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世纪之交看新中国民商法的发展
【英文标题】 Development in the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ies
【作者】 余能斌侯向磊余立力【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分类】 民商法学【中文关键词】 世纪之交 中国民商法 发展
【期刊年份】 1998年【期号】 5
【页码】 1
【摘要】 一国民商法的发展是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思想意识和国际环境因素等条件互动作用的结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十年里,党和国家曾为民商法的恢复和发展作了诸多努力,但最终因历史的原因尤其是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而收效甚微。新中国民商法的真正发展,是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二十年的事情,在此期间,民商法在改革开放政策所造就的良好社会环境中获得了辉煌的发展。世纪之交,我们看新中国民商法的发展,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民商法在由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汇聚成的强大合力的推动下,必将呈现出更加辉煌、更加繁荣的景象。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620    
  引言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民法是其法律体系中举足轻重的法律部门,它是调整商品经济的基本法,是商品社会的“宪法”。民法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生活诸条件互动作用的结果,其发达程度如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社会生活民主化的程度。一个国家民商法的完善和发展,取决于以下基本条件:
  首先,民商法的发展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状况。民商法是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民商事立法虽然表现为由国家统治阶级意志决定的活动,但这也并非统治者的随心所欲。民商法的制定归根结底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民法的准则只是以法律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1]从世界民商事立法的发展史来看,民商法的诞生,往往是该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必然结果,与当时所具备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2]如上所述,民商法只是一定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反映,但民商法所反映的并非别的什么经济情况,它反映的只是一个国家商品经济的状况。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商法发达或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必然是商品经济发达或比较发达的地方。
  其次,民商法的发展完善依赖于社会的法治环境。法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因此,民商法发达与否最终取决于社会经济关系。诚然如此,但法治的社会环境是否具备对民商法的发展,尤其是对民商事法制的完备和充分实现也是至关重要的。正象马克思谈到的,创造法律同创造历史一样,“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处在专制的阴影之下,充斥着蛮横无理的司法专断,人民没有一定程度的财产和人身自由特别是平等的地位,那么,以平等为其第一要义的真正意义上的民商事法律就断然不会产生,因此也就更不会有发达的民商法学和民商法教育。另外,作为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很难想象民商法会在不重视法治甚至于根本就不依法办事的社会里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只有在法治的国家才有现代的民商法,民商法依赖全社会的法治环境而发展和完善,反过来又为全社会的法治的进一步发达作出巨大的贡献。
  再次,一定社会的法的意识、政治法律思想也对民商法的发展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社会上存在着推动民商事法律制订的法学流派和法律学说,那么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国家立法机关制订民商事法律的决心,而且各种学术思想也会以不同的方式融入民商事法律中,从而决定某些具体的法律规范。马克思在论述法国民法典时曾经指出:“法典并不是起源于旧约全书,而是起源于伏尔泰、卢梭、孔多塞、米拉波、孟德斯鸠的思想。”[5]这句话告诉我们,一定社会中现存的关于法律、政治的各种思想以及一些相关的学术理论对民商事法律的制订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从世界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典的制订过程来看,学说就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在德国民法典制订之时,法理学历史法学派领导者、法律大臣萨维尼是反对制订民法典的,与他的观点相反,自然法学派的代表蒂博特教授则主张及时制订民法典并在与历史法学派论战中取得胜利,这直接促成了德国民法典的诞生。瑞士民法典实际上是民法学家尤金·胡伯教授的个人创作。[6]另一方面,社会成员的民商法观念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商事法律的实施。已颁行的民商事法律得以充分贯彻实施的真正动力并非来自国家的强制力,而是源于广大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赖、支持和自觉遵守。在一个没有正确的民商法观念和良好的法律意识的社会里,即使民商事法律再完备,也只能成为一堆没有实用意义的废纸。所以我们说,社会成员是否拥有正确的民商法观念和较强的法律意识,是衡量一个国家民商法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准。
  还有,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对于民商法的发展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众所周知,如果没有罗马皇帝尤其是查士丁尼对法律的重视,罗马法就不会成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的形式”;[7]如果没有拿破仑的高度重视甚至亲自参加制订讨论,也就不会有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第一部民法典的法国民法典的诞生,所以法国民法典是与拿破仑的名字紧密相联的;同样,《苏俄民法典》也是与列宁的重视和支持分不开的,列宁不仅密切关注苏俄民法典制订的全过程,而且亲自给起草委员会写信即时解决法典制订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为第一部社会主义民法典的制订指明方向。正是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一个国家民商法的发展如果没有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法国比较法学家达维德在其《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一书中曾经指出:法典编纂能否成功,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需要有一位开明的、愿意认可正义、自由及个人尊严各项新原则,甚至不惜损害旧秩序的特权者利益的国王来主持其事。[8]这里达维德虽然是讨论法典的问题,但我们认为,它对于说明无论作为一个法律部门还是作为一门法学学科的民商法的发展亦有启发参考意义。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考虑到国际环境因素的作用。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罗马法的传播、法德民法典的出台,对世界各国民法法典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并对各国民法的内容尤其是对民法法系国家民法典的内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民法法系的演变、形成过程首先是罗马法的继受和传播而后是法德民法典的借鉴和移植的过程。尤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网络通讯技术等现代科技使现代社会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越发紧密的今天,任何国家更不可能在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下独自发展而丝毫不受别国的影响。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环境因素对民商法发展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纵观半个世纪以来新中国民商法发展的历史,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出上述诸条件对民商法发展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建国后无论是前三十年的艰难徘徊,还是近二十年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辉煌发展,都是当时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以及全部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条件互动作用的结果。本文试以此为线索,对新中国民商法发展之进程作一回顾、总结和展望。
  一、回顾三十年之艰难足迹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民商法走过了三十年艰难曲折的历程。在这三十年里,党和国家曾为民商法的恢复和发展作了诸多努力,但最终因历史的原因尤其是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而收效甚微。中国民商法这三十年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 1956年是新中国民商法的初步发展阶段,1957— 1978年是民商法的发展遭受挫折乃至全面停滞阶段。
  (一)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三大改造”完成,新中国民商法在打碎的旧法统废墟上开拓创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获得民主革命胜利的同时,便迅速打碎了旧的法统,其标志是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宣布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在打碎旧法统的同时,新政权没有忽视对新的法律制度的建设。
  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与党的领导、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条件密不可分。新中国民商事法律的产生发展理所当然更不例外。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政策策略,直接影响到民商事法律的制订。建国伊始,党和国家即着手大力整顿国民党留下的破烂摊子,努力恢复国民经济,主要采取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积极推进以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为目的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它各项制度的建设。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国营经济在国家支持下更是获得长足的发展,终于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因此当时商品交换关系普遍存在,商品经济规律仍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起着主要调节作用,民商法也较有其用武之地;三年经济恢复期之后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的开展,更强劲的促使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在实现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民事立法仍起着积极的作用。总之,党在这一时期关于经济建设及改造政策的实践构成了这一时期民事立法发展的历史并决定了它的内容。[9]伴随着经济的恢复、整顿与发展,思想、文化和民主等方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有关方针政策的贯彻,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制建设、法律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良好氛围。这一时期最重大的法制建设成就就是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制订出建国后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订和颁布就把新中国从建国之初即已着手的民商事法制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民商法学的教育方面,国家在调整改造一批旧的政法院、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批新的政法院校。由于新生的共和国在国际上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压制,建国之初我国实行了“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外交路线,历史和政治大气候决定了我国的法学教育只能向苏联学习,甚至照抄、照搬苏联的理论或模式。特别在民法方面,国家通过“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一面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研习苏联民法学,翻译引进一批苏联民法理论著作和教材,同时又聘请许多苏联专家到中国讲学,直接传播苏联民法学理论。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民商事法制建设培养了一批法律人才,同时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商法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苏联民法学在理论、观念上深深地影响了我国的一代甚至两代人。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国度,虽然在民商法方面只有自清末以来短短几十年的成长发育期,但它所借鉴的大陆法系法律文化传统与中国固有法律文化传统多有契合,这种思想观念既然已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就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便销声匿迹;国民党六法被废除了,旧的法统被打碎了,但传统民法理论的影响还在,特别是由旧中国留下的一批理论功底深厚的民法人才,解放后继续为新中国民商法教育、民商事法制建设服务,为新中国早期的民商法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国民党时期著名民法学家如胡长清等人,解放后就参加了新中国民商法学的初创工作并成为一支重要力量。所以,中国原有的民法理论和法律观念仍在新中国的民商法学创建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里,新中国民法教育的重要成就就是造就了一大批(包括留苏回国的)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法理论与实践的专门人才,他们是初创新中国民商法的先驱,也是推动近二十年新中国民商法发展步入辉煌的奠基人。
  在民商法学研究方面,从1949年到1956年,除了引进翻译苏联民商法学的教材和专著之外,后期一批学者在学习苏联民法理论的基础上也开始思考和着手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法学课程和民法学理论体系。首先是就民法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民法调整对象问题等发表文章进行研究和探讨。为了适应民法教学的需要,出版发行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1957年1月,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民法教研室编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讲义》(中国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编)等教材和著作计数十种,同时由当时的高教部、司法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教学大纲》更曾一度被作为全国政法院校民法教学的指导性文件。
  在民商事立法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早期制订的民事法律规范多包含在一般行政法规之中。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陆续颁布的一些法律、法令,其中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法令的主要内容有:确认和保护土地改革运动所确立的财产所有权关系;全国各地的庙宇、道观的土地一律收归国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合法的借贷、典当等债权债务关系等等。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确立了男女平等、养老育幼的婚姻家庭制度。财产继承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承认。在财产继承中贯彻了男女平等、妻妾平等、嫡庶平等原则,废除了封建的宗祧继承制度。[10]
  这个时期新中国民商事法制建设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从1954年开始的第一次制订民法典的尝试,这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是在当时已有的分散的民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的,到1957年告一段落,共历时三载。完成了包括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篇在内的民法典征求意见初稿,共计443条,[11]其中,总则篇计37条,修改了四稿,于1957年1月完成;所有权篇计36条,修改了七稿,于1957年1月完成;债篇通则计53条,修改了三稿,完成于1957年2月;债的分则包括损害赔偿(5条,修改两次,完成于1957年2月)、无因管理(4条,三次修改,1957年2月完成)、不当得利(3条,改三稿,完成于1957年2月),债的分则分类对信托(14条)、委任(15条)、买卖(21条)、供需(24条)、运送(16条)、承揽运送(12条)、结算(14条)、保险(25条)、承揽(20条)、基本建设包工合同(19条)、借贷(16条)、保管(19条)、租赁(25条)、赠与(4条)、借用(10条)、联营或合伙(12条)、农牧产品预购合同(9条)共17种合同作了规定;最后是继承篇,九易其稿,计30条,完成于1958年3月。由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接踵而来,故使这次民法典的起草成果最终被束之高阁,但它给我们提供了有关中国民法发展历程的宝贵资料。通过对我国第一次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此一民法草案具有如下特点:其一,这次民法草案是在学术氛围较为宽松的情况下起草出来的,所以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法典的起草者们本着精益求精的思想,为求得法典的精确、科学、严密、实用,对法典条文的表述反复斟酌、修正,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和意见也为立法机关所充分尊重,并在有关报告书中给予了客观中肯的评价。其二,此一民法草案采用的编制体例,主要是仿效苏俄模式,但在有的编章中也可略见大陆法主要是德国法的影子,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此时参与民法起草的同志多有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知识的底蕴,并且敢于借鉴吸收其有用的东西。可以说,这一次民法起草工作是兼容并蓄了苏联民法理论与资产阶级民法理论的有益成分,对于批判与继承资产阶级法律文化和前人经验的相互关系处理得较为得当。其三,这次草案的内容较为完备,它的条文绝对数量虽远不及德、法、日的“民法典”,甚至同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民法条款数量比较也未及过半,但它毕竟以五百余条的篇幅对当时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情况进行了相对而言比较全面的规制,特别有意义的是,它对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命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的交通、运输、供需、买卖、保险、承揽、租赁、基建等方面的合同作了细致的规定,这一点在草案相关条文的数量上得到了反映。客观地说,新中国的这一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应该被认为是较为成功的一次民法法典化的尝试,而它最终却因政治气候的原因而夭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商法发展史上的一桩憾事。
  (二)从三大改造完成的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新中国民商法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生存曲变,直至在“十年浩劫”中毁灭
  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到1965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处在探索的阶段。这一阶段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促成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政策上的狂热,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和整个社会秩序的极端不稳定,因而又促使国家不得不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秩序进行调整和整顿。这个时期我国的民商事法制建设也就只能是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适应调整整顿的环境而艰难曲折地发展。
  首先,在民商法学教育方面,虽然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整顿而受到干扰特别是一批优秀的学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调离教坛,但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我国仍培养出了属于自己培育的一批专门人才,他们汇集于老年和青年一代中间,在新中国民商事法制建设中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任,他们是推动近二十年新中国民商法之发展步入辉煌的中坚力量,为民商法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次,在民商事立法方面,如前所述,从1954年开始的新中国民法法典化工作因为1957年开始的那场席卷全国的“反右”浪潮的到来而被迫中止。继1957年“反右”之后,紧接着又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不仅是对整个国家正常经济生活的一次巨大冲击,而且也是对整个社会生活的一次巨大震荡,从而引发了不少问题,党和国家及时发现了这一偏差并积极采取一些措施试图加以纠正,即在1961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3月22日毛泽东同志指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一指示,民法起草工作又提上了议事日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又组织人员进行第二次民法起草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1964年7月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试拟稿),共三编24章262条。[12]这三编是总则、财产的所有、财产的流转。总则主要规定民法的任务、原则、主体、时效、制裁和适用范围;在财产所有编中确立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所有权;财产流转编对预算、税收、信贷、借贷、储蓄、结算、物资分配、商品购销、农副产品收购、买卖、基建工程、运输、租赁、劳动报酬福利等关系作了规定。
  考察第二次民法起草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经济生活条件,我们发现:第一,这次民法起草并不具备很好的条件,主要是不具备民法典存在所应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即商品经济的大环境。如前所述,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商品经济,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法。众所周知,经过“反右”、“大跃进”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建国初期那种多种所有制并存、商品交换关系普遍存在、价值规律发挥重要作用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事实上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已被消灭,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大而公的经济格局,一切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关系实际已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组织间完全是“一平二调”的关系,等价有偿、公平自愿等等都不再被加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制订民法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二,就立法的动机而言,此次民法起草工作的起因并非社会经济生活客观上需要民法,而完全是遵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意志办事。第三,就立法的指导思想而言,此时的整个社会大背景决定了人们思考和办理一切经济事务的基本出发点只能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即主要不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而是特别强调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行政干预。立法指导思想如此,其成果的质量可以想见。分析这次完成的“民法草案”特别是从它与第一次民法起草工作的成果的比较中我们清楚地看出,由于它是集权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映,它的整个内容充斥着体现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诸多行政性的法律规范。例如,该草案将预算关系、税收关系、结算关系等典型的经济行政关系列为受民法调整的所谓财产流转关系,从而抹杀了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界限。可见这个民法草案不能算是一部好的民法草案,这是其一;其二,从立法技术来说,这个草案也不能认为是成功的。它不仅在整体上条文十分简陋,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不强,且混杂着大量的口号式、宣言式条文,譬如,草案第七条写道:“……在国家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不得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各级负责人员,在各项经济工作中,应当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把实现国家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正确的结合起来,不得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类似这类条文,如果真的适用起来,无疑将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民法草案,也由于随之而来的“四清”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确立、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以及所有这些“左”的思潮的登峰造极———“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被废除。
  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各方面事业均受到严重破坏,各项工作出现大的倒退,新中国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事业在这场浩劫中被破坏殆尽,作为以维护商品经济秩序,保护公民、法人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为己任的民商法更是在劫难逃,不但是正在制订中的各项民事法律法规被迫中止,而且连正在执行中的民事政策法规也被全部废弃。许多属于人民群众内部矛盾性质的民事纠纷被错误地当作敌我矛盾、阶级矛盾来看待;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随时都有被“打倒”的危险。以平等、自由、正义、公平为精髓的民商法也因根本失去了她赖以存在的经济、政治、法制、思想基础而无立足之地。所以我们说,十年“文革”不仅是我国民商法停滞不前的十年,而且也是倒退的十年,是被肆意践踏和彻底破坏的十年!
  二、总结二十年之辉煌成就
  新中国民商法的真正发展,是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近二十年的事情,这二十年是中国民商法承前启后重新恢复和蓬勃发展的辉煌二十年,它为今后民商法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走上了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改革开放之路,为中国民商法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物质条件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民商法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策上的保障。这次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一系列的重要方针。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要坚决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方针。从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理论界学术气氛逐渐活跃,开始重新认识和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和民商法的有关理论问题,使中国民商法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其一,学术界在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导下,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从而为民商法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商品经济等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即认识到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愈越的阶段,肯定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式以执政党政策的形式确认和巩固了理论界的研究成果,从而不仅在理论认识而且在经济体制上实现了对行政性的计划经济的第一次突破!民商法学界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开始了对民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民法的调整对象和任务及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凡存在着商品生产、交换的社会,就需要制订与该社会商品关系本质特征相适应的立法———民法”;[13]我国制定民法的主要目的和我国民法的基本任务是反映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以计划为指导的商品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要求,建立一整套调整商品关系的法律制度,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4]
  其二,改革开放带来的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为民商法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在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行政权力取代了价值规律而成为经济运行的指挥棒;国家计划取代了市场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被严格禁止,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才有订立合同的资格;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是大量的行政法规和所谓的“经济法”,这使得民商事主体在国家权力的夹缝中活动极为艰难。因而以平等、自由、正义、公平为精髓的民商法就几乎无用武之地,民商法发展的生机也就因此受到扼杀。改革开放后,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和以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为主导的城市经济改革逐步展开并出现勃勃生机,使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财产归属和财产利用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外合资企业、联营企业等混合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承包经营户和个体工商户的出现使市场主体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同时国家指令性计划大大减少,从而为商品交换的大规模进行创造了条件;随着社会的变革和人们经济地位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平等、自由观念逐渐催醒和增强了人们的权利意识,人们开始注重以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所有这些,都为重构物权、债权、人身权等民商法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民商法研究与立法提供了现实的根据。
  其三,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策保障调动了法律工作者的积极性,为民商法的恢复发展开发了较为充足的人才资源。法律的发展离不开法学家和广大法律工作者艰辛的努力,他们始终是法制建设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一批优秀的民商法学家的积极参与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民商法研究和立法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他们虽然大都曾在过去中国社会的政治动荡中走过了一段极为坎坷的道路,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和鼓舞下,他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当代中国民商法的建设中,他们善于发现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深入研究,勇于创新,以其敏锐的逻辑思维、深邃的法律思想以及悔入不倦的园丁精神深深影响和造就了新一代民商法人才。他们不仅对中国民商法文化的延续与传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几乎每一部民商事法律都凝聚着他们酝酿、起草和反复讨论的艰辛劳动。如果说罗马法学家创造了罗马法的话,中国民商法学家则是当代中国民商法发展的理论驱动者。
  (二)第三次民法起草工作的启动,标志着我国民商法已重新恢复并开始走向辉煌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事日程”。思想的解放,理论的突破,商品经济的发展及法学家们的努力,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商事立法的发展。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经过长时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成立了由有关部门和民商法专家参加的民法起草小组,开始了第三次民法起草工作。小组成员经过十个月的辛勤工作,于1980年8月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包括总则、财产所有权、合同、劳动报酬和奖励、损害责任、财产继承共计六编501条。其后,民法起草小组广泛征求各有关部门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先后拟出了第二个、第三个民法草案稿,到1982年5月最后拟出了第四个民法草案稿。民法草案第四稿包括:民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民事主体、财产所有权、合同、智力成果权、财产继承权、民事责任、其他规定,共八编465条。该草案界定民法调整的是公民之间、经济组织之间、事业单位之间、国家机关之间、社会团体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同时将国家财政、税务、劳动和其他必须以行政方法调整的财产关系排除在民法调整范围之外。从具体内容上看,“四稿”在总则编中除规定了民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外,还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国家三种民事主体、法律行为及代理;在所有权编中确立了国家、集体组织和个人所有权及共有、相邻关系;在合同编中对十六种合同有所规定;智力成果权编主要规定著作权、发现权、发明权;继承编有法定继承、遗嘱继承、无人继承财产的处理、债务清偿、继承的特别规定等内容。这些内容广泛借鉴了欧美、日本、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经验,反映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这几个草案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比前几次民法草案更为科学、进步。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商品经济远未发育成熟,加之法学界对民商法的具体制度和相关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故而使得草案四稿均不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经济改革的现状和发展趋向而最终未能颁布实施。尽管如此,这次民法起草工作仍在中国民商法发展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积极意义和作用在于:第一,它带动了民商法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后来中国民商法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和理论上的准备;第二,几个草案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产物,都可看成是当时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宝贵的学习教材和当时编写教材的重要参考资料;第三,这次民法起草工作的展开,唤醒了人们对民法的关注,客观上推动了民法教育的发展和民法宣传工作的开展;第四,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项民法起草为以后的中国民法法典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这次起草的几个草案对我国以后民商事立法具有很好的参考或指导价值。如在这以后我国制订的《经济合同法》、《继承法》、《民法通则》等都大量采用了草案中的相关内容。
  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中断后,立法机关在总结第三次民法起草工作实践经验和分析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与形势的基础上,决定采取先分别制订民法典的立法方针,即所谓“成熟一个,制订一个”的立法方针(或称立法政策)。根据这一指导方针,到1985年止,我国先后颁布了《经济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等近十个单行法律法规,中国民商法呈蓬勃发展之势,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与实施对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有效规范引导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扩大对外经济贸易联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有力地推动了民商法理论研究与立法的进一步发展。
  “成熟一个,制订一个”的立法政策,学者们曾颇有微词,今天还被一些学者批评这是一个“重经验而轻理性”的立法政策。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立法政策的形成,是有其合理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并曾一度为我国民商法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对民商法过去的检讨诚然是有利于其现在和未来的发展的,但也不可抛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去对它进行过度非议与批判,否则是无益于民商法权威的树立和立法活动的开展的。但这里也确有一个如何实现法律的制订应根据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观念等诸多因素,做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相结合的问题。民商事立法作为一定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记载和反映,无疑是应当首先就已经成熟的经验和制度加以确定,但当在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已经基本确定、理论观念在大的方面已基本统一的时代,尤其是在改革和理论研究正在稳定深入、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为适应时代发展,摒弃纯“经验主义”的立法观、强调立法的超前性则很有必要。总之,不管怎样,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的,“作为使松散的社会结构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粘合物,法律必须巧妙地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同时又不忽视未来的迫切要求”。[15]这也是中国民商法学者和立法者所应努力做到的。
  (三)《民法通则》的颁行,使中国民商法向法典化、体系化的方向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进一步推动了民商法发展的历史进程
  《民法通则》是为适应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制订的。如前所述,在“成熟一个,制订一个”的立法政策指导下,改革开放后的短时间内,我国颁布了一批民商事单行法规,但这些法规只是各自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某一方面,且存在一些规定不相协调的现象,也不适应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所提出的法律统一性的要求,故而亟待制订一部调整全部民事关系,为各种民事活动所共同遵循的概括性、基础性的法律。针对这种情况,1983年中央立法机关会同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开始在前述民法草案四稿的基础上着手《民法通则》的制订工作。他们先拟出“征求意见稿”,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讨论修改,最后形成正式“送审稿”,提交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于1986年4月12日颁布,1987年1月1日实施。
  《民法通则》条文虽少,但它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其效力仅次于宪法的民事基本法,它具有“准民法典”的性质。因而它在中国民商法发展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中国民商法向法典化、体系化方向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首先,从其内容来看,《民法通则》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规定了民法的基本问题,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法的基本框架。其一,它突破了传统民法典不规定民法调整对象的作法,对民法的调整对象作了科学明确的界定。即其第二条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规定不仅结束了法学界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争论,更重要的是它承认了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使以前颁布的民商事单行法有了一个法律部门的归属。其二,它专章规定了民法基本原则。它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原则并将这些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及于整个“民事活动”。这就意味着民事立法、司法及民事行为等都必须遵守这些原则。这也为民法部门确定了贯穿始终的起指导作用的根本性准则。其三,它设专章分别对公民、法人以及它们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从而确立了完整的中国民事主体制度。其四,它专设民事权利一章,确立了我国的民事权利体系,体现了中国对人权的重视和保护。如除规定了物权、债权外,还专节规定了知识产权和人身权。特别是对人身权的专节规定,打破了传统民法典中仅在民事主体制度中附带规定自然人人身权的作法,使人身权真正成为与财产权并存且有同等价值的民事权利,为人权的实现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对知识产权的专节规定更是继《商标法》、《专利法》之后又一次对知识产权的法律确认,并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高到基本法的地位,反映了中国人民重视科学技术,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强决心。这就形成了由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构成的民事权利体系,有利于全面系统地确认和保护人权。其五,它建立了完整的民事责任制度。民事责任制度是民商法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否则民商法体系就缺少强有力的支撑。《民法通则》设专章规定民事责任制度,并将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分开规定。这就开创了现代民事责任制度的立法新体例,有利于为民商事主体提供完备有效的法律保护。其六,《民法通则》对婚姻家庭关系中诸如婚姻自主权和对老人、母亲、儿童的法律保护作了规定。这就将曾一度分离出去而单独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婚姻法重新纳入了民法部门,维护了民商法体系的完整性。
  其次,从其结构形式来看,我国《民法通则》既没有沿袭“法学阶梯”式的民法典体例结构模式,也不同于“潘德克顿”体例结构模式,而是形成了以基本原则为统帅,以民事法律关系为主线,串连主体、行为、权利、民事责任,且以权利为核心的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的结构框架。同时每一部分都相对独立地成为一项完整的民法制度。它在体例上不仅创造了“民法通则”这样的“准法典”形式,而且首创了将公民、法人、人身权、民事责任等独立成章的科学先例,这不仅体现了我国民商法律对人的尊重和关怀,而且也突出反映了民法为“人法”、“人权法”的本质要求。
  最后,从立法技术上看,《民法通则》呈现出内容浓缩,逻辑严密,结构紧凑,语言通俗等显著特色。它虽仅156条,但却包括了传统民法应有的基本规则和制度。并将这些规则和制度科学合理地融入上述结构框架之中,极为紧凑,并形成了如上文所说的富有严密逻辑性的完整体系。在法律语言的运用上,《民法通则》的制订者们尽可能用准确、简洁、明白的语言来表达一些晦涩难懂的法律语言,因而《民法通则》的语言通俗易懂,充分体现了科学化、大众化原则。
  《民法通则》的制订和颁行不仅标志着我国民商法向法典化、体系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同时它也为中国民商法的发展奠定了立法基础。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它为我国民商法理论研究和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明确的方向。改革开放后,我国民法学界和经济法学界展开了一场大的论争,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民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如何划分;民法在我国有无存在的价值;中国到底要不要学习某些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制订一部经济法典;经济法能否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等。而《民法通则》的颁布,以立法的形式对上述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从而基本结束了法学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同时也以事实教育了人们,使一些寻常的百姓也能认识到:民法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提高都是不可缺少的。《民法通则》的颁行及其后来在实践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民法否定论”等观点的错误,同时通过大规模的民法普及活动大大地改变了社会对民法的无知状态。从此也使中国民商法的研究由过去单纯普及宣传和一般介绍转向对民商法从原则到制度的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
  第二,《民法通则》也为我国民商法的司法实践和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它使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有了可供遵循的权威性的原则和规则,也使最高司法机关发布民商事司法解释有了民事基本法的依据。同时它也是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预测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和从事民商事活动的根本准则。
  第三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3620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