可能性时很可能会基于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允许律师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同案犯供述,无异于向其虚掩一扇翻供、串供以求自保的窗,从而给刑事诉讼侦查工作带来极大风险。尤其是共同犯罪中,辩护律师把其他人的口供内容透露给他的委托人,形同在共犯嫌疑人之间搭设提供串供可能性的桥梁,极易使口供的单独取录丧失意义。此外,即使辩护律师把其他被告人的口供内容透露给犯罪嫌疑人没有造成翻供、串供的直接后果,但由于此类行为会“自然唤起犯罪嫌疑人对以往供述的记忆,强化对不利事实相抗拒的心理暗示,尤其是对己有利的部分会形成契合,对不利于自己的口供内容会有所调整(往往是辩解)。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会让事实变得更加复杂,使辨明真相更加困难,也必然会导致同案犯供述证明力弱化”。[3]
  另一层面则是从刑事诉讼程序基本理论的角度考虑。司法界认为“披露同案犯供述”权利的存在与当下被普遍认同的一些刑事诉讼基本理论相悖,具体包括:1.与辩护权独立理论相悖。基于对辩护律师能最大限度维护被告利益的认识以及维护辩护律师专业自主性(professional autonomy)的考虑,独立辩护观与辩护权独立理论在各国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4]这一理论指出辩护人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和“固有权利”。[5]辩护人的阅卷权与被追诉人的知悉权之间是非等量的关系,不能泛泛将辩护人的权利类推至被告人,否则便会构成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不当扩充。[6]根据这一理论,辩护律师“没有必要向在押被告人核实证据,也没有必要给予被告人阅卷的机会,更没有必要与被告人就证据质证和辩护观点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7]2.与“自由陈述”理论相悖。“自由陈述”顾名思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于自由意志供述案件有关情况。[8]通俗地理解,它包括两方面要求,一方面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讲不讲”,另一方面也不得诱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讲什么”。司法人员不得试图逼供和诱导供述,而辩护律师核实证据也不得违反自由陈述原则,对其施加外部影响。如果辩护律师将阅卷或取证中发现的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的内容不同或相反的证据告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违反“自由陈述”原则之嫌。因此告知同案犯供述会产生外部滋扰,影响其口供可信度。
  (三)律师界——核实同案犯供述并无不妥
  律师界认为,无论是对法条的文意解释亦或是辩护权行使的正当性,再或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力的保障视角,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同案犯供述都有其正当意义。法小宝
  首先,结合当下加大律师辩护权保护力度的立法价值导向,从目的解释的角度理解《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4款规定,对其中何谓律师核实的“有关”证据,其判断主体应是辩护律师,而非侦检人员,因为核实证据是律师整合辩护思路和疑点的结果,是对案件争议或个人疑惑的梳理,司法人员对其干预于法无据。况且法律规定律师核实有关证据时不被监听,司法人员无从知晓律师携带的案卷材料范围和核实的具体情况。其次,核实同案犯口供并不超出律师辩护权的应然范畴,同案犯口供作为案件证据的一部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得披露。在被追诉人之间供述不一致的情况下,律师通过核实部分同案犯口供能够更便捷地发现并搜集有利证据,或是更有针对性地准备庭审辩护,是有效行使辩护权、维护委托人权益的正当之举。事实上,实践中,律师将案卷相关材料和信息告知被追诉人已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通常是通过让被追诉人阅卷或是口头转述等方式实现,加之《刑事诉讼法》中“无权在场”和“不被监听”的制度保障,公权力似乎无权也无法干预太多。
  最后,从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视角看,被告人在审查起诉阶段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尤其是对案卷材料一定程度的知悉权是完全正当的。只有较充分地了解证据,深陷囹圄的被告人方可明确自己的辩论主张和诉求。所以,核实同案犯供述归根结底也是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应有之义。
  二、“披露同案犯供述”的正当性分析
  (一)“披露同案犯供述”有利于保障人权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当今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改革均在寻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9]我国《刑事诉讼法》也于2012年修订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确立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目标,顺应了国际刑事诉讼的发展大潮。刑事诉讼中对于保障人权的要求,本质上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和保护有罪被告人的合法权益”[10]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受到公正对待。”[11]“披露同案犯供述”对于保障人权的重要价值在于:一方面,它令审查起诉阶段失去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有了通过辩护律师被动地了解案情信息、证据内容的机会。这属于对犯罪嫌疑人案情知悉权的赋予,扩充了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范畴。另一方面,它使得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对案情的了解更为全面,能更具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辩护策略,为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提供有效保障。综上,正如学者所言“一切刑事诉讼制度必须也必然考虑保障国家权力有效行使以打击犯罪与充分保障涉诉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12]而“披露同案犯供述”的制度设计恰恰是公民基本权利——辩护权的彰显,是保障人权基本目标的制度具现。
  (二)“披露同案犯供述”有助于审前阶段辩护权的作用完善
  “刑事诉讼的历史是扩大辩护权的历史”,“披露同案犯供述”作为律师辩护权的扩充,是符合辩护权发展潮流的。辩护人的使命和职业道德注定了其要忠于被告人的利益,尽全力满足被告人的诉求,故对传统上“独立辩护人”理论[13]的质疑渐多,实践中也鲜有辩护人不顾与被告人意见相左、独立发表辩护观点的现象。辩护人与被追诉人协商一致的辩护思路才是辩护效果最大化的必由之径。那么在被告人无庭前阅卷权的今天,“披露同案犯供述”便是实现协商辩护策略的必要保障。如果在共犯案件中可核实同案犯供述,将使得辩护律师在被告人的帮助下明晰同案犯供述的不实不当之处,厘清争议焦点,同时被告人也可了解部分证据和案情,从而才能形成双方鼎力合作、共谋辩护策略的形势。尤其在一些对专业知识要求较高的经济类和医学类案件中,被告人获知证据有利于快速发现证据和同案犯口供中的矛盾点,提出质证意见,弥补律师在其他专业知识上的不足,达到最佳辩护的效果。此外,“一个拥有证据知悉权的被告人,是不会对律师的草率辩护方案予以确认的,同时还会对律师的辩护活动是否达到较高水平进行判断”。[14]因此客观上,被告人获得部分证据的知悉权不仅有利于与辩护律师更好地协商辩护策略,形成辩护合力,同时也是对律师辩护活动的一种督促,避免了一些责任心不强的律师草草拟定辩护策略、法庭走过场的不负责任行为。
  (三)“披露同案犯供述”有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与司法资源的节约
  如果说上述对“披露同案犯供述”正当性的证成是基于刑事诉讼价值层面的论述,那么对诉讼效率提高与司法资源节约方面的阐述则是从现实角度出发对侦检法机关疑虑的释明。首先,对于律师核实的证据,被告人认为无异议的,在庭审时法庭就不必就无争议的证据举行举证、质证,可只针对争议事项进行并保证充分的辩论,这样在节约时间、提高庭审效率的同时还令庭审质证目标明确,符合未来“庭审中心主义”的发展要求,有利于查清事实真相和正确裁判。其次,审查起诉阶段让被告人接触证据,特别是有争议的证据,不仅可以提供给被追诉人一个辨别真伪、提出反驳的机会,被告人、辩护人还有可能藉此发现新的线索,甚至在侦查机关侦查方向错误时建议其纠正,调整侦查路线,及时补充侦查,避免在庭审环节因证据问题延期审理影响诉讼效率。同时,如果被告人、辩护人通过核实同案犯供述发现存在非法证据的可能性,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检察机关可及时处理,避免延误至庭前会议或庭审阶段造成不必要的心证污染,保证诉讼效率与司法公正。最后,与侦检机关对“披露同案犯口供”可能导致串供的担忧不同,笔者认为在被告人供述不实或者供述不全而其他同案被告人均做出、或多数同案被告人做出对其罪行一致供述的情形下,通过律师核实同案犯供述,被告人往往会认清形势,打消侥幸心理和虚假供述的念头,转而如实供述,争取从宽处罚,这对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工作乃至法庭调查和审判效率的提高亦有实益。
  (四)“披露同案犯供述”不会对侦查和检察工作的效能造成减损
  “核实同案犯供述”的反对者普遍认为,它会提高嫌疑人翻供、串供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侦检工作遭受障碍,进而使得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价值损益。然而,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97条第2款规定:“讯问同案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个别进行。”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对同案犯罪嫌疑人采取分别讯问的方式,在侦查终结时,关于犯罪嫌疑人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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