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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黄海勇案引渡程序研究(下)
【副标题】 以美洲人权法院黄海勇诉秘鲁案判决书为主要依据
【英文标题】 Study on Extradition Procedure of Wong Ho Wing Case
【英文副标题】 From the Judgement of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 Case of Wong Ho Wing V. Peru
【作者】 赵秉志张磊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分类】 外交和领事关系【中文关键词】 黄海勇案;引渡;死刑;酷刑;外交承诺
【英文关键词】 Wong Ho Wing case; extradition; Death Penalty; torture; Diplomatic Commitment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43
【摘要】

黄海勇引渡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复杂的引渡案。该案不仅涉案金额巨大,犯罪嫌疑人滞留境外时间漫长,历经秘鲁地方法院、秘鲁最高法院、秘鲁宪法法院审判,而且被提交到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并由中国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反思黄海勇案中的引渡程序,我们应当持之以恒地坚持境外追逃,及时化解对方对我国司法制度特别是死刑问题的误解,严格遵守对方法律提交引渡请求,全面提交案件材料并果断地作出外交承诺,如实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刑事法治的进步,妥善应对引渡中的程序性意外,正确处理在国外羁押期限折抵刑期的问题。展望黄海勇案,我们应当充分保障黄海勇的诉讼权利,全部兑现对秘鲁政府做出的承诺,实现对于黄海勇的公正判决,从而向世界证明中国刑事法治的发展与进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刑事法治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刑事法治的信心,实现我国境外追逃和国际引渡合作的良性循环。

【英文摘要】

Wong Ho Wing case was the most complicated extradition case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established. Such case involved huge amount of money, the criminal suspect stayed overseas for long time. After trialed by the basic court, supreme Court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epublic of Peru, it was also submitted to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Inter-American Court with Chinese expert witness testifying. Rethinking the extradition proceedings in the case, we should persevere in fugitive repariation, defuse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judicial system particularly about the death penalty, abide by local law when submit the request of the extradition and the case material. Meanwhile, we also should make a diplomatic commitment decisively. In addition, we ought to prove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criminal law, deal with the unexpected matters in extradition proceedings properly. Furthermore, custody in Peru shall be considered properly of the term sentenced in China. For the future, we should protect the litigious right of Wong Ho Wing amply, fulfill the promise made to the Republic of Peru, achieve the fair judgment on the case. So that we can prove the progress of the rule of China’s criminal law for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promote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achieve a virtuous cycle of China’s fugitive repariation 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xtradit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5742    
(上接2018年第1期)
  四、黄海勇案在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的诉讼程序及分析
  在秘鲁最高法院作出同意引渡黄海勇的首次咨询判决之后,黄海勇方面还将案件提交到美洲人权委员会,并最终提交给美洲人权法院。所以,在提交给美洲人权委员会以后,秘鲁国内的诉讼程序,与美洲人权委员会、美洲人权法院的诉讼程序是同时进行的。
  (一)基本程序[1]
  1.在美洲人权委员会的诉讼程序(2009年3月至2013年10月)。2009年3月27日,黄海勇首次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出请求。2010年11月,美洲人权委员会通过151/102号受理报告接受了该案。2013年7月18日,根据《美洲人权公约》第50条,美洲人权委员会通过第78/13号背景报告(以下称“背景报告”),就本案得出了一系列结论,认为秘鲁政府侵犯了黄海勇的人身自由权、生命权、人身安全权利、司法保障与司法保护权利,具体包以下括三个部分:(1)自2008年10月27日羁押黄海勇后,任意和过度地剥夺黄海勇的自由,涉嫌超期羁押;(2)在引渡程序中,部分违规行为侵犯了黄海勇的人身安全;(3)2011年5月24日,秘鲁宪法法院已经命令秘鲁行政机关放弃引渡黄海勇,但并没有得到执行,违反了司法保护权。
  在此基础上,美洲人权委员会还向秘鲁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建议:(1)采取必要的措施尽快根据《秘鲁刑事诉讼法》终止引渡程序,严格遵守2011年5月24日秘鲁宪法法院的判决对引渡申请作出裁决,同时,秘鲁政府应当确保其主管机构均不得延误履行该判决。(2)对黄海勇的临时逮捕措施进行审查。特别要指出的是,与黄海勇人身自由相关的所有司法决定的执行,均应当严格遵守背景报告描述的例外性、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
  2013年7月30日,美洲人权委员会将背景报告发送给秘鲁政府,给予其两个月的时间对履行建议的情况进行通报。2013年9月30日,秘鲁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介绍了为履行这些建议所采取的措施。
  2.在美洲人权法院的诉讼程序(2013年10月至2015年6月)。2013年10月30日,美洲人权委员会将本案提交给美洲人权法院,[2]要求美洲人权法院对背景报告中的侵权情况,对秘鲁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给出结论,另外还要求命令秘鲁政府执行该报告中的建议。2013年12月9日,美洲人权法院将该案件被提交的情况通知了秘鲁政府和黄海勇的律师。
  2014年2月5日、6日、9日,黄海勇的律师分别向美洲人权法院递交了申请书、辩词和证词。2014年5月6日,秘鲁向美洲人权法院提交其初步反对意见书、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交关于本案的答复、向黄海勇方面递交申请书和辩词的意见。在给美洲人权委员会的答复中,秘鲁政府以“尚未走完内部程序”为由提出了初步反对意见:(1)在2009年3月黄海勇首次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请的时候,黄海勇案件并没有用尽国内上诉程序,所以秘鲁政府的所谓超期羁押并非没有缘由。(2)在美洲人权委员会决定受理本案时,并没有考虑到黄海勇代理人所提出的人身保护要求正在办理手续的程序中。也就是说,黄海勇的“引渡程序正在办理”,秘鲁行政机关到现在都没有做出决定。对此,美洲人权委员会认为,秘鲁政府应当对受理期间未用尽内部上诉程序的例外情况提交说明。黄海勇的律师也认为,行政机关的决定“超过四年”都未有结果,因此,存在“引渡决定不合理拖延”的情况。美洲人权法院经过审议,驳回了秘鲁政府的初步反对意见。
  2014年7月28日,美洲人权法院审理本案的审判长签发命令,召集秘鲁政府、黄海勇律师和美洲人权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听取各方的意见。2014年9月3日,美洲人权法院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市举行了听证会,[3]2014年10月3日,当事人与美洲人权委员会分别提交其书面最终辩词和意见。2015年6月24日,法院开始考虑作出判决。
  2015年6月30日,美洲人权法院就本案作出判决,包括以下内容:(1)如果秘鲁引渡黄海勇,黄海勇不存在被适用死刑的可能性以及遭受酷刑的危险,秘鲁也不会因为违反《美洲人权公约》第4条、第5条和《美洲地区预防和惩治酷刑公约》第13条第4段规定的相关义务而承担责任。(2)秘鲁政府对于黄海勇的羁押措施超出了合理期限,侵犯了黄海勇的人身自由权,为此应当在接到本判决书1年内赔偿黄海勇3万美元,同时支付黄海勇的律师2.8万美元的成本及费用。并强调,支付给律师的成本与费用也是赔偿的一部分,因为黄海勇基于秘鲁政府应当承担国际责任的行为而在国内和国际采取的行为都应当获得赔偿。(3)秘鲁政府因为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而导致引渡程序拖延至今,秘鲁必须尽快在引渡程序中作出最终决定。(4)自本判决通知之日起,秘鲁政府应当在6个月之内发布本判决书,并在1年内向美洲人权法院提交介绍其为执行判决而采取的措施的报告。(5)关于原告方的其他主张,不予支持。[4]
  (二)法理评析
  1.美洲人权法院最终做出有利于中方的判决。在经过1年8个月(从2013年10月30日至2015年6月30日)的漫长审理之后,美洲人权法院对于本案作出了判决。判决书第329条对于本案的问题做出了最终处理,该条虽然分为17个部分,分别对于相关问题作出了最终裁决,但是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3个部分:
  (1)如果秘鲁方面判决将黄海勇引渡给中国,黄海勇不存在被判处死刑或者遭受酷刑等不公正待遇的风险,秘鲁政府也不会为此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美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书并不是直接判决秘鲁是否引渡黄海勇,而是针对黄海勇回国后可能面临的情况作出裁判,最终是否引渡的裁判还由秘鲁方面做出。(2)裁判秘鲁方面需要对黄海勇的超期羁押承担责任,秘鲁政府应当在接到判决书1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来说,由于超期羁押侵犯了黄海勇的人身自由权,秘鲁政府需要赔偿黄海勇3万美元,同时支付给黄海勇的律师2.8万美元的成本和费用,并强调支付给律师的成本和费用也是赔偿的一部分,因为黄海勇是基于秘鲁政府的不当行为而聘请律师采取诉讼行为的。(3)由于秘鲁政府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致使引渡程序拖延至今,所以命令秘鲁必须尽快在引渡程序中作出最终决定。
  从该判决我们可以看出,美洲人权法院一方面围绕死刑、酷刑等问题进行评估,认可了中方做出的包括不判处死刑在内的外交承诺;另一方面也指出秘鲁政府的超期羁押客观存在,秘鲁政府应当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并督促秘鲁政府尽快做出判决。同时,这也表明,为了配合中国的引渡请求,秘鲁方面也的确付出了巨大代价。该判决的做出标志着中国在黄海勇引渡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虽然之前秘鲁宪法法院针对中国的外交承诺提出了质疑,但是美洲人权法院最终认可了中国的外交承诺,从而为秘鲁方面最终做出有利于中国的判决奠定了基础。此后虽然黄海勇方面依然心存不甘、不屈不挠地继续利用秘鲁国内程序对抗引渡,但最终还是被引渡回国。
  2.中国专家证人的证言对于做出有利于中方的判决起到了重要作用。美洲人权法院审理本案的一个突出亮点就是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证人作证。对此,判决书也进行了专门描述:“法院还收到了黄海勇以及证人Kin Mui Chan与He Long Huang在公证人面前作出的声明,以及Carmen Wurst de Landázuri、Ben Saul和Geoff Gilbert、Huawen Liu和Jean Carlo Mejía Azuero专家的意见。对于听证会期间获得的证据,法院听取了专家赵秉志、孙昂和Víctor Oscar Shiyin García Toma的意见。”[5]这些专家证人特别是中方专家证人的证言,对于本案判决的作出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对于专家证人证言的肯定。判决书中多次引用中方专家证人的证言,对于最终作出有利于中方的判决作出了贡献。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教授的证言对于证明黄海勇不会被判处死刑发挥了重要作用。判决书3次引用专家证人赵秉志教授的证言:(1)强调黄海勇不可能被判处死刑。“如根据中国刑事法专家赵秉志的说法,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根据黄海勇的罪行,对其的量刑为第三档即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或死刑。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5月生效以后,就不可能针对黄海勇所涉嫌的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死刑”;[6]而且“由于他的同案犯被判处了13年有期徒刑,因此,法庭在对其量刑时,将考虑其同案犯适用同种的刑罚和相同幅度的量刑。”[7](2)向法庭解释中国《刑法》第12条的溯及力问题,强调《刑法修正案(八)》可以适用于黄海勇案件。“根据专家证人赵秉志在听证会上的解释以及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司法报告[8]和标准内容,中国《刑法》第12条规定了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追溯原则”,[9]这就意味着,对于黄海勇可以适用《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3)关于外交担保,“赵秉志专家强调,《刑法修正案(八)》之后,即使未提供不判处死刑的外交担保,也不会对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死刑。”[10]
  来自中国外交部条法司的专家证人孙昂参赞的证言对于说服法庭相信中国提供的外交担保的拘束力问题卓有成效:“法院注意到专家证人孙昂的意见,他说,根据中国《引渡法》第50条,在中国外交部提供外交担保之后,这些担保对中国所有司法机构都是有效力的。法庭认为,在本案的特殊情况下,担保以及提供的监测方法是充分的。”[11]
  中方另一位没有出庭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的专家证人柳华文教授所提交的书面证言,对于法庭排除黄海勇回国后遭受酷刑或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折磨的危险的可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判决书提到:“秘鲁政府在卷宗中所提供的中国专家柳华文的意见,强调了在维护酷刑与其他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虐待禁令,以及排除严刑逼供方面的改善情况,或是新的控制、通报和监管情况,以及在中国羁押人员受到的待遇情况。”[12]
  而黄海勇所提供的专家证人Geoff Gilbert、 CarmenWurst和Ben Saul的证言,判决书几乎没有提到,这也再次说明,在专家证人方面,秘鲁政府方面的证人特别是来自中方的证人证言,对于说服法庭最终作出有利于引渡的判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对于对方专家证人意见的反驳。虽然本案中专家证人的证言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双方也都对于对方专家证人的证言进行了质疑,这些质疑对于我们今后进一步改进专家证人作证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秘鲁政府质疑黄海勇方面Geoff Gilbert、CarmenWurst和Ben Saul的专家意见。秘鲁政府认为:(1)专家Geoff Gilbert从专业背景和经验上都不足,反对采纳该专家对黄海勇一案使用的背景资料。(2)质疑Carmen Wurst的专家意见,秘鲁政府对其使用的方法提出异议,怀疑报告的质量及其应有的科学的严谨性。(3)对于Ben Saul的专家意见,秘鲁政府对其报告所使用的背景资料、分析论证方法以及尚未答复秘鲁方面任何问题的情况表示质疑。对于秘鲁政府的质疑意见,法院也表示将在评估本案背景证据时适当考虑这些意见。[13]
  五、黄海勇案对于我国境外追逃的启示
  从黄海勇2008年11月被羁押,到美洲人权法院2015年6月做出裁决,黄海勇的引渡程序跌宕起伏、历经波折。经过我国和秘鲁政府的不懈努力,终于促使美洲人权法院做出有利于我方的判决,这是我国引渡合作史上的里程碑,具有重大的标志性意义。通过此案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一)“咬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恒开展境外追逃
  习近平同志曾对境外追逃追赃工作多次作出指示,强调“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5年、10年、20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14]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再次明确强调“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15]这进一步凸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强力推进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的坚定决心、鲜明态度和严正立场。黄海勇引渡案,就是党和国家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持之以恒开展境外追逃的典型案例。该案境外追逃18年,引渡程序8年,其间不仅经过了秘鲁地方法院、秘鲁最高法院、秘鲁宪法法院,而且被提交到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在此过程中,黄海勇及其律师一再利用死刑问题、人身保护令等措施为引渡设置障碍。中秘两国相关部门为引渡的顺利进行付出了艰辛努力。
  1.中国方面。在中国国家领导人亲自过问、批示和与秘鲁国家领导人商谈下,中方由中央纪委、外交部、中国驻秘鲁使馆、国家海关总署、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武汉海关以及有关高等院校的专家证人组成工作团队,共同努力,坚持不懈,攻坚克难,不屈不挠,将案件一点点向前推进,为本案最终的判决结果奠定了基础。
  2.秘鲁方面。秘鲁政府与中国具有良好的外交关系,在中方积极地争取和沟通下,秘鲁各相关部门一直对于引渡合作持支持态度。秘鲁总理府、外交部、司法部、内政部、监狱管理局、警察总局等政府部门,最高法院、利马高等法院院、卡亚俄高等法院等司法机构,秘鲁宪法法院、国家检察院等独立机构,秘鲁利马机场管理局等相关机构都曾参与此案。期间,秘鲁还经历了2届政府、5任外长、4任最高法院院长、11任司法部长与12任内政部长,这些部门和中方一道精诚合作,接续努力,共同开展黄海勇案的引渡工作,其间的曲折与漫长远远超乎想象。
  反思引渡黄海勇的过程,我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包括引渡在内的境外追逃说到底就是中方和外逃人员之间的一场毅力大较量,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胜利就属于谁。我们在开展境外追逃工作的时候,对于境外追逃的曲折和漫长一定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2014年以来,中国开展了以“天网”行动、“猎狐”行动为代表的境外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境外追逃中最难啃的硬骨头——“百名红通人员”,截止到2017年9月17日也被追回了45名。[16]表面上看来都是在短短几年内取得的成绩,但其实每一个追回的外逃人员都凝聚了中国追逃机构和人员的大量心血,都是中国同他国多年来开展国际合作的结果。特别是与国外合作开展非法移民遣返、异地追诉和引渡合作的案件,一般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成功的。例如赖昌星案件,从赖昌星1999年出逃到2011年历经12年才被追回。[17]所以在境外追逃中,我们要妥善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在短时间内将外逃人员尽早缉拿归案,但同时也应当抱着打持久战的决心,特别是对于外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经济、法治发达国家的犯罪嫌疑人,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百折不挠、锲而不舍、有针对性地解决境外追逃中的每一个法律难题,一步步推进案件的进展,直到将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
  (二)及时澄清死刑问题,避免对方对我国司法制度的误解
  与其他涉及严重犯罪的境外追逃案件一样,死刑问题是黄海勇引渡案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本案引渡程序当中,不论是在秘鲁地方法院、最高法院、宪法法院,还是在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中国是否可能判处黄海勇死刑是这些机构着力应对和评估的重点问题。从黄海勇引渡案所涉死刑问题看,在我国开展境外追逃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直面死刑问题。黄海勇涉嫌的走私普通货物罪,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的我国《刑法》第153条和第151条中是规定有死刑的,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在中国向秘鲁方面提交的引渡请求和随后的各种说明中,却迟迟没有明确提供该条文之规定和相应的译文。例如,在2008年11月黄海勇被逮捕之后,中方在前三次向秘鲁方面提交引渡材料或者说明[18]时均没有提到《刑法》第151条之规定,直到2009年2月19日秘鲁司法部明确要求提供《刑法》第151条及译文之后,中方才于5天后的2月24日提交了该条的规定及译文。而反观黄海勇方面,在黄海勇被逮捕后的第二天就提出中国《刑法》对走私普通货物罪规定的死刑问题。在两周后举行的听证会上,黄海勇方面再次直接提出本案适用的条款是中国《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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