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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案例)》
减刑裁判要件的体系构成
【作者】 宗来【作者单位】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20【页码】 4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9627    
  【裁判要旨】减刑制度的本质在于激励罪犯自觉接受刑罚改造并进而不断消减其自身再犯罪人格的危险倾向,因此,减刑裁判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犯罪人人格现实性危险程度的评价过程,其裁判的要件体系一般由外在征表的该当性、主观从善的可归咎性构成。其中,外在征表一般仅具有推定效力,而从善意志才是减刑裁量的实质要素。因而,前述二要件间具有递进式的评价逻辑结构。在具体个案认定时,法院应当综合考察犯罪人法定的及酌定的各项客观征表因素,并有效运用法官自身的价值判断及生活经验和各项常识,依法作出相应的认定和裁量。
  □案号减刑:(2019)沪01刑更34号
  【案情】
  罪犯桑伟,男,原系上海市闵行区审计局副局长(副处级)。2008年7月25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桑伟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没收财产5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判决生效后,罪犯桑伟于同年8月19日被交付执行,刑期自2007年6月8日起至2022年6月7日止。
  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因罪犯桑伟确有悔改表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11年3月10口、2012年11月14日以及2015年2月9日作出刑事裁定,对罪犯桑伟先后减去有期徒刑1年2个月、有期徒刑1年2个月和有期徒刑5个月;剥夺政治权利4年不变。减刑后,罪犯桑伟刑满日期为2019年9月7日。
  2018年11月27日,执行机关上海市新收犯监狱以罪犯桑伟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为由,向上海一中院报请对桑伟减去有期徒刑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4年不变。法院受理后,于2019年1月7日至11日对该案依法在互联网及监狱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内未收到异议。同年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查明,罪犯桑伟自减刑以来,仍能认罪服法,服从管教,对犯罪的危害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接受教育改造,认真参加“三课”教育,总体学习表现较好,并积极完成劳役任务,为此先后受到执行机关14次表扬。
  另查明,罪犯桑伟没收财产50万元已全部履行完毕;对原判认定的违法所得退缴了450余万元,尚有100余万元的违法所得,自2015年减刑后未再退缴。
  庭审中,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当庭提供的对罪犯桑伟减刑的证据材料及其在监狱改造表现均无异议,同意对罪犯桑伟予以减刑。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审判】
  法院认为,罪犯桑伟自减刑以来,虽能认罪服判,自觉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学习认真,劳动态度端正,没收财产刑履行完毕,但其系职务犯罪罪犯,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且尚余100万元的违法所得未能退缴,不利的社会影响还未消除。此外,罪犯桑伟自2015年减刑后再无退缴的表现,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没有履行财产性判项的能力。因此,综合考量罪犯桑伟的犯罪性质和具体情节、原判刑罚、社会危害性等因素,并结合其历次减刑频率、幅度及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履行等情况,尚不能认定其确有悔改表现,因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减刑条件。故对于执行机关对罪犯桑伟的减刑建议,以及检察机关同意对罪犯桑伟予以减刑的检察意见,法院均不予采纳。据此,上海一中院于2019年2月22日依法作出对罪犯桑伟不予减刑的刑事裁定。
  【评析】
  减刑制度是我国刑事法律规定的刑罚变更执行的重要措施,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对于激励罪犯积极接受改造、自觉改恶从善、主动矫正其自身犯罪恶习及再次犯罪的危险人格倾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区别于刑事审判中对未决犯的刑罚裁量,减刑制度所适用的对象都是已决的犯罪分子,他们具有的反社会性危险人格已然经由其在先的违法犯罪事实所明确征表,因而是刑法真正需要重点盯住的危险群体,[1]刑罚对之发动个体矫正措施并不存在伦理上及法律上的正当性障碍。此外,对于已决犯的违法犯罪行为,生效刑事裁判已然根据其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相应地科处了一定分量的刑罚,因而在以报应刑论为价值主导的刑事审判环节[2]中实现了对犯罪分子罪责刑均衡方面的首次法律评价,故在随后的刑罚执行环节中,作为对罪犯所处刑罚量刑方面第二次法律评价的减刑制度,其制度目的便不再是偏重单纯的报应,也不只是注重一般预防,而是需要视具体犯罪危险个体的现实悔改表现,也就是其刑罚执行的实际效果为准据,因人而异地全面评估其再犯罪的人格危险性,[3]并以特别预防和个体矫正的目的刑论为价值主导,对其宣告刑依法予以适度的微调,以区分奖励犯罪人积极改造向善的主观悔改意志,实现恢复正义、社会防卫、行刑经济等刑罚的功利目的。[4]
  因此,从减刑制度的目的论出发,减刑裁判的实质依据是犯罪分子在法院减刑裁判时其人格危险性是否经过一定比例的刑罚处罚后有所减少以至完全消除的现实状态。[5]然而,所谓的人格状态及其从善趋势本质上却是一种存在于犯罪人内心的主观要素,因此,在法院具体个案裁判时,需要构建一套由外向内的责任规范体系,以能够合理评估犯罪人现实具有的再犯罪人格的危险程度。
  一是罪犯人格从善方面的客观外在征表。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是征表犯罪个体内部从善人格的法定外部表象。其中,确有悔改表现具体包含了罪犯犯罪的性质和具体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原判刑罚及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交付执行后的一贯表现等因素。鉴于前述的人格外在表象并非是犯罪人内在人格状态之本身,因此在个案司法认定过程中,笔者认为:一方面,对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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