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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案例)》
涉嫌虚假诉讼罪的民事再审案件审查要点
【作者】 冯小光[1]刘冰青叶明晶
【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20【页码】 1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9646    
  
  【裁判要旨】民刑交叉案件,民事争议事实与刑事犯罪事实之间可能存在牵连关系、重合关系等。本案房屋买卖纠纷中的争议事实涉嫌虚假诉讼犯罪并已立案侦查,即房屋买卖纠纷的民事争议事实与涉嫌虚假诉讼的犯罪事实重合,或为真实民事权益争议,或为虚假诉讼犯罪行为。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裁判理念、保护法益、取证方式、证明标准、归责原则、责任形式等均有不同,刑事侦查阶段获取的证据旨在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只有纳入民事诉讼程序审查,才可能具有民事诉讼程序意义上的证据效力。本案无需先中止民事诉讼,待涉嫌虚假诉讼刑事案件作出裁判后,再恢复民事案件审理,即不存在先刑后民的先决关系。
  □案号 一审(2013)盘中民一初字第00049号 二审:(2015)辽民一终字第000569号
  再审审查:(2018)最高法民申390号
  【案情】
  原告:徐尊伟。
  被告:城建开发公司。
  2009年11月8日,城建建筑公司与城建开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城建建筑公司承建城建开发公司开发的国际公寓项目。该工程已于2011年5月25日竣工,工程质量合格,并已交付使用。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徐尊伟。在该工程施工期间,因城建开发公司未按合同约定足额拨付工程款及徐尊伟垫资施工的情况下,徐尊伟与城建开发公司于2011年2月19日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以购买的房屋充抵城建开发公司所欠工程款。当时徐尊伟施工的工程尚未完工结算,城建开发公司具体欠徐尊伟多少工程款尚不清楚。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为城建开发公司,买受人为徐尊伟。买卖的房屋是城建开发公司国际公寓项目第1栋1单元2号房,商业用途,建筑面积1244.75平方米,按建筑面积计价每平方米6500元,总金额8090875元。合同还约定/面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付款方式及期限、房屋交付期限及双方的违约责任等条款。签订合同的当天,城建开发公司财务为徐尊伟开具了金额为8090875元专用收款收据,收据盖有城建开发公司财务专用章。经徐尊伟申请对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城建开发公司盖的公司印章印文进行鉴定,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为:检材1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样本上的城建开发公司公章印文均是同一印章盖印。二审法院另案以(2014)辽民一终字第00358号终审民事判决认定城建开发公司尚欠徐尊伟工程款5575555.75元。
  【审判】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徐尊伟主张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城建开发公司对双方房屋买卖合同不予认可,对此,应当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证明力进行判断。徐尊伟提交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款收据等书证原件。经徐尊伟申请对合同上的城建开发公司公章真伪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样本上的“城建开发公司”公章印文均是同一印章盖印,证明合同上的公章是城建开发公司的印章无疑,并且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面积乘以面积单价的数额与收款收据上的房屋款项数额相同。且二审法院另案终审判决认定城建开发公司尚欠徐尊伟工程款的事实。综上,应当确认徐尊伟所提交的证据对其主张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及城建开发公司以房抵顶工程欠款的事实。故应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继续履行。因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卖的房屋建筑面积为1244.75平方米,该房在房管部门注册为1246.90平方米,依据实结算的约定,以1246.90平方米乘以约定单价为8104850元,应依此计付房款。据此作出判决:一、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继续履行;二、徐尊伟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城建开发公司支付尚欠购房款(8104850元减工程欠款5575555.75元及利息,余款于工程款纠纷二审判决计算至本案执行日止)。徐尊伟结清房款同日,城建开发公司向徐尊伟交付房屋并协助过户。
  一审宣判后,城建开发公司小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城建开发公司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且符合第二百零五条“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规定的情形,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裁定对本案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尊伟承担。其主张的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施工合同发包人、房屋买卖合同卖方城建开发公司向属地公安分局报案,举报徐尊伟以房屋买卖合同提起诉讼,涉嫌虚假诉讼刑事犯罪。2017年3月,公安分局以徐尊伟涉嫌虚假诉讼罪予以立案,涉嫌犯罪的事实与城建开发公司与徐尊伟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民事争议事实(实为以房抵顶工程欠款)重合。侦办机关认为,2017年3月,公安分局立案后调阅一、二审民事案件卷宗,分别讯问徐尊伟、城建开发公司原财务、原前台秘书等3人,分别向原法定代表人、原办公室主任、购房人等3人调查取证。侦查获取的主要证据包括:一、公安分局委托具有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就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徐尊伟签字、城建开发公司签章等检材送交文检鉴定。结论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处“徐尊伟”黑色手写字迹和签名字迹、红色指印、“出卖人签章”处印文的形成时间为2012年4月之后,与合同载明的2011年2月19日不符,即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伪造。二、公安分局以鉴定意见通知书通知报案人朴一新,“上述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笔迹、印章时间均为2012年4月份以后生成”。三、公安分局发文通知报案人:一审民事卷宗中的情况说明及承诺书上的城建建筑公司公章、法人名章系伪造。四、公安分局出具徐尊伟虚假诉讼案调查报告,证明徐尊伟伪造证据,误导法院。五、公安分局出具对朴一新被虚假诉讼案的侦查情况说明,认定徐尊伟提供虚假证据,误导法院作出错误判决。六、公安分局出证证明,徐尊伟向原审提供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专用收款收据、情况说明及承诺书、商品房买卖合同等,均系徐尊伟在代理律师及城建开发公司离职员工帮助下,伪造证据,骗取生效法律文书,非法侵占讼争房屋。城建开发公司原财务、原前台秘书等3人供述,专用收款收据也是虚假的,徐尊伟未交付房款,城建开发公司与徐尊伟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商品房买卖关系,所有证据材料均系伪造。据此,依刑法修正案(九)、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款规定,对徐尊伟采取强制措施并查封涉案房产。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审查重点为:徐尊伟涉嫌虚假诉讼犯罪是否属于应当再审的法定事由。
  本案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城建开发公司为卖方,徐尊伟为买方。基础民事关系为施工合同关系,城建开发公司为发包人,徐尊伟为承包人。另案,徐尊伟诉城建开发公司追索工程欠款,终审判决判令城建开发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徐尊伟工程款5575555.75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该款自2013年6月4日起至该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至于徐尊伟与城建开发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合同是否有效,系另一法律关系,双方亦在另案诉讼中,本案不予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已被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据此,在本案基础民事法律关系中,足以确认城建开发公司欠付徐尊伟工程款5575555.75元及利息。
  原判不存在逻辑错误和内容矛盾。比对二审法院前案与本案的判决土文的文字表述,可以看出,两份文书的文义内容为基于城建开发公司欠付徐尊伟工程款5575555.75元本息,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基于发包人城建开发公司欠付实际施工人徐尊伟工程款而签订,以欠付的工程款本息作为购房款,合同意图以工程款债权作为购房款达到抵销并消灭工程欠款债务的合同目的。同时,二审判决认为,“至于徐尊伟与城建开发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合同是否有效,系另一法律关系,双方亦在另案诉讼中,本案不予处理”。前案与本案裁判文书表述为以城建开发公司欠付徐尊伟工程款本息作为购房款,语义清晰,并无矛盾或歧义。从审判实务看,发包人欠付施工人工程款,施工人首选要钱;发包人付款能力不足时,才考虑接受以承建商品房抵顶工程欠款等备选方案。按常理判断,城建开发公司欠付徐尊伟工程款情形下,不能排除开发商以签约时市场正常价格与施工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偿还工程欠款的可能性。
  城建开发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新证据具有证明力,但不足以推翻原判。新证据主要为公安分局就徐尊伟涉嫌虚假诉讼犯罪的审查立案、侦查取证、函复报案人、初查报告等刑侦方面的书证。能够看出,公安分局已就徐尊伟涉嫌虚假诉讼犯罪立案,尚未侦结。可将上述证据分类汇总归纳为证明徐尊伟有罪和侦查机关履职中的程序性公文两类书证。两类证据中,有关徐尊伟向原审提交虚假书证以证明房屋买卖合同成立的证据,可能对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成立及合同效力等产生影响,在民事诉讼中具有证明力,但未经公诉、审判等刑事诉讼环节后最终被法院生效刑事裁判文书所确认,依照《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3条、《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上述书证的证明力尚不足以推翻支持原判的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相关证据。
  城建开发公司提交的部分新证据,因欠缺民事诉讼程序保障,影响新证据的证明力。民事诉讼为当事人间因财产关系、人身关系提起的诉讼,当事人享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诉讼地位平等是核心。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3条、第104条、第105条等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当按照法定证据运用规则,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有关委托鉴定的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实务中,委托鉴定一般采取当事人协商确定一家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或者法院从当事人协商确定的几家鉴定机构中择一选定,法院指定鉴定机构一般采取摇号等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在法院主持下,经双方当事人当庭质证后确定哪些材料送鉴;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员有义务就鉴定使用的方法或标准向双方作出说明,有义务为当事人答疑,有义务出庭参与庭审质证;允许双方当事人申请法院通知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形成技术抗辩。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为侦破刑事案件而采取的侦查措施、文检鉴定目的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有可能对民事纠纷待证事实具有证明力,但并不是当然就具有证明力。城建开发公司提交的侦查机关为侦破刑事案件作出的文检鉴定结论,在本案民事诉讼中具有一定的证明力,但并非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就民事争议事实进行的司法鉴定,未纳入民事诉讼程序,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权,其证据效力受到影响。
  从民事诉讼角度看,本案并不属于当事人双方相互勾结、恶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典型的民事虚假诉讼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1条规定,虚假诉讼一般包含以下要素:(1)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2)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3)虚构事实;(4)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5)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下人民法院严格审查各类虚假诉讼的紧急通知》明确,民事虚假诉讼基本表现为:当事人之间虚构借贷等债权债务关系;法院立案受理后,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用债务人房产抵偿债务,由法院出具调解书后迅速执行房产过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清查以房抵债等虚假诉讼案件的意见》指出,重点清查当事人虚构债务纠纷并约定以房抵债,意图规避国家或地方商品房限购政策、偷逃国家税收、恶意逃废债务、规避执行等为目的的虚假诉讼案件。虚假诉讼案件主要表现为,当事人间不存在实体民事权益争议,恶意串通,虚构争议事实,意图损害案外人利益。据此,民事诉讼中典型的虚假诉讼行为,主要是指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相互勾连,互相配合,恶意通谋,虚构民事纠纷争议事实;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骗取生效法律文书;旨在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城建开发公司与徐尊伟之间存在真实的民事权益争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城建开发公司与徐尊伟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民事权益的典型的虚假民事诉讼行为。
  一审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定“徐尊伟所提交的证据对其主张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及城建开发公司以房抵顶工程欠款的事实;城建开发公司提交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力明显不足以推翻徐尊伟提交的书面证据,故应认定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该合同应继续履行”。二审针对城建开发公司提出的上诉请求,认为城建开发公司主张的有关涉案合同的形式要件有瑕疵、未网签备案等问题并非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以及城建开发公司提供的一系列证人证言,均没有对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直接否定性意思表示,也没有否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所盖印章与城建开发公司公章印文为同一的认定,故不能得出商品房买卖合同为虚假的证明结论。一、二审观点系立足于双方存在施工合同基础法律关系,比对双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依据高度可能性的证据适用规则,综合分析后作出的认定。此判断方法,符合法律规定,具有法理基础,但存在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可能性。《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8条第1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第1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充分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在城建开发公司主张的徐尊伟涉嫌虚假诉讼罪一案尚未有生效刑事裁判文书确认涉案民事合同为虚假的情形下,城建开发公司提供的新证据,尚不足以推翻原判认定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具有合理性的判断。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城建开发公司的再审申请。
  【评析】
  本案涉及的问题是:徐尊伟与城建开发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民事争议事实与徐尊伟涉嫌虚假诉讼罪的刑事犯罪事实重合。终审后,刑事侦查证据作为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新证据,其证据力能否达到证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的证明目的。
  一、刑民交叉的民事案件裁判理念的演变
  刑民交叉案件,是指案件性质既涉及刑事关系,又涉及民事关系,相互间存在交叉、牵连影响的案件,或者根据同一法律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案件。[2]常见的刑民交叉案件,基于同一个事实或数个关联事实,当事人行为同时受到民事、刑事法律规范调整;或者案件事实间存在着一定牵连关系,导致民事关系与刑事关系间相互影响或者存在依存关系。198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发现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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