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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间的“共议格局”
【副标题】 一种组织社会学解读
【英文标题】 The “Co-discussion Pattern” inside the Police Prosecutor and Court in Criminal Procedure
【英文副标题】 An Interpretation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作者】 徐清【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后,法学博士}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共议格局;公检法关系;法院组织结构;基层法院;司法改革
【英文关键词】 Co-discussion; Relationship among police, prosecutor and cour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of court; Primary court; Judicial reform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3
【页码】 58
【摘要】

当下中国的司法体制中,公检法三机关的“共议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行动,这是三机关在长期的互动中逐步形成的、与正式制度相脱离、旨在得到相互认同与支持的行动策略和规则。同样的规范结构、以“成绩为中心”的刑事司法考评结构、对应化与人缘化的组织空间结构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实践中“共议格局”表现为检察机关纠正法院违法适用时的“不确定性”、逆向运转的刑事诉讼程序和稳定的刑事抗诉率。“共议格局”的本质是法院外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故镶嵌其中的法院改革是一种全方位、多主体的整体规划和设计,这可以从组织互动的角度为司法改革提供新的视角。

【英文摘要】

In contemporary justice system of China, the “co-discussion pattern” inside the police, prosecutor and court has become an institutionalized informal action, which has gradually formed inthe long-term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organs and is separated from the formal system, aiming atobtaining action strategies and rules of mutual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on the field survey in W city, Y province, the appearance and the realistic reflection of the “codiscussion pattern” are analyzed, and the long-term temporal-spatial environment and the structuralfoundation are explored. The main reasons for its formation are the same normative structure, the “performance-centered” criminal justice evaluation structure and the corresponding and thehumanized organizational spatial structure. The “co-discussion pattern” in the practice presents withthe “uncertainty”,the criminal procedure of reverse operation and the stable criminal protest ratewhen the procuratorial organ corrects the illegal application of court. The essence of the “codiscussion pattern” is the structuration of the external organizational fields of court, so the courtreform set in it is a comprehensive, multi-subject overall planning and design, which provides a newperspective for judicial reform from the view of organizational interac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4507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我国刑事诉讼公检法三机关的互动关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实务界和理论界均未对三机关在实践中的关系给予充分关注。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被涵盖在诸如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宪法定位[1]、检察制度的构建[2]、无罪判决[3]、无罪辩护[4]、补充侦查[5]与刑事程序倒流[6]等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与司法改革中的其他热点问题相比,对该问题给予专门性讨论,尤其是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更显单薄。然而,公安与检察机关作为法院外部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动在法院的审判活动,尤其是刑事审判活动中,是需要关涉的组织变量。对某些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已经出现的用西方理论无法解释的特有问题进行分析[7],不仅具有刑事诉讼目的与价值论上的理论意义,也直接关系到司法改革的各项措施能否成功。
  本次调查的田野点W市[8]位于Y省东南部的W壮族苗族自治州西部,为W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下辖7个镇,7个乡(含5个民族乡)。考虑到本研究所及问题主要由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和基层法院的刑事审判庭负责,故田野调查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具体的职能部门。
  一、格局呈现:基于数据的观察
  根据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检法三机关间的关系被定位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据此,规范性意涵是三个组织“地位的独立性和权力的有限性”[9]。然而实践中该条正式的法律规范仅仅是这三个主体行为规则的一种,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应承认其他的一些规则并以此来调节它们的行为[10]。这些行动中的非正式制度并非无迹可寻,“第一步就是要看看摆在面前的事实”[11]并对“法律运作中的量进行测定”[12]。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主要包括抗诉和纠正违法两种方式,而法院对检察机关的制衡则表现为通过无罪判决制约其公诉活动。
  表1全国检察机关抗诉状况(20102014年)(单位:件)

┌───────┬───────────┬──────────┬───────┐
│年度     │各级法院审结一、二审刑│各级检察院刑事抗诉案│刑事案件抗诉率│
│       │事案件总数      │件总数       │       │
├───────┼───────────┼──────────┼───────┤
│2010年    │881381        │5425        │0.62%     │
├───────┼───────────┼──────────┼───────┤
│2011年    │940661        │5346        │0.57%     │
├───────┼───────────┼──────────┼───────┤
│2012年    │1100995        │6196        │0.56%     │
├───────┼───────────┼──────────┼───────┤
│2013年    │1073205        │6354        │0.59%     │
├───────┼───────────┼──────────┼───────┤
│2014年    │1159000        │7146        │0.62%     │
└───────┴───────────┴──────────┴───────┘

  数据来源:20102013年数据来源于《中国法律年鉴》,2014年数据来源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2015年最高人检察院工作报告》。
  表2 Y省W市人民检察院抗诉状况(20102014年)(单位:件)

┌───────┬───────────┬──────────┬───────┐
│年度     │W市人民法院审结刑事案 │W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案 │抗诉率    │
│       │件总数        │件总数       │       │
├───────┼───────────┼──────────┼───────┤
│2010年    │349          │3          │0.85%     │
├───────┼───────────┼──────────┼───────┤
│2011年    │330          │3          │0.9%     │
├───────┼───────────┼──────────┼───────┤
│2012年    │284          │2          │0.7%     │
├───────┼───────────┼──────────┼───────┤
│2013年    │340          │3          │0.9%     │
├───────┼───────────┼──────────┼───────┤
│2014年    │317          │3          │0.9%     │
└───────┴───────────┴──────────┴───────┘

  数据来源:W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表3全国各级法院无罪判决状况(20102014年)(单位:人)

┌───────┬───────────┬──────────┬───────┐
│年度     │各级法院刑事案件判决生│无罪判决人数    │无罪判决率  │
│       │效人数        │          │       │
├───────┼───────────┼──────────┼───────┤
│2010年    │1007419        │999         │0.1%     │
├───────┼───────────┼──────────┼───────┤
│2011年    │1051000        │891         │0.08%     │
├───────┼───────────┼──────────┼───────┤
│2012年    │1174133        │727         │0.06%     │
├───────┼───────────┼──────────┼───────┤
│2013年    │1158000        │825         │0.07%     │
├───────┼───────────┼──────────┼───────┤
│2014年    │1185000        │778         │0.06%     │
└───────┴───────────┴──────────┴───────┘

  数据来源:20102013年数据来源于《中国法律年鉴》,2014年数据来源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2015年最高人检察院工作报告》。
  通过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在抗诉和无罪判决这两种主要的互相制约方式上,全国和W市连续五年的抗诉率和无罪判决率均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特点。在此处需要说明的问题是,之所以未列出W市人民法院的无罪判决数,是由于自2010年以来,该院并没有一件宣告无罪的刑事案件。这种“相对稳定”特点的具体表现是:首先,纵向角度的观察如表一和表二所示,连续五年全国检察机关的抗诉率均保持在0.560.62%之间,而W市检察院的抗诉率则保持在0.7%-0.9%之间;全国各级法院的无罪判决率保持在0.06%-0.1%间,自2012年起,数据基本维持稳定,同时,W市人民法院的无罪判决率始终保持不变。其次,横向角度的考察则是在基层法检主体之间,五年来检察院抗诉案件总数并未随法院收结案件总数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或负相关的波动关系,法院的无罪判决总数也并未随检察院公诉案件总数的变化发生浮动。在此,刑事诉讼过程中来自检察机关和法院“相对稳定”的抗诉率和无罪判决率之间是否有关联?
  “重复再现的组织现象是建筑在稳定持续的组织制度基础之上和相应的组织环境之中的”[13],认识该种稳定持续的组织现象理应对支持其存在的结构基础和制度环境加以剖析。“相对稳定”的并非仅是表层成像的数据,其反映的是实践中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组织关系,本文拟用“共议格局”这一概念抽象和概括公检法三机关间的这种组织结构与非正式行动。在此之所以未直接使用规范中的“配合”而用“共议”一词,是因为“配合”更侧重于对主体的要求,行动和所要达致的结果,而“共议”一词不仅包含了配合的行动及形成的结果,并且“议”字还能表现出主体在这种配合过程中起到的商议、协商作用。“格局”一词的内涵也不仅包括了公检法三个组织间已形成的结构形态,还包括了在这种结构中的组织对其所处时空位置的理解和把握。需要强调的是,“共议格局”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的一种概括,其反映出的不仅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的冲突,也是公检法三个组织的正式结构与其刑事诉讼活动间松散耦合状态的呈现。故一方面,“共议格局”是在公检法三机关长期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与正式制度相脱离,甚至相悖,旨在得到相互认同和相互支持的行动策略和规则[14]。另一方面,该格局的形成也并非仅只是来源于司法机关内部某一个人的单方行为,而是生发于我国刑事司法传统并长期存在于司法实践中的一种组织主体间的集体行动,此格局的运行及其衍变,已经成为三者之间及其组织结构内部上下级之间的一种“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15],对这种知识的运用形成了当下公检法三机关在司法组织场域中“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16]。
  二、“共议”表现:基于经验的分析
  (一)纠正违法适用的“不确定性”
  根据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判活动中发现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有权在庭后提出纠正意见。据此,审判活动监督针对的内容是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监督时间是“事后”,即是在庭后提出,监督方式是提出书面的纠正意见。实践中通过纠正意见实现审判监督体现出“不确定性”的特点,具体表现在启动与否的任意性,适用内容与方式的随意性与制度效果的失灵三个方面。第一,启动与否的任意性。在W市法院刑庭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程序违法均会启动检察院纠违,例如检察院针对法定程序提出的纠违大多是没有在开庭前三日告知开庭时间,而开庭时若出现此种情况,通常会由法检两家口头协商后择日另行开庭。第二,适用内容与方式的随意性。一方面,纠正违法仅针对的是审判活动中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不包括其他,而如表四中所示,实践中其容纳的内容还包括了判决内容有误,频繁适用在诸如量刑适用法律错误、判处罚金错误、缓刑考验期计算错误等内容。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纠违都以书面形式作出,采取口头方式还是书面方式检察院具有单方的决定空间。因此,虽如表四所示,W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中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似乎在逐年减少,但由于受到二者间协商行动的影响,一些本应做出书面纠违的事项被以口头形式得到消解,故不能简单地由数量递减得出通过“纠违”提升了审判活动质量这一结论。在W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调查过程中,但凡谈及检察院作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书》,法官们大多对此持反感态度。尽管主观层面如此,却并非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检察院的纠违没有执行上的强制力[17],在该市,检察院历年作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书》均得到了法院的回应,即书面回复、采纳和更正。第三,制度效果的失灵,这一方面表现在,W市法院刑事审判活动中依旧频频出现相似或相同的程序性问题,并未因受到检察院的纠违而起到预防、改进和从根本上杜绝的制度效果。另一方面,从制度发生和存在的价值和目的上看,作为检察院法定监督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审判活动监督的价值在于通过检法间的相互制约,实现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实际运作中该制度适用的内容并未针对庭审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诸如审判组织的选择和构成、非法证据排除以及其他涉及刑事证据的举证、质证等程序性事项,故该制度实际上并未发挥其应有作用。
  表4 W市人民检察院向W市人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情况统计(20102014年)(单位:件)

┌───┬──────────────┬──────────┬───────┐
│年度 │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总数 │违反法定程序    │判决内容有误 │
├───┼──────────────┼──────────┼───────┤
│2010年│33             │21         │12      │
├───┼──────────────┼──────────┼───────┤
│2011年│11             │3          │8       │
├───┼──────────────┼──────────┼───────┤
│2012年│2              │1          │1       │
├───┼──────────────┼──────────┼───────┤
│2013年│5              │3          │2       │
├───┼──────────────┼──────────┼───────┤
│2014年│4              │2          │2       │
└───┴──────────────┴──────────┴───────┘

  数据来源:W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二)逆向运转的程序方式
  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中,逆向运转的程序方式主要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法院和检察院之间的协商运作,使得案件的处理逆转回前一诉讼阶段的行为,检法间对程序的逆转协商主要体现为审判阶段检察院撤回公诉。根据W市人民法院刑庭的田野观察,这种针对无罪案件的“协商型”处理流程大多是,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若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可能做出无罪判决时,承办法官首先会将案件提交庭室进行讨论,庭室讨论后由庭长直接与检察院公诉科负责人(通常是公诉科长)对接协调,协调的内容是刑事卷证中存在的影响定罪量刑的具体问题,进而建议检察院有针对性地进行补充侦查,一般情况下检察院在补充侦查中并不会主动撤回公诉,故在用尽两次补充侦查,仍然存在无罪判决的可能时,案件将提交该院的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此时法院会通知检察长列席参与讨论、共同商议案件,讨论后若仍无法定罪,法院便会主动建议检察院撤回公诉。在W市法院,但凡经历此种流程后的建议,检察院均予以采纳。尽管从“结果”上看,撤回公诉后通过检察院作出最终的不起诉决定,有利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然而若从“过程”角度分析,对在开庭审理后合议庭已经决定做出无罪判决的案件,再通过长时间的协商流程进行撤诉,这种迟来的正义却非正义。并且,从应然层面的权力架构审视,通过协商型逆向运转的“程序倒流”,法院的无罪判决与检察院可能因此而提出的抗诉均被提前排解,被告人被“商量着”出了罪,正式制度中关于权力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制衡架构也因此被虚置。
  (三)稳定的刑事抗诉
  刑事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表五可以大致总结出W市人民检察院的刑事抗诉情况。首先,市检察院对法院未生效裁判提起抗诉的总数较少且数量保持稳定,存在应当抗诉但并未抗诉的情形[18]。其次,在提抗的原因类型上,64%的案件由于量刑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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