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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承认与执行程序的重构
【英文标题】 Reconstruct the Procedure of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 in China
【作者】 张虎【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分类】 仲裁
【中文关键词】 外国仲裁裁决;纽约公约;民事诉讼法;“一带一路”倡议
【英文关键词】 foreign arbitral award; New York Convention; Civil Procedure Law;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0
【页码】 106
【摘要】

《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司法文件已初步形成我国审查外国仲裁裁决申请承认与执行案件的程序,但近年来的实践证实该制度存在不少缺陷,亟待重构。外国仲裁裁决申请承认与执行程序涉及到司法与仲裁、当事人权益保护、国际法与国内法等关系的博弈与权衡,应在统一性、协调性和全面性的思想指导下,坚持原有的立法模式,从仲裁裁决的国籍确认、执行程序中的保全、审查时限及上诉制度方面,分三个层级逐步予以完善。

【英文摘要】

Civil Procedure Law of PRC and the releva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have preliminarily formed the procedure of reviewing the cases on applying fo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in China, however, the Judicial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confirms that the system aforesaid has many defects and needs to be reconstructed. The procedure of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 shall involve the competition and balance between judicial review and arbitrati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domestic law. Therefore, while reconstructing the Procedure of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 we shall comply with the guidance of unity, coordination and comprehensiveness, and adhere to the original legislative model. At last, we should reconstruct the said procedure from three classes gradually, the recognition of the nationality of the arbitral awar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xecution procedure, the time limit for the examination and the procedure of appea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5691    
  《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283条对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做出了原则性规定,[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其他的相关文件细化了上述规定,从而形成了我国法院审查外国仲裁裁决申请承认与执行案件的初步
  程序及依据。“我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我国参加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承认和执行,二是依据我国缔结的双边协定的规定进行,三是依照互惠原则办理。”[2]自1987年我国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以来,我国法院审查此类案件并未出现“大风波”,但《民诉法》及相关文件之规定所体现的抽象性、滞后性、不全面性等问题亦颇受理论及实务界之诟病,[3]尤其是在构建我国“一带一路”司法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完备的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制度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在纪念《纽约公约》生效60周年之际,本文以实际问题为切入点,重新梳理及审视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申请承认与执行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分析破解路径,以推动该制度在我国理论上与实务中的发展和完善。
  一、重构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程序的现实诉求
  我国近代以来的国际商事仲裁实践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彼时各项法律制度“百废待兴”,涉外性的法律更是严重滞后。直至1986年12月2日,我国正式加入《纽约公约》,最高人民法院随即发布了《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纽约公约>的通知》(以下简称1987年《通知》),此后我国法院在审查外国仲裁裁决申请承认与执行案件时方有据可循。为了进一步完善相关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1995年《通知》)建立了对拟拒绝承认及执行案件的报告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收费及审查期限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1998年《规定》)对收费标准和审查期限问题作出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17年《司法审查规定》)进一步对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程序做出了部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以下简称2017年《司法审查报核规定》)对人民法院报核的审查做出了规定。至此,我国有关外国仲裁裁决申请承认与执行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然而《纽约公约》在我国国内的适用,除了要与现有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相衔接外,还需要依赖严密谨慎的理论支撑并经受住时间的长期考验。此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亦应“与时俱进”,满足现实之需求。实践中,囿于《民诉法》第283条原则性规定之局限,且《民诉法解释》、1987年《通知》、2017年《司法审查规定》及2017年《司法审查报核规定》等制度之设计依然存在不完备之处,致使该制度在具体的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
  (一)现有制度之缺陷
  1.无统一的“国籍”判断标准。涉及仲裁裁决的执行制度,在我国可分为三类:纯国内仲裁裁决、涉外仲裁裁决、外国仲裁裁决。上述三类仲裁裁决,首先以“仲裁机构所在地”为标准划分为外国仲裁裁决与国内仲裁裁决,其次依据“是否具有涉外因素”将国内仲裁裁决划分为纯国内仲裁裁决和涉外仲裁裁决。纯国内仲裁裁决系一国国内依据其制度安排而自主做出的对国内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不同规定,完全属于一国司法主权之权限,不在本文讨论范畴;涉外仲裁裁决涉及到他国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所做出裁决在我国的司法审查,牵涉到多国当事人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且有相应公约予以调整。倘若我国对仲裁裁决的国籍划分标准与其他国家不一致,会出现裁决具有双重国籍或国籍不明的问题。“在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立法和实践中,地域标准已经成为各国判断仲裁‘国籍’普遍认可的标准。”[4]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践中,仲裁机构所在地与仲裁地相分离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无疑对我国《民诉法》所规定的以“仲裁机构所在地”为仲裁裁决国籍判断的标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1)临时仲裁的大量存在致使以“仲裁机构所在地”为裁决国籍判断的标准无法适用。与机构仲裁相比,临时仲裁更具灵活性、保密性、专业性及高效性,使其在实践中为愈来愈多的当事人所选用。然而临时仲裁并不在仲裁机构的主持或监管下,而是经争议各方选定一位或多位仲裁员进行仲裁。依据《民诉法》第283条的规定,临时仲裁所做出的仲裁裁决之国籍将无从判断。实践中,我国法院受理了大量在他国基于临时仲裁所做出裁决的申请承认与执行的案件。在这类案例中,我国法院非但认可了临时仲裁的效力,还以“地域”为实际标准对临时仲裁裁决的国籍进行判断,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与法律规定相脱离的困境。
  (2)《纽约公约》第1条第1款以“地域”及“非内国裁决”为标准确定仲裁裁决的国籍,1987年《通知》第1条亦将“地域”作为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可否适用《纽约公约》的标准,即将其作为评判仲裁裁决国籍的判断依据。可见,《纽约公约》、1987年《通知》所规定的确定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与《民诉法》的规定不一致。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3)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在满足如下要件时,执行地国法院在审查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申请方得适用该公约:“(a)申请承认的对象是仲裁‘裁决’”;(b)源于商事关系;(c)并且是一个‘确定的法律’关系;(d)裁决是一个‘外国’或‘非国内’的裁决;且(e)已满足互惠要求。”[5]我国在加入公约时做出了“互惠保留”的申明,所以在我国《纽约公约》仅适用于公约裁决。对于非公约裁决,依据《民诉法》第283条之规定,应依据裁决所属国与我国之间的互惠原则办理。而当前,在“地域”已成为各国普遍采纳的判断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之时,若非公约裁决所属国与我国采取不同标准判断仲裁裁决之“国籍”,将会对某一裁决的国籍判断产生分歧,从而影响到互惠原则的适用。
  2.保全申请受理无统一规定。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适用《纽约公约》时,针对裁决效力存疑的情形,《纽约公约》第6条规定了相应的担保制度,但对外国仲裁裁决申请承认与执行的过程中,执行申请人可否申请保全,《纽约公约》并无规定,而由各国国内法律予以规范。在我国,“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属于国际司法协助的范畴,人民法院受理该类案件后采取财产保全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6]但实践中,就国外海事仲裁而言,对于此类财产保全申请是否受理和准许,各海事法院做法不一。多数海事法院予以受理并裁定准许,[7]但也有案例裁定不予准许。[8]民事保全制度之圭臬在于防止被执行人转移、处分财产,从而保障执行程序的顺利进行。《民诉法》第9章专章对一般保全做出了规定,但该章适用于国内民事诉讼,对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是否适用并无定论。这将不利于保障仲裁案件中裁决债权人的权益,也与司法支持仲裁、支持执行的大背景相悖。
  3.审查程序的规定有不足。2017年《司法审查规定》对外国仲裁裁决申请承认与执行所涉及的管辖权、提出申请的文件要求、受理期限、对法院庭审的要求、确定仲裁协议效力应适用的法律等问题做出了规定,有利于指引法院对外国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但2017年《司法审查规定》囊括了纯国内仲裁裁决、涉外仲裁裁决及外国仲裁裁决在内的所有仲裁裁决的审查,对外国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规定则略显不足。
  (1)审查程序不明确。2017年《司法审查规定》出台之前,对于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的司法审查,我国实行双轨制。《民诉法》并未对法院审查外国仲裁裁决的程序做出规定。2017年《司法审查规定》第11条在未区分仲裁裁决类型的前提下,对所有仲裁司法审查均规定应当组成合议庭并询问当事人。显然法院对外国仲裁裁决的审查亦包括在内。然而2017年《司法审查规定》只是对法院的审查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对外国仲裁裁决申请承认与执行案件的审查是否需要听证、开庭,申请执行中的第三人制度等并未涉及,可能导致各地法院具体审查此类案件时无统一程序可循。
  (2)审查期限的规定不合理。1998年《规定》以及2017年《司法审查规定》第9条在一定程度上对法院受理外国仲裁裁决申请承认与执行案件的期限做出了指引,即人民法院应在7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然而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第一,“特殊情况”无统一评判标准,依据1998年《规定》,在执行地法院做出支持外国仲裁裁决执行申请人的裁定后,“特殊情况”系法院得以延期执行完毕的法定事由,但何种情形可构成“特殊情况”?第二,因“特殊情况”产生,法院执行完毕的时限得以延期,但法院具体可以延期多久?第三,法院对“特殊情况”的判断及因“特殊情况”导致延期的期间,当事人是否有权提出抗辩?对于上述问题,1998年《规定》及后续的司法解释并未做出规定,从而将具体的评判完全交由执行地法院自由裁量。由于对“特殊情况”的考量系在法院确定支持裁决债权人的申请之后,一旦符合“特殊情况”的要求,即会影响到其权益实现的预期,因而法院无明确评判标准,在程序上将于裁决债权人不公。
  (3)执行地法院对决定不予承认与执行的外国仲裁裁决,应在受理之日起2个月内上报最高人民法院,但1998年《规定》及后续的司法解释对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及做出答复的期限并未规定,且1998年《规定》对执行地法院不予承认与执行的案件,亦未规定最终的审查期限。
  (4)1998年《规定》确立的“两个月的上报期限”缺乏合理性。现实中,有些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涉案金额巨大,且关涉不同国家的当事人,社会影响颇深。针对这类案件,尽管执行地法院不用实体审查案卷材料,但鉴于执行地法院的法官资源多寡、申请材料的多少、案件的复杂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要求执行地法院必须在2个月内做出是否予以承认与执行的“预判”,对于一些疑难案件,这个期限远远不够,以至于实践中出现了外国仲裁案裁决审查长达7年的案例。[9]
  4.“一裁终局”的缺陷。1995年《通知》创立了仲裁司法审查内部报告制度,2017年《司法审查报核规定》对该制度进一步完善。在“大连蔚蓝天健物流有限公司案”[10]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而申请再审,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司法解释及案例说明我国不允许对拒绝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法院裁定提出上诉,而由执行法院“一裁终局”。如此,裁决债权人及裁决债务人将永久地丧失救济之渠道。这既与其他国家之通行规范不一致,亦将限制当事人民事程序权利的行使。
  (二)新时代完善司法审查制度之需求
  完善的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制度,是适应当今国际国内变化的大局势,提升新时代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现实需求。首先,在立法层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了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任务,党的五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仲裁制度又是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包括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制度在内的完善的仲裁制度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的应有之义。其次,在社会需求层面,在我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现实背景下,国内企业“走出去”及国外企业“引进来”的机会大增,也增加了争议产生的可能性。鉴于仲裁在解决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优越性,其也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司法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完善的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制度,能有效保障仲裁裁决债权人的利益,增加其对争议解决结果执行状况的可预见性及对我国司法的信任度。最后,在司法实践层面,在仲裁裁决的执行制度领域,近两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制定了2017年《司法审查规定》、2017年《司法审查报核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些规定为人民法院审查国内仲裁案件及涉外仲裁案件提供了良好的指引,但对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案件的司法审查涉及不多,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重构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程序的理论基础
  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程序之构建,是法院对外司法“宽、严”平衡的一个窗口,关涉到一国对司法与仲裁、当事人权益保护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具体态度。
  (一)司法与仲裁关系的新发展:司法监督与支持法治的进程往往不囿于立法的局限,而更凸显于实践的推进,司法与仲裁的关系即如此。“从世界范围看,司法与仲裁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呈现出由法院对仲裁予以严格监督到适度监督、由单纯监督到监督与协助并举的基本趋向,只是具体的制度设计仍有差异。”[11]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既体现在司法对仲裁的监督,亦蕴含着司法对仲裁的协助。例如,从英国仲裁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审查范围不断缩减,体现了英国对于仲裁不断开放的态度。[12]就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审查而言,该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新的挑战:司法的公正透明性呼唤审查的统一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即创办了专门的文书公布门户网站,[13]除上述规定4条所涉及之情形外,其他案件按要求均需在裁判文书网上予以公开,这无疑对法院审查外国仲裁承认与执行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1995年《通知》对执行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案件做出了层级上报的规定,以保证执行法院司法审查的公正性,但由于缺乏严格的制度和程序,依然存在同一问题不同认定结果的现象。为做好“一带一路”的司法保障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要完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程序制度的目标。[14]
  事实上,我国亦应完善相关制度,以助于法院更好地完成对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案件的司法审查。其一,任一争端解决方式均始于争议开始前的解决方式的抉择,终于争议双方权益的实现。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跨国可执行性如缺少执行地国家法院的支持便是空谈。其二,尽管仲裁源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对仲裁裁决的执行而言,当事人自身及仲裁机构或仲裁员均无强制力,尤其是在跨国执行的情形下,惟有借助于执行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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