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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案例)》
民事虚假诉讼法律规范的理解与适用
【作者】 王中义林丽珊
【作者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20【页码】 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9644    
  
  【裁判要旨】在认定民事虚假诉讼时,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并参照刑事虚假诉讼的相关规定,进行综合判断。对于未与他人恶意串通的单方虚构事实行为,或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虚构事实行为,不应认定为民事虚假诉讼。在认定民事虚假诉讼时,当事人是否具有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可作为参考因素予以考量。司法秩序、他人的程序性权益、依行政法等法律享有的权利,亦可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的他人合法权益。
  □案号 一审:(2013)厦民初字第10009号;再审:(2017)闽01民再26号
  【案情】
  监督机关: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
  原审原告:高小勇。
  原审被告:蔡煌辉。
  2011年11月30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厦民初字第38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广东省惠州市正恒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恒达公司)应返还蔡煌辉1490万元及相应利息。后因正恒达公司未履行义务,经蔡煌辉申请强制执行,厦门中院于2012年3月对正恒达公司位于广东省惠州大亚湾的一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委托评估拍卖。2013年8月12日,蔡明晓诉蔡煌辉民间借贷一案由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闽民终字第752号生效判决,确认蔡煌辉应向蔡明晓偿还本金500万元及利息。同年9月16日,蔡明晓以该生效判决向厦门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3年7月至10月间,蔡煌辉将上述土地拍卖的情况及与蔡明晓诉讼情况告知蔡双玲等人,经恶意串通,在福建思中律帅事务所曾某忠、蒋某涓律师的帮助下,蔡煌辉通过伪造债权债务确认书、指使他人作伪证等方式,与蔡双玲、高小勇相互串通,在蔡煌辉与高小勇并不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情况下,由高小勇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蔡煌辉。而后蔡煌辉伪造其欠高小勇款项的债权确认书,蔡双玲则指使蔡巧明伪造其受高小勇委托转款给蔡煌辉的确认书。2013年9月6日,高小勇以自己与蔡煌辉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纠纷为由向厦门中院提起民事诉讼,并提交上述伪造的证据材料,恶意快速达成调解,骗使厦门中院于同年9月27日作出(2013)厦民初字第100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蔡煌辉欠高小勇2344.55万元的虚假民间借贷法律事实。
  2017年4月26日,厦门中院作出(2016)闽02刑终788号刑事裁定,维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思刑初字第464号刑事判决,判决蔡煌辉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万元。
  【审判】
  厦门中院再审认为,原审原告高小勇与原审被告蔡煌辉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的诉讼行为系虚假诉讼,其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原审依据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和伪造的证据材料所作出的民事调解书违反法律规定,侵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撤销。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厦门中院判决:一、撤销厦门中院(2013)厦民初字第1009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原审原告高小勇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案已生效。
  2018年5月17日,厦门中院分别以(2018)闽02司惩23号、24号、25号决定书,对高小勇、曾某忠、蒋某涓伪造证据、妨害民事诉讼的违法行为,分别处以8万元、8万元、4万元的罚款,并向司法行政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对律师曾某忠、蒋某涓的行为依法依规处理。
  【评析】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认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的民事虚假诉讼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范。此前的2014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虚假诉讼罪。201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认定虚假诉讼罪的具体情形作出规定。至此,我国民事虚假诉讼和刑事虚假诉讼的法律规范体系已初步建立。但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民事虚假诉讼时,对如何理解和适用《意见》和《解释》中相关规定的一致与差异,产生了一些疑惑。本文拟以本案判决的认定、解决思路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行为的概念差异
  《意见》用“虚构”一词,《解释》用“捏造”一词。虚构和捏造在语义上并无实质差异,均是对与客观事实不符状态的描述,均强调行为人对虚假事实的能动性,即让他人产生错误认识系行为人主动作用并追求的结果,并非因行为人本身的认识错误而产生。实际上利用他人伪造的证据、虚假的陈述,只要行为人明知该证据或陈述是虚假的,还加以利用的,仍属于主动作为的情形。《意见》和《解释》未统一使用“虚构”或“捏造”,一是因为我国刑法和民法规范的表述习惯不一,如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对诬告陷害罪的罪状表述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二亦便于从概念上区分民事虚假诉讼和刑事虚假诉讼。故本案中,在认定民事虚假诉讼时使用虚构事实的概念,在刑事虚假诉讼的裁判中采用捏造事实的概念。
  二、行为的方式差异
  《意见》规定为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构事实。《解释》规定为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实践中,虚构事实或捏造事实的方式是多样的,参与的主体既可以是单方,也可以是双方或多方;实施的手段既可以是伪造毁灭证据、指使胁迫他人作伪证、虚假陈述等,也可以是隐匿证据、隐藏事实等。但通过隐匿证据、隐藏事实等方式虚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必定要配合虚假陈述等手段,才能达到骗取法院作出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裁判的目的。在参与主体上,《解释》第1条规定的既有单方,也有双方或多方串通;《意见》第1条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均仅规定为双方或多方串通。在实施手段下,《解释》规定为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意见》概括表述为虚构事实,即包括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可以虚构事实的所有手段。《解释》和《意见》的上述分歧,致实践中出现了可以认定构成虚假诉讼罪的行为,却不能被认定为民事虚假诉讼的情形。
  刑法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刑法对虚假诉讼作出规范,系为保障全部的民事诉讼秩序,是要惩罚后果最严重、性质最恶劣的虚构事实行为。《解释》和《意见》对虚构事实行为方式的差异性规定可作如下理解:虚假诉讼之刑、民规范的外延系非完全重合的交叉关系。表现在:
  1.适用范围上。《解释》针对的是全部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意见》是基于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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