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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人权保障”及“科技进步”
【副标题】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四十年发展史及其核心要素、助推器
【英文标题】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英文副标题】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riminal Evidence System in the Past 40 Years, Its Key Element and Booster
【作者】 李学军【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公民权利
【中文关键词】 刑事证据制度;证据规则体系化;人权保障;科技进步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evidence system; systematization of evidence rules;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0
【页码】 35
【摘要】

由1979年《刑事诉讼法》“证据”一章的7个条文到目前基本形成的体系化样态,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在过去四十年里有了虽曲折、但却较全面的发展。这一发展,不仅具有独特特点,更有着“人权保障”意识觉醒及“科技进步”突飞猛进两大清晰的脉络,即:随着“人权保障”观念不断树立和加固,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分配、客观证明标准的具化等等证据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它们要求我们去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与此同时,科技的不断进步推动法定证据形式逐渐丰富、证据名称更为精准,相应地,间接证据得以助力司法工作、诉讼中专门性问题的解决路径和方法得以科学架设——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因此趋向体系化。诚然,我国现行刑事证据规则已日趋丰富,且已基本形成相对完善的刑事证据制度体系,但从内容上看还存在一些缺憾,特别是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当下,还有一些证据问题亟待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的共同探索。

【英文摘要】

Starting from only 7 articles in the “Evidence” chapter of the 1979 versio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riminal evidence system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basically completed, yet the development of which is quite zigzag and integrated in the past 40 years. This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unique, but also shows two clear veins: raising awareness of human right protection and rapid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Because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raising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right protection, evidence problems such as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distribu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and detailing 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have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which requires our criminal evidence system to be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allows legal evidences contain more types and the name of which become more accurate, accordingly,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can be still used lawfully in legal practice if without any direct evidence in a case, the ways and method to solve specific problems in lawsuit have been established scientifically. That means our criminal evidence system has become systematization. Although criminal evidence rules in active are rich, and relatively completed criminal evidence system has been made, yet some defects can be found in its content. Especially at the time of national supervisory system reform, some crucial evidence problems remain to be discussed through both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legal practi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5686    
  证据是裁判的基石。在涉及自由、生命、健康等基本人权的刑事领域,证据更被赋予多重价值。因我国本源上说实乃大陆法系国家,故而我国没有单独的刑事证据法。相关的刑事证据规定、规则等,从立法体例的视角而言,更多体现于或镶嵌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部门规定等当中。基于此,回顾或总结我国刑事证据制度近四十年的发展史,必然涉及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理论研究及刑事诉讼制度的变迁。
  
  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施行时,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仅由其“证据”一章的7个条文来体现;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与证据有关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已有数百条。条文数量不仅大幅增加,条文内容也由曾经的笼统、模糊逐渐走向今日的具体、清晰;且这些条文业已确立了无罪推定、证据裁判等基本原则,并建立了以不同证据类型相区分的审查判断规则体系。可以说,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刑事证据的相关规范已经基本呈现出体系化的样态。无疑,这一进步及样态的出现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路程,并且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理论研究、司法实践和立法层面共同努力而取得的。
  与其他国家证据立法或证据制度的架构截然不同的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特点,即呈现出一种由慢到快、由点到面、由下至上、由地方到中央的发展态势。这与我国其他部门法的立法相比,也存在明显差异。在这独特发展路程背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每一次较大的“律动”,都契合了人权观念的变化并借力于现代科技的进步。也就是说,“人权保障”理念的树立及加固,催生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应进一步完善的需求;而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则促使这一需求得以渐次落实。因此,讨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发展的近四十年历程,不妨从“人权保障”这一核心要素以及“科技进步”这一助推器切入。
  一、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发展概况
  早在建国初期,我国颁布的一系列法律规定就确立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证据必须确实充分等取证及司法证明活动的基本原则。党中央作出的一些工作指示也曾着重提到证据问题,如1955年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便指出:“不漏掉一个反革命分子和不冤枉一个好人,分别是非轻重,根本的办法是依靠证据;”“口供只有经过仔细查对核实之后才能作为证据使用;”“用逼供、诱供等错误办法取得的口供,是一文不值,完全不足凭信的。”[1]1956年发布的《各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也确定了证据审查的原则、方法和程序。可以说,作为我国初步建立的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部分,上述规定和指示明确了证据的提取、审查、使用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我国建国初期司法工作中运用证据公正裁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随后的十年动乱期间,本就不完备的刑事证据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禁止刑讯逼供、重视调查研究等原则被摈弃,取而代之的是“先定性质后找材料”“一人供听,二人供信”等等,刑讯逼供时有存在。相应地,大量冤假错案出现。直至80年代中期,人民法院查清了文革期间的240万个案件,其中纠正的冤假错案数量高达80万件。[2]文革结束后,历经两度起草、两度中止的《刑事诉讼法》终于在1979年得以颁行。汲取动乱期间的惨痛教训,立法参与者将“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观念体现在法律条文中,重新确立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明确禁止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建立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而同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确立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等原则。应该说,无论是从条文内容还是条文用语来看,此时的刑事证据制度似乎承载了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然而受长期以来“与犯罪作斗争”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一时期刑事诉讼的重点始终在查明案件客观真实、及时有效打击犯罪之实体公正之上,并没有真正落实相关的人权保障问题。例如,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2条虽然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却没有就违反该条款收集的证据是否该排除给出相应的规定;相反却强调,应根据第31条第3款的规定,即“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将证据的真实可靠性作为考察证据能否成为定案依据的标准。换言之,此时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并不涉及证据的收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考虑到十年动乱的后续影响以及当时我国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态势,加之一直以来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思想的影响,79年《刑事诉讼法》颁行后未能实际落实其第32条所承载的人权保障价值也就不难理解。据统计,在1979年,我国刑事案件发案量突破了60万起,至1981年更是一举跃升至89万起。[3]在此情况下,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建立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以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中央层面提出了“严打”这一特殊刑事政策,希翼以从重从快的方式,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在“从重”“从快”的要求下,为满足实务的需要,一些证据规范被“灵活解读”,判决的公正性、合理性以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都受到损害。[4]例如,79年《刑事诉讼法》虽明确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但并未对“事实清楚”之“事实”如何界定、“证据确实充分”之“确实充分”如何理解并具化给出清晰的阐释;而当时的执法者及司法者业务能力和法学素养均相对低下,在适用上述证明标准时就出现了混淆或钻牛角尖的现象,大量案件积压下来。为了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实践中就提出了所谓“两个基本”的办案原则。[5]“两个基本”原本是指“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但在实务运用时却遭到了错误解读:有的办案人员认为,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实、充分”就可以定案;有的则对“基本事实”“基本证据”的把握拿不准、吃不透,对一些与案件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不予查证就作出判断。应该说,一些刑事错判就与之存在很大关系。[6]
  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伴随我国经济、文化、科技等发展,司法理念开始转变。民众开始关注刑事诉讼的公正性、正当性;与此同时,急剧增加的案件量让大家感觉到,之前的诉讼制度已无法满足实践需要。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于1992年发布了《关于第一审刑事(公诉)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意见》,对我国刑事审判程序进行了开创性改革,许多基层法院随后也开展了一系列刑事审判方式改革试验。基于这些改革试验,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庭审方式做出了重大变革: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之要素,改变过去法官类似“追诉者”的地位,强调法官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地对待控辩双方,同时,重视审判职能的作用,保持法官在法庭上的主导地位,赋予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调查权。[7]另一方面,我国各地法院此时开始尝试建立错案追究制度,如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于1990年初率先确立并施行人民法院错案追究制。该制度于1992年在河北法院系统得以推行,并于1993年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作为最高法防范错案的新举措,在全国各级法院推广。[8]在庭审制度改革和错案追究制的双重压力下,法院开始寻求相对科学、完善的刑事证据规则体系。显然,只有细化、刚性的证据规则的指引,法院在审查判断证据时才能获得足够的正当性依据。
  然而,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的规定仍然寥寥无几,相比于79年《刑事诉讼法》只是增加了证人保护条款,且其所具有的8个刑事证据规范过于原则,难以满足实务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法、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公安部陆续发布文件,进一步规范本部门的证据相关工作,如最高法于1998年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就对非法证据排除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同时,我国许多地方的政法委、公检法机关也开始共同制定地方性证据规定。据学者统计,在1999年到2007年间,全国共计出台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定30余部。[9]这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性证据规定的陆续出台,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却也造成了刑事证据“立法”层级低、证据规范间冲突、混乱等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性证据规定为我国中央层面的刑事证据立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证据理论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素材,极大地激发了理论界的研究热情,促成了一批有关证据立法建议稿的产生。
  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后,面对死刑案件中的种种证据问题,开始酝酿出台刑事证据规定,但所形成的草案在较长时间内都没能得到最高检、公安部等部门的支持。直到2010年,赵作海案经媒体曝光并被广泛关注,其暴露出的证据问题更是引发了公众的批评和讨论。在这种前所未有的舆论聚焦下,中央政法委出面组织“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以下简称“两高三部”)共同修改完善此前已经草拟的刑事证据规定,并以死刑案件和非法证据为突破口以求“两高三部”能够达成共识。至2010年6月中旬,《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这两个文件为《两个证据规定》)终于问世。《两个证据规定》首次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明确了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确定了非法证据的概念并设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瑕疵证据”一语,初步建立了以证据类型为区分的证据审查判断规则体系。可以说,《两个证据规定》是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层面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基本形成。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订,“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刑事诉讼目的,有关刑事证据的一些条文得以修改和完善,如重新表述了证据概念、扩展了法定证据类型的范围、吸收了《两个证据规定》中的主要内容、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等等。至此,“证据”一章的条文数量增至16条;相应地,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随后出台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中的证据规定也大幅增加。
  2013年3月,再审改判的张氏叔侄案再次将冤假错案和非法证据问题推至聚光灯下。在此热点案件的推动下,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又一次得到完善: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分别针对刑事冤假错案的防治出台了一些专门规定,重点是明确了证据收集、保管、提交、审查判断等问题。如此一来,刑事证据规则的覆盖范围得以扩大,不仅仅是审判环节,包括侦查、起诉环节,都有一些证据规则规范着相关的证据收集和运用等。这些规定很大程度上是结合了过去工作中反映出来的实际问题而制定的,例如最高法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所禁止的“留有余地的判决”“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都可以在过去曝光的冤假错案中找到影子。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前所未有地从政治层面强调了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性,即明确规定,“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等等。而当前正在进行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刑事诉讼证据依然被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两高三部”于2016年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最高法于2017年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修正案都多次强调丰富、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在《两个证据规定》施行了7年、2012年《刑事诉讼法》生效了5年后的2017年6月,针对司法实践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现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不足及缺陷,也为了更好地打击犯罪,“两高三部”又一次联手,共同颁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严排规定》)。《严排规定》重新界定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初步确立了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进一步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等问题。可以说,该《严排规定》的施行,应该能够较好地同时满足我国保障人权及打击犯罪的需要。随后的2017年11月,最高法又发布了《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以下简称这三个文件为《三项规程》)。《三项规程》自2018年1月1日起在全国试行,进一步细化了审判环节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以及其他证据问题。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从最初的寥寥数个条文到如今基本形成的刑事证据规则体系,40年的纵向历程里,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构建及完善道路曲折,呈现出“进两步退一步”的螺旋式上升态势,[10]且表现出由慢变快的特点,即以2010年6月为分界点,刑事证据规定在此之前没有什么明显进展,但之后则有了一系列重大突破。而从横向看,我国刑事证据立法有着与其他部门法不一样的独特特征,即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立法,这些证据规定、规则等的出台,基本上是针对一段时期内凸显出来的证据问题作出的集中回应,因此有着从“实务中来”到“立法中去”的发展特点。此外,相较于出台了统一证据规定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现今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仍然存在多头立法、立法层级不高、条文规定混乱的问题,这与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的博弈,也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冲突不无关系。
  二、人权保障对刑事证据制度完善的引领
  过去几十年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人权保障这一始于西方国家的“舶来品”逐步被我们所接受,并渐渐在我国生根、发芽。时至今日,人权保障已经成为我国立法、执法、司法工作的重要考量因素,更是法学理论研究中的热门语词。作为裁判基石的证据,无论是实物证据还是言词证据,其收集、提取均关乎着相对人的人身权及财产权。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当公权力介入到证据的收集时,个体的自由、健康甚至于生命等,都有可能被肆意侵犯。因此,如何把控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度”,科学、合理、恰当地制定相应的取证规则以及有关的侦查程序等等,进而令证据所承载的人权保障价值得以落地,便是刑事证据立法或者刑事证据制度架构并完善时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事宜。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理念的产生和兴起
  在封建专制社会,根深蒂固的君臣关系使得以统治阶级为核心的国家利益占绝对优势地位,刑事审判作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专门手段,以惩罚犯罪作为唯一目的。进入现代社会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公民成为相对于国家而存在的社会生活主体,享有不受国家权力肆意侵犯的各项权利和自由。[11]这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间的关系,使得刑事诉讼不再是仅仅着眼于惩罚犯罪的程序,更是社会主体人权保障的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刑事诉讼的目的就由惩罚犯罪的单一目标转变为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双重目的。
  1979年《刑事诉讼法》起草时,立法者结合十年动乱的惨痛经验,将“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理念贯彻于条文中,如确立了“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诉讼任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取证规则,建立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等等。可以说,尽管此时还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但无论是从条文内容还是具体措辞看,新中国后的首部刑事诉讼法都体现出了人权保障的基本思想。然而,在强调社会利益的传统价值观和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式下,[12]刑事诉讼所要保障的人权“不是个别人、少数人的人权,也不是某个阶级和阶层的部分人的人权,而是全体中国人的人权”,[13]是“保护刑事被害人、无罪的人以及广大社会成员的各项权利”,[14]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似乎并不涵盖其中。更重要的是,我国历来强调惩罚犯罪以维护社会治安和法律秩序,再加上改革开放后面临的巨大社会治安压力,我国于1983年不得不开始“严打”活动。人大常委会更是先后通过了《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补充规定》等,大大强化了刑事司法偏重惩罚犯罪的目的,人权保障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进一步受到限制。甚至这一时期通行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也指出,“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仍是刑事诉讼的主要任务,否则,刑事诉讼活动的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15]
  随着经济的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民作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石,其社会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人权保障的意识更加强化。与此同时,一批学者撰文介绍西方证据理论,并将一些证据专著和相关立法译至我国。[16]这使得一些人权保障条款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如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禁止采用残酷方式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禁止酷刑或残忍、不人道、侮辱性待遇的规定等涉及人权保障的条款,再加上这一时期我国签署、批准加入了包括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及其他文件,人权保障问题进一步引发了理论界的关注。此外,一些西方学说中关于价值论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理论研究者逐渐开始从价值论而非认识论的角度考察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传统的“实事求是”观念开始动摇,人们愈发认识到,证据法在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之外,还同时具备程序公正、保障人权等多元价值。[17]受刑事指控的人不再被认为是诉讼客体、其应有权利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应当得到保护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主要对象”。[18]正在转变的这种人权保障观被1996年《刑事诉讼法》所吸纳,进而借新增和修正的条文体现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如强制措施的规范化适用、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无罪推定原则的确定等等。
  进入21世纪后,杜培武、佘祥林等一批涉及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问题的冤假错案得以改判。这些案件表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非绝对对立: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时,精准惩罚犯罪的目的也就难以实现。更重要的是,2004年我国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这种带有宣誓性的宪法人权条款,显然为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提供了新的法律基础。”[19]受此影响,刑事诉讼领域兴起了探索人权保障问题的浪潮,有学者呼吁“重新界定刑事诉讼立法目的,将保障人权写入立法条文”,[20]这种呼声在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大修时得以回应。
  (二)人权保障在刑事证据制度变革中的三个集中体现
  1.非法证据排除排除规则的确立及进一步完善。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出于认识能力不足或案件客观条件的限制,侦查人员往往并不能查清案件的全部事实,在片面追求惩罚犯罪、查明案件客观真相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就可能采取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方式收集证据。因此,非法证据排除与否可以说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间之冲突在刑事诉讼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证据制度变迁中的具体反映。
  新中国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态度无疑是鲜明的:建国初期颁布的法律规定就确定了重视调查研究、严禁刑讯逼供等原则,79年《刑事诉讼法》则再次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方法,而上世纪末更是针对刑讯逼供的问题在政法机关内部开展了集中性、运动式的治理。[21]但遗憾的是,这些举措“都只是为了维护刑事程序法的实施而采取的”,与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没有直接关系,并且,这些举措带有明显的运动模式和行政色彩,强调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和纠正,强调对违法行为责任人的行政纪律惩戒和刑事责任追究。[22]实践证明,上述举措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刑讯逼供问题仍然突出;而立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失,使得法院纠结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难以在审判活动中排除非法证据,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非法证据排除还未取得实务部门的认可。但从理论研究看,1993年开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活动时,不少学者已开始从人权保障这一视角切入,专门研究非法证据及其排除问题。学界对非法证据的态度普遍由过去的“不能机械地使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因个别证据的收集手段或程序违法而全部否定其内容的真实性”[23]转为“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损害国家法律的尊严,侵犯公民权利,特别是用刑讯手段获取被告人供述,更是严重侵犯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对其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并作出相应的禁止性规定是完全必要的。”[24]“凡是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所取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其中即使经查证属实的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事实根据。”[25]还有学者以专著的形式对此问题加以研究。[26]
  然而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涉及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即调整后的第43条仍然延续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2条的规定,没有涉及非法证据是否该排除以及该如何排除的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为规范本部门的证据审查工作,最高法、最高检于1998年、1999年先后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二者分别对非法证据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的处理问题作出规定,即对于以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得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或被害人陈述,在审查起诉阶段“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在审判阶段则“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然而前述规定在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这是因为,如若排除非法证据,便可能导致裁判达不到证明标准,影响惩罚犯罪的目的:一方面,检察院基于成功指控犯罪的需要,几乎不会主动剔除非法证据;另一方面,打击犯罪、惩治作恶者进而维护社会安宁的现实压力迫使法院很大程度上不敢轻易排除某个非法证据,因此,法院往往视非法证据而不顾继续以非法证据为依据作出有罪裁判。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入宪为刑事诉讼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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