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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健全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思考
【副标题】 以醉驾致人死亡案件适用刑法“口袋罪名”为切入点
【英文标题】 Thinking and Prospect of Perfecting and Sound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 of NullaPoena Sine Lege
【英文副标题】 Taking Pocket Charges Applied to Death Caused by Drunk Driving as a Starting Point
【作者】 戴玉忠【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健全落实;罪刑法定;“口袋罪名”
【英文关键词】 perfect and sound implement; nullapoena sine lege; Pocket Charges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0
【页码】 1
【摘要】

罪刑法定原则是反对罪刑擅断的法治成果,是当代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健全落实罪刑法定”原则法律制度的要求,以醉驾致人死亡案件适用“口袋罪名”为切入点,探讨研究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法治价值和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坚守罪刑法定原则问题,展望新时代中国罪刑法定原则法律制度的健全落实。

【英文摘要】

The principle of nullapoena sine lege is a product of rule of law against punishment without a law authorizing it, and is the basic principle that contemporary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justice should follow. According to request to perfect and sound implement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principle of nullapoena sine lege made by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king Pocket Charges applied to death caused by drunk driving as a starting point, discuss and study the principle of nullapoena sine lege’s value of rule of law in modern times and questions for sticking the principle of nullapoena sine lege in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justice, and forecast perfect and sou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principle of nullapoena sine lege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5690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法治价值
  “罪刑法定主义,系指定罪与科刑都必须按照行为时的明文法的规定,否则就是不合法。用法律的术语来表示: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罚’。”[1]罪刑法定原则最能体现现代法治价值。
  (一)罪刑法定原则是反对罪刑擅断的法治成果
  罪刑法定主义源于西方国家特定的历史,经历了从思想学说到法定原则的发展过程。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原则,是17、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积极倡导的结果。最早在法律上规定这一原则的是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著名刑法学家杨春洗教授曾指出:“罪刑法定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Magna Carta),但作为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刑法思想,则是17、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产物。……这一思想由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和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等人加以发展和完善。”[2]从罪刑擅断到罪刑法定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大变革、大进步。张明楷教授认为:“与法治一样,罪刑法定主义也是针对专制的。”[3]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在于:保障人权、限制司法权,反对法外刑、反对罪刑擅断。
  (二)罪刑法定原则在许多国家是宪法原则
  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能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实施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此后,这一内容再现于1791年9月制定颁布的《法国宪法》。1814年3月29日公布的《荷兰王国宪法》(第二章基本权利)第16条规定:“定罪量刑应当基于犯罪当时生效的法律。”1814年5月17日通过的《挪威王国宪法》(2012年5月15日修正)第97条、1949年5月23日颁布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条、1975年6月11日通过的《希腊宪法》第7条、1976年4月2日通过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29条、1978年10月31日通过的《西班牙王国宪法》第25条、1993年12月12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第54条、1946年10月7日通过的《日本国宪法》(又名《昭和宪法》)第39条、1948年7月12日通过的《大韩民国宪法》第13条、1949年11月26日通过的《印度共和国宪法》第20条、1965年8月9日通过的《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11条、1988年9月22日通过的《巴西联邦共和国宪法》第39条都有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大多数都在宪法中对罪刑法定原则作出了规定。”[4]“有一组数据可予以佐证:在被调查的142个国家宪法中,46.5%的国家宪法有‘禁止酷刑或残酷的、非人道的或屈辱性的待遇’之规定;88%的国家宪法有刑事被告人诉讼权利和刑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其中包括无罪推定、法无明文不为罪、法不溯及既往、一罪不二罚的刑法原则等)。”[5]张明楷教授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刑法原则,也是宪法原则。”[6]
  (三)罪刑法定原则以限制刑罚权、保障人权为目的
  罪刑法定原则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通过对纳粹和日本法西斯战争罪犯的审判,才得到全世界普遍关注的。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2款规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在1949年《日内瓦公约(三)》第99条、1950年《欧洲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7条和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中,都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进行了规定。我国《宪法》2004年3月修正案在《宪法》第33条第3款增加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问题受到近代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和重视。当今社会,刑法的功能在注重社会保护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保障人权。限制刑罚权、保障人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
  (四)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
  相当一些国家和地区将罪刑法定原则法定化,在刑法典显著的位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1870《德国刑法》、1976年《联邦德国刑法》、1881年《荷兰刑法》、1889年《意大利刑法》、1903年《俄国刑法》和《匈牙利改正刑法》、1953年《大韩民国刑法》、新中国建立前的1936年《中华民国刑法》和现在的我国台湾地区“刑法”都是在刑法典第1条规定罪刑法定原则;1880年《日本刑法》在第2条,我国1997年《刑法》在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典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制度的重要标志。罪刑法定是刑事立法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刑事法的“母则”。由其派生出成文法原则、排斥习惯法原则、排斥绝对不定期刑原则、禁止类推原则、刑法的明确性原则、有利被告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等多个法律原则。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立法明确化的要求,罪与刑的问题要以法律加以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成为刑法立法科学化、完善刑法分则的准则。刑法典的制定和补充修正以及刑法立法解释,都应当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五)罪刑法定原则是刑事司法的铁则
  现代刑事司法活动的核心任务是国家依据公开的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办理、裁判刑事案件的活动。贝卡里亚认为:“只有法律才能确定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应受刑罚……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不得以热忱或公共福利为借口,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7]“司法机关对被告人应否定罪、定何种罪、对犯罪人应判处何种刑罚,均应严格遵守刑法的规定,严禁法外定罪和法外量刑。”[8]实践中,司法人员应当树立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理念,防止曲解法律、忽视法律、甚至无视法律的情况发生,强化依法定罪处罚的意识,提高刑事司法水平。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是增强刑事司法公信力的保障。不依法定罪处罚,甚至为了重处犯罪行为,置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与刑罚于不顾,违法选择法定刑较高的“口袋罪名”定罪处罚的有法不依现象时有发生。可以说,只有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才能增强刑事司法公信力,也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事司法严格遵循“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的原则,同时要求为公民和社会遵守法律提供明确规范。
  (六)实行罪刑法定主义是迈向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步
  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指出:“为世界各国普遍规定、最能体现现代法治精神、民主发展趋势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便是罪刑法定原则。”[9]罪刑法定原则在近现代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张明楷教授指出:“实行罪刑法定主义是迈向法治国家的第一步,而且是最为重要、至为关键的一步。一个没有实行罪刑法定主义的国家,不可能是法治国家。”[10]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并不意味着罪刑法定原则的现实化。我国1997年《刑法》中规定了这一原则,但兜底条款和“口袋罪名”的存在、司法机关适用罪名的随意性等,都相当程度地存在。“健全落实罪刑法定”原则,需要反思刑事立法、司法和刑事法理念方面的问题。
  二、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口袋罪名”健全落实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事立法必须符合明确性原则。健全落实罪刑法定原则需要反思刑法分则中的“口袋罪名”。
  (一)刑法分则中的“兜底条款”
  我国刑法分则中的“兜底条款”有三种情况:一是在列举罪状的条文中,作为犯罪情节的兜底表述。如《刑法》第170条规定的伪造货币罪,在规定两种犯罪情形之后规定:“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二是在描述罪状的条文中,作为犯罪手段、行为方式的补充,用“其他”作兜底表述。如在《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中,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的表述。三是作为罪名的兜底表述。《刑法》第114条、第115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是行为人故意实施了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第二种是故意实施上述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第三种是上述行为的过失犯。这三种情形都有“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兜底表述,理论上称其为概括性罪名、口袋罪名。1997年修订《刑法》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取消了1979年《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流氓罪等“口袋罪名”,但仍存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口袋罪名”。陈兴良教授在评论这一罪名时指出:“这种以‘其他’方法或者行为作为一个独立罪名的行为方式的情形,在我国刑法中可谓绝无仅有。……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司法认定中,只有实质判断而无形式判断,这就很容易扩张其犯罪的边界,使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口袋罪。口袋罪的问题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彻底解决。”[11]
  (二)从危害公共安全罪名体系看“其他危险方法”的模糊性
  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研究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体系,可以看出《刑法》第114条、115条“其他危险方法”规定的模糊性。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排列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其内在逻辑的。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言,其危险性属于手段危险性,而这里的手段又是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当的手段,因此,手段是否具有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行为的相当性才是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键之所在。[12]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是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方法,“其他危险方法”作为兜底规定,担负着承接遗漏事项的使命。“我国刑法分则第二章所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所有的犯罪方法在一定意义上也都是危险方法。这样就会混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界限。这也正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常将重大的交通肇事罪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深层次的原因。”[13]有学者认为,《刑法》第114条、第115条规定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是对该两条中的“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等行为的兜底,而不是对整个《刑法》第二章所有条款的兜底。“故从立法目的来看,难以得出《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完全适应于醉酒驾车犯罪的结论。因此,在实践中,不能将这两个条款无限制地扩大适用于所有醉酒驾车犯罪,否则,有违罪刑法定原则。”[14]
  (三)“口袋罪名”与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要求相悖
  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没有明文规定具体行为结构与方式,导致‘其他危险方法’没有限定,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还存在距离”。[15]陈兴良教授也认为,“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中,立法者没有正面描述这种危险方法的具体特征,使其丧失了行为的形式特征,该罪名更多地是依赖‘危害公共安全’这一本质特征而存在的。”[16]可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概括性表述的兜底罪名,与罪刑法定原则格格不入。
  (四)废除类推制度后应严控“口袋罪名”的适用
  1979年《刑法》第79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实践中,将大量的在道路上醉酒驾车致人死亡案件,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涉嫌以趋重类推思维定罪处罚。
  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类推制度有严格限制,明确要求适用类推定罪判刑的案件,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从1979年《刑法》实施到1997年《刑法》修改,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类推案件的司法实践,也做了十分严格的控制。据统计,1981年至1997年,经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的类推案件的总数,全国也就有120件,但每年都有。而核准的类推案件70%左右都是侵占他人的遗忘物,还有妨害婚姻家庭罪,主要就是这么两类。[17]近年来,大量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口袋罪名”,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死刑缓期2年执行等重刑,不需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表明类推制度虽已废除,但趋重类推思维和做法还相当程度地存在,而且有扩大之势。
  三、从醉驾致人死亡案例看坚守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的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醉酒驾车肇事致人死亡犯罪案件在适用罪名时,出现很大差异,量刑差别也很大。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当前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和司法上存在的问题。为揭示本文主题,以下结合以往案例进行分析,以示问题所在。
  (一)醉驾致多人死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形
  2009年9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印发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及相关典型案例的通知》,附两个典型案例,要求各地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参照执行”。这两个案件都是醉驾致多人死亡案件。其中孙某某醉驾致4人死亡案中,孙某某醉酒驾车,在追尾一辆比亚迪轿车后,继续超速行驶,后逆行与四辆汽车相撞,造成四人死亡一人重伤及公司财产损失5万余元。事后查证,孙某某驾驶车辆碰撞瞬间速度为134~138公里/小时,案发时孙某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35.8mg/100ml。法院以孙某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18]同样,在黎某某醉驾致2人死亡案中,被告人大量饮酒后驾驶面包车先将李某霞及其搭乘的儿子陈某宇撞倒,致陈某宇轻伤;撞人后黎某某继续开车前行,车轮被卡在路边花地上。被害人梁某全(系黎某某的好友)及其他村民上前救助伤者并劝阻黎某某,黎某某却加大油门驾车冲出花地,碾过李某霞后撞倒梁某全,致李某霞、梁某全死亡。经检验,黎某某案发时血液中乙醇成分为369.9mg/100ml。法院认为被告人黎某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19]
  有影响的类似案件还可以例举几起。例如,在田某某醉驾致6人死亡案中,被告人醉酒后驾驶长城皮卡车先将停在酒店院内的一辆轿车撞坏,上路后以每小时80多公里的速度超速急驶至一个十字路口时,遇警察拦查。田某某怕醉驾被查,继续高速行驶撞上一辆正在调头的哈飞面包车左侧,将面包车推行十几米后与一正常行驶的出租车相撞,致车辆受损后停止,造成面包车内6人死亡(其中5名为3至8岁儿童)和2人受伤。经鉴定,田某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01.83mg/100ml,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缓。[20]在李某顺醉驾致2人死亡案中,被告人醉酒后先将过马路的行人吴某某、郑某某母女二人撞飞(郑某某当场死亡,吴某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李某顺撞人后没有停车,又与一辆奔腾牌轿车相撞后,被赶到现场的巡警控制。经检测,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69.535mg/100ml。李某顺同样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缓。[21]在宋某醉酒驾车致3人死亡案中,被告人醉酒后驾驶轻型厢式货车,在明知前方同车道内有车辆减速待停的情况下,不顾同车人提醒和阻止,仍沿该车道驾车以每小时63.9至76.7公里的速度撞向前方被害人张某驾驶的轿车,导致该车与前方被害人驾驶轿车相撞,致使该车中的3人当场死亡。[22]经检验,宋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57.7mg/100ml。对宋某的定罪量刑,与前两案相同。
  上述五案中,被告人均是醉酒驾驶机动车导致多人死亡,由于被告人罪过形式被认定为间接故意,因而均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并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缓。
  (二)醉驾致多人死亡定交通肇事罪的情形
  实践中,醉驾导致多人死亡的案件,也有以交通肇事罪处理的情形。例如,在何某醉驾致3人死亡案中,何某醉酒后驾驶轿车将正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走在人行道上的陈某某夫妻和其孙子3人当场撞死,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何某有期徒刑4年半。[23]在杜某醉驾致3人死亡案中,被告人醉酒驾车,撞击到同向在路边靠右行走的被害人苏某某(15岁)、张某(16岁)、徐某(13岁)、苏某(12岁),致苏某某、张某、徐某当场死亡,苏某受伤。经鉴定,杜某血液酒精含量为88mg/100ml。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杜某有期徒刑7年。[24]在王某斌醉驾致6人死亡案中,被告人醉酒后驾车超速行驶,撞上停在超车道上的桑塔纳轿车及现场协商事故的人员,致6人当场死亡。王某斌在事故发生后弃车离开现场。于次日2时到公安交警事故处理大队投案。法院查明,王某斌在事故发生后近5小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12.5㎎/100ml。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王某斌有期徒刑6年零6个月。[25]
  上述案例中,被告人均醉驾导致多人死亡,但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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