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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职务发明权利归属的立法变革与制度安排
【副标题】 兼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6条
【英文标题】 Legislative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n Rights Ownership of Employee Innovation
【英文副标题】 Focus on Article 6 of “Proposal for Amendment of Patent Law (Manuscript)”
【作者】 刘鑫【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分类】 著作权法【中文关键词】 职务发明;权利归属;专利法修订
【英文关键词】 employee innovation; rights ownership; amendment of patent Law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132
【摘要】

职务发明投资主体的多样化和管理机制的多元化直接推动了权属机制从法定向约定的转变。多样的投资主体导致了法定权属的效果不佳,日益多元的管理机制则推动了约定权属的范围扩张。为适应职务发明创新模式的变化,应以最新出台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为基础,一方面扩大约定权属的适用范围,并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保留法定权属的前提下,改采“雇主优先”和“雇员优先”并存的法定权属模式,与约定权属相衔接,实现职务发明权利的合理配置。

【英文摘要】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vestors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of employee innovation lead to the change of rights ownership from legal orientation to private convention. Increasingly multiple investors of employee innovation contribute to ineffectiveness of legal ownership; Increasingly pluralistic management mechanisms of employee innovation contribute to scope expansion of contractual ownership.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creative mode of employee innov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expen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contractual ownership with necessary limits and retain legal ownership with “Employer First” and “Employee First” parallel based on the new Proposal for Amendment of Patent Law (Manuscrip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5734    
  一、问题的提出
  职务发明制度发轫于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物质投入和智力投入的主体分离。在前现代时期,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性的,并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考虑。[1]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研发呈现出复杂化、合作化的特点,研发成本不断增加,创新风险也日益增大,因而个人发明的数量不断降低,职务发明成为发明创造的主要类型。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专利统计年报2016》,2016年我国职务发明申请授权量达到7,099,549件,占到了国内发明申请授权总量的64%。[2]我国《专利法》第6条采用“雇主优先”的立法模式来配置职务发明专利权及相关权利,并建立起以法定权属为原则、约定权属为补充的职务发明权利归属机制。然而,在实践中,作为我国职务发明权利配置主要模式的法定权属却往往无法充分适应当前技术变革与产业革新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雇员与雇主的自由权利配置和合理利益分配,制约了职务发明的研究开发与转化运用。依据雇员与雇主之间的约定来确定职务发明权属的约定模式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主体、不同行业的差异性需求,其无论是在降低职务发明权属移转的交易成本方面,[3]还是在促进职务发明创造的转化运用方面都更加符合雇员与雇主双方的利益诉求。
  有鉴于此,世界各国纷纷扩大了约定权属在职务发明权属规则中的适用范围,并使之成为确认职务发明权属的主要方式。[4]我国在2000年《专利法》修订时也引入了约定权属机制,但是其适用范围相对有限,法定权属仍然是我国职务发明权利归属的主要模式。[5]2015年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对职务发明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重新界定,但却并未对约定权属机制的适用范围有所扩展。[6]这无疑与当今世界技术研发模式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相背离。因此,我国在专利法修订中应当改变现行的职务发明权利归属模式,扩大约定权属的适用范围,实现约定权属机制的合理设计与法定权属机制的适当定位,使二者互相配合、互为补充,保证职务发明权利配置的公平与高效。
  二、从法定权属到约定权属:创新模式多元化的制度需求
  在当前科技创新合作化、投资主体私立化、管理机制集约化的发展趋势下,职务发明法定权属机制的问题与弊端日益暴露,往往难以符合雇员与雇主的利益诉求、难以满足促进技术进步的制度目标,因此约定权属机制逐渐成为职务发明权利配置的主要模式,通过雇主与雇员的意思自治,构建适合不同主体、不同行业的权属模式,实现职务发明权利归属的多元化与合理化。
  (一)投资主体多样化与法定权属失灵的缘由
  我国的职务发明制度肇始于1984年《专利法》的颁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仍处于计划经济阶段,职务发明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国营单位”或“集体单位”的公有财产。[7]因而,调整职务发明权利归属的法律规则也采用了严格的法定权属模式,即“职务发明创造直接归属于发明人的单位”。[8]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涌现,市场经济日臻完善,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一次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9]私营企业也因此可以成为职务发明的投资主体,打破了“国营单位”和“集体单位”的垄断。随着私营企业的日益增多、外资企业的不断涌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逐步建立,原有《专利法》中严格的职务发明法定归属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难以符合社会发展的创新需要。具言之,在投资主体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下职务发明法定权属的制度失灵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严格的法定权属所引发的分配效率低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务发明是雇主为降低技术交易成本、提高权益分配效率,以内部指令取代价格机制的创新选择。[10]职务发明法定权属模式以强制性的权利配置代替了雇主的自由选择,并不符合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私立投资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市场经济规律格格不入,对职务发明权利配置的过分干预必将造成职务发明创造研发的低效性,降低研发投入的回报率,增加私立主体投资职务发明的市场风险。二是单一的法定权属所造成的激励效果不佳。职务发明权利配置的重点在于有效地分配雇员和雇主对于职务发明创造的财产权利,最大限度地激励雇员与雇主的发明创造热情,减少搭便车的行为。[11]然而,在实践中单一的职务发明的法定权属模式无法充分激发雇员与雇主的创新活力,尤其是在我国“职务发明专利权全部归单位、非职务发明专利权全部归个人”的情况下,单位和个人都面临着“获得全部或者失去全部”的艰难局面,职务发明权属问题也就成为了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最直接的冲突点和最根本的对立面。[12]因此,2000年《专利法》修订中增加了职务发明约定权属的相关规定,并在实践中呈现出适用范围不断扩张的趋势。
  (二)管理机制多元化与约定权属的扩张趋势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在当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时代背景下,发明创造的研发依靠某一企业或者科研机构的力量往往是不够的,需要多个单位合作研发,通过合作各方的优势互补,最大限度降低研发的成本与周期,从而确保技术研发工作的高效推进。在合作研发的情形下,职务发明的权利配置不再局限于某一雇主与其雇员之间,而是演变为多个雇主与其各自的雇员之间的权利配置。随着职务发明法律关系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强,运用职务发明的法定权属机制配置权利的难度不断变大,加之当前发明创造高投入、高风险的特性,雇主了解发明的细节并声明发明权属的诉求变得越发强烈,职务发明的法定权属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13]因而,越来越多的雇主选择采用约定权属模式,即通过与雇员的平等协商来确定最有利于激发创新、最有利于转化运用的职务发明权属模式。而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意思自治则往往会衍生出不同类型的职务发明的权利配置,并形成多元化的职务发明管理机制,从而有效应对当下合作研发中的复杂法律关系。易言之,研发工作的合作化导致了职务发明权属的约定化,而职务发明权属的约定化又推动了管理机构的多元化。近年来,在大型集团企业中普遍采用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模式无疑是对职务发明约定权属运行方式的一大探索。在这一管理模式下,大型集团公司的每一个分支机构都采用统一的职务发明的管理策略,通过与雇员发明人签订内部协议的方式,将职务发明的专利权或申请专利的权利转让给一个专门机构或子公司,由其进行职务发明的对内及对外许可。[14]这是约定权属机制下职务发明管理模式的创新,更是雇员与雇主针对当前研发工作合作化等现实问题所作出的选择。职务发明约定权属机制的广泛适用,使雇员与雇主能够立足本领域的创新模式,根据技术研发的客观需要,通过充分的意思自治,有效协调方各的利益诉求,从而创设出适合特定领域、特定行业、特定投资主体、特定研发机制的个性化职务发明管理模式,实现职务发明管理机制多元化,确保职务发明专利权等相关财产权利的合理配置。
  三、约定权属的制度设计:推进权利合理配置与高效转化运用
  职务发明约定权属机制是契约自由在职务发明权利配置过程中的体现,即允许雇员与雇主通过意思自治来确定职务发明权属,最大限度地满足雇员与雇主双方的利益诉求,促进职务发明创造的高效转化运用。[15]在当前技术研发复杂化、合作化的趋势下,职务发明约定权属越来越多地为雇员与雇主所选择,呈现出适用范围不断扩张的趋势。与此同时,基于约定权属模式任意性的特点,必须对职务发明约定权属的适用范围予以必要限制,避免出现雇员或雇主在利益的趋动下做出有悖于公平正义的权属约定,确保职务发明约定权属机制的有序运行,使约定权属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
  (一)约定权属机制的范围扩张与行业划分
  随着新技术研发复杂化、合作化趋势的不断增强,雇主与雇员约定职务发明专利权归属的情形日渐增多,同时也为雇主的经营和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策略选择。在契约性的约定权属模式下,雇主通过与雇员协商,既可以约定职务发明归自己所有,也可以放弃职务发明专利权,而仅享有使用权。在时间维度上,职务发明的权属约定也是灵活的,事先约定、事中约定和事后约定都是允许的。实践中,具体的权属模式选择完全由雇主和雇员发明人根据发明创造的性质、价值及其与自身利益的关联性等因素来加以约定。
  根据我国现行《专利法》的规定,职务发明的约定权属仅适用于“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而在职务发明中占更多比重的“执行本单位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则采用法定权属,严格由单位享有其专利权或者申请专利的权利。[16]这样的制度设计并不能满足当今科技创新合作化、投资主体私立化、管理机制集约化的发展需要,难以符合多元化的技术创新诉求,甚至会抑制雇员与雇主的技术研发积极性,制约职务发明创造的高效转化与有序运用。《送审稿》虽然对第6条的内容作出了较大修改,但其只是将职务发明限缩为“执行本单位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并没有改变现行《专利法》所规定的职务发明法定归属和约定归属的适用范围。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职务发明约定归属机制进行重构,扩大约定权属的适用范围,将“执行本单位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也纳入约定权属的范畴之中。换言之,在约定优先的制度运行逻辑下,无论是“执行本单位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还是“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都可以通过雇员与雇主的意思自治来代替死板的法定权属模式,实现职务发明权利的合理配置,从而充分满足不同主体、不同行业的创新需要,最大程度地推进职务发明的转化运用。
  在实践中,不同的行业和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模式各不相同。就像人的大脑一样,每一项技术都有它的倾向,只有对科技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17]因而,仅仅在立法层面上扩张约定权属的适用范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技术领域、不同创新模式中技术研发的特点,对雇员与雇主约定权属的合同或协议进行不同的设计,从事前约定和事中约定等模式中选择适合的类型,通过差异化的约定权属设计实现各技术领域中职务发明权属的合理约定,充分发挥约定权属机制的优越性。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和生物制药等新兴技术领域中,约定权属差异化设计的需求更为强烈。在信息技术领域中,技术的快速更新换代往往引发“专利丛林”[18]等问题,交叉许可和专利池也因此被广泛地应用。[19]因此,为避免发生职务发明权属争议对技术转化运用的制约,信息技术研发单位一般也会与雇员发明人事先对职务发明的专利权归属以及获得奖酬权的实现方式等问题加以约定。在生物制药领域中,高昂的研发投入意味着巨大的市场风险,[20]研发者对于享有排他性的垄断权的诉求往往更加强烈,反对知识共享和制约公共健康的“反公有地悲剧”也更为凸显。[21]因此,在职务发明的权利配置过程中,药品研发企业及研究机构一般会通过与雇员发明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和技术开发合同等事前约定、事中约定的方式来严格地掌控产品和方法的专利权,并充分满足雇员发明人获得奖励和报酬的权利。
  (二)约定权属机制的潜在风险与运行限制
  职务发明的约定权属机制实现了雇员与雇主权利配置的多元化,使双方能够按照所处行业的实际情况灵活地配置权利,充分激发雇员与雇主的创新活力。然而,意思自治或意思自由并不意味着只要雇主与雇员达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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