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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人民检察制度溯源
【副标题】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人民检察制度初探【作者】 刘建国
【作者单位】 河南省信阳市人民检察院【分类】 检察院
【中文关键词】 革命根据地;人民检察制度;发端【文章编码】 1004-4043(2011)-4(上)-0018-6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7【页码】 18
【摘要】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立法主要包括:宪法性质的立法、刑事立法、土地立法、劳动立法和民事立法;司法制度主要包括:分工与协助制度、审判权与审级制度、公开审判制度、审判合议制度、国家公诉制度、辩护制度、申诉制度和判决时限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检察制度内容主要包括:工农监察委员会行使的检察职权、革命法庭担负的检察职权和政治保卫局担负的检察职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我国人民检察制度的发端地之一,具体体现三个方面最早:即具有人民检察性质的司法制度形成得最早,比其他革命根据地最短早3个月,最长早达4年;人民检察制度的国家公诉处和国家公诉员诞生;首次出现具有检察机关性质的专门机关—工农监察委员会,而且,其与苏维埃政府平行,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4817    
  
  中国检察制度的渊源在哪里?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是,一般认为,中国近代检察制度乃发端于清末修律。从本土司法资源的角度考察,探究人民检察制度的源起则可追溯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其中,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1年7月召开的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工农监察委员会,成立了革命法庭、政治保卫局等司法机关,创建了司法制度,诞生了具有人民检察机关性质的国家公诉处并产生了国家公诉员。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初创的检察制度和新生的检察机关及其检察人员,成为镇压敌人,惩治罪犯,保护人民,保障民主,巩固鄂豫皖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有力武器和重要力量,为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全面建设和发展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鉴于此,笔者认为,考察人民检察制度的渊源和演进历程,就不能忽视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人民检察制度的探讨。
  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立法和司法制度概览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与中央革命根据地及湘鄂西、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的重要战略区域。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三大主力红军,当时的首府设在新集(今属河南省新县县城)。伴随着政权建设,革命根据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法律观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和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立法,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司法制度。
  (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立法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把民主革命的纲领、路线、政策、策略和当时的具体任务法律化,其根本目的是要保护工农劳苦群众利益,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扩大革命战争果实,争取苏维埃政权在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立法主要包括:
  1.具有宪法性质的立法。1929年12月,鄂豫边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制定了《苏维埃的组织原则》、《苏维埃组织法》、《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政纲》;1931年7月,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大纲》、《对外政策》等。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1)确立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2)确立了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3)确立了政权的组织机构体系,首次规定具有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职能的工农监察委员会与苏维埃政府为平行机关;(4)确立了实现反帝反封建的基本任务;(5)确立了苏维埃的对外政策;(6)确立了苏维埃公民的基本权利。
  2.刑事立法。1929年6月,鄂东北各县召开第二次联席会议制定了《肃反问题》;1929年12月,鄂豫边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制定了《肃反条例》;1931年7月,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了《肃反问题决议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制定的有关财政纪律中也体现了刑事立法方面的内容。其刑事立法内容主要包括:一是规定了犯罪情形;二是规定了刑罚情形;三是规定了刑罚适用原则。
  3.土地立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土地立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准备和初步开展阶段,时间是从1927年9月至1930年春。受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的影响,1929年6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台了第一部土地法令—《临时土地政纲》,随后又制定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二是全面开展阶段,时间是从1930年4月至1931年4月。全面推广《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各地结合实际研究制定了更加具体、细致的土地立法;三是重新分配一切土地的阶段,时间是从1931年5月至1932年10月。受张国焘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基本否定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成就,重新进行土地分配。
  4.劳动立法。1929年12月,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政纲》,对劳动立法有所体现;1930年4月,六安六区苏维埃制定了《雇农工资办法》和《手工业工人办法》;1931年7月,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劳动青年决议案》。其主要内容包括:(1)成立了维护工人权益的机关—工会;(2)实行八小时工作制;(3)实行社会保险,失业救济;(4)每个月休息四天半,每年休息四个星期并照发工资;(5)保护童工、女工,禁止雇用十四岁以下的儿童;(6)男女同工同酬;(7)废除包工制。
  5.民事立法。主要包括租债立法和婚姻立法。1929年6月9日,鄂东北各县第二次联席会议制定的《临时政纲》中,对有关纳租和还债问题作了规定;1930年4月17日,六安六区制定的《债务办法》,规定了对地主豪绅的租债实行酌情、酌量偿还或不还。婚姻立法在总结关于妇女、婚姻、家庭政策法律的基础上,1931年7月,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婚姻问题决议案》,制定了一套较为规范、完整、自由、民主的婚姻制度,主要精神体现为:废除了封建残余;明确了婚姻自由;限制了婚姻条件;抵制了不良倾向;赋予了军婚保护;规定了法律责任等。
  (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司法制度
  1930年6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后,于1931年7月颁布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大纲》,到9、10月,先后又制定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法庭暂行条例》、《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工作条例》、《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的组织及其与政治保卫局的关系》等法律法规,并选举产生了工农监察委员会,成立了革命法庭、政治保卫局等司法机关。至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司法制度在建立司法机关、制定法律法规、理顺办案规程的基础上基本形成。其主要内容包括:我不休息我还能学
  1.分工与协作制度。一是规定工农监察委员会负责受理、侦查苏维埃工作人员贪污腐化、徇私舞弊等职务违法犯罪案件。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如有反动行为的交政治保卫局审讯,有违反苏维埃法令的交革命法庭审判。二是规定政治保卫局负责审讯政治案件,在案犯证据考查清楚后交革命法庭公开判决。政治保卫局若有案子与革命法庭有关,准许革命法庭派人参加审讯。三是规定革命法庭负责审理民事刑事案件,区、乡裁判委员会负责处理乡村纠纷,二者遇有政治派别的罪犯均先“绝对不审”[1],统交政治保卫局审讯。四是规定革命军事法庭负责审理破坏红军(包括所有革命武装)纪律和违背军事行政的案件,对于军队中的政治案犯经初审后转交政治保卫局,或通知政治保卫局前来会审处理;对于与地主有关的案件,咨转或解送地方革命法庭,或共审处理,而无最后处决权。政治保卫局在处理某种有关军事组织的案件时,准许革命军事法庭参加会审。
  2.审判权与审级制度。案件移送到革命法庭后,申诉登记处按照登记规则登记,规定审判日期和审判该案的委员,交革命法庭主席批准。区、乡裁判委员会“没有用刑之权”[2],区裁判委员会只有判决三日苦工或警告的案件权,乡裁判委员会只有判决一日或两日苦工或警告的案件权,其余案犯均交上级处理。“革命军事法庭对于军队中的政治案犯,在经过军事法庭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的许可后,得接收处理。革命军事法庭对于案犯的最后定谳及执行,必须经过直属的上级军委主席或军事长官与政治委员批准。”[3]
  3.公开审判制度。革命法庭审判案件为保证客观公正,向人民群众公开,让人民群众参加,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法庭审判案子要通知各地各团体和群众参观”,“判决案子时,可征求群众意见,若判决办法与群众意见不同,可交上级处理。”[4]
  4.审判合议制度。革命法庭审判委员会的委员由二十五人至二十九人组成,由各地群众选举。审理案件时临时召集他们参与。案件审理结束后,审判委员会的委员要发表对案件的处理意见。
  5.国家公诉制度。革命法庭审判案件,实行诉审分离。当一个案件在调查取证结束后,“国家公诉处要研究要(对)破坏苏维埃政权法令之案件提起公诉。当法庭审问被告人的时候,国家公诉员要来证明案犯之罪恶。”[5]
  6.辩护制度。为澄清案情,革命法庭在审判案件时,被告人临时可请辩护员。在案件审判时,辩护员必须到庭,当场作辩护,被告人也可自行辩护。
  7.申诉制度。下级革命法庭判决的案件,被告人不服判决时,可以到上级革命法庭申诉。
  8.判决时限制度。革命法庭对各地送来的案件,除案件证据特别难于考查之外,最迟不超过十六天就要判决。
  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检察制度雏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除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外,还建立了井冈山、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人民检察制度的雏形在法律制度较为完备、法制机构较为健全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得到了体现。
  (一)人民检察制度含义
  现代视角中的检察制度是关于国家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组织和活动的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的总称。检察制度与警察制度和法官制度不同,它在司法系统中并非一种“原生”的制度,它是随社会的变化,司法制度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6]
  人民检察制度属检察制度范畴。在“检察制度”前面冠以“人民”二字,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设计制定的,具有广泛的人民性。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对彻底推翻国民政府后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作了如下阐述:“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有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7]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检察制度当然应称之为人民检察制度。
  人民检察制度的渊源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渊源是前苏联检察制度。前苏联的检察制度是根据列宁的检察理论建立起来的。列宁认为,“检察机关不仅是公诉机关,而且是法制的监督机关,是法律的维护者”,是“国家的眼睛”。[8]土地革命时期,通过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以及对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吸收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确立的检察制度,除建立了国家公诉制度外,在定位上还确立了“法律监督”的性质。如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检察部,法律规定了其具有一般法律监督职能;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通过立法,规定工农监察委员会是法律监督机关。
  (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检察制度
  1931年7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工农监察委员会、革命法庭和政治保卫局为司法机关。7月至10月间,先后颁布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大纲》等法律、法规,人民检察制度在司法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行使职权中得以体现。
  1.工农监察委员会行使的检察职权。(1)法律监督权。根据《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条例》及《鄂豫皖区工农监察委员会第二号通令》规定,工农监察委员会负责“考察各级苏维埃是否执行苏维埃的法令和决议。”“经常参加苏维埃会议和各团体会议,督促执行上级苏维埃的法令和决议。”“监督苏维埃有无官僚腐化,脱离群众等现象。”等等。这些都是工农监察委员会承担的一般法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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