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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杂谈:家教·立法治理·生态安全
【分类】 法理学【期刊年份】 2014年
【期号】 1【页码】 11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2593    
  一、家教的边界
  梦鸽有一句名言:作为母亲,为孩子做什么都不为过。如果是在她儿子被诉之际,亲亲相隐,此情究可谅宥;如果说的是家教之道,这句话就值得好好探究了。
  梦鸽的此次举止不是一场演出,只是想清白儿子,抹去“轮奸犯”的恶名。然而,她居然对儿子的相关越轨——无照驾驶、未成年人饮酒、醉酒开车、酒吧斗殴、涉嫌嫖娼——视若无睹,浑然不觉严重所在。这些在同一晚上发生的行为,其越轨性质世人皆知,除了危害后果的差异,难道梦鸽看不到这些越轨与“轮奸”之间那条清晰可见的红线吗?这不是母爱应当掩饰或能够掩饰得了的。为此提出一个问题,亲子之爱需不需要设定一个边界呢?
  家教是一种文化复制,是发生在特定亲子关系之间的一种传承关系,其目的是长辈对子嗣在人生观和行为方式上面的传习。威尔逊在谈及基因时说过“有机体只是DNA制造更多的DNA的工具”,母鸡不过是一个鸡蛋生产另一个鸡蛋的工具。换到家教中来说,人不过是将自己体内的文化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的一个个中介。在中国这种“前喻文化”中,特别能体现这种文化复制。比如说,特别让孩子早点成为“小大人”,成为长辈的模版,实现父辈未竞之业,便成为家教最主要的目标和功能。
  家教具有专属性。家教是家长个人意志的体现,是个人的一种创建,没有谁能规定家教必须怎样做,即使是社会上大力倡导,家长也会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家教的对象也是专属的,你不可能去管教别人家的孩子。于是,孩子所接受的家教是先赋的、不可选择的。家教的专属性,还表现为家长在家教中的任性,父母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管孩子,是打是骂是惯是爱,都是他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孩子呱呱落地,他母亲是梦鸽,还是特蕾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圣女),都得听天由命。是进北大,还是进少管所,家教为他铺好了一半的路。
  家教有强制性,即使是最温和或是最放任的家教,也会强行要求孩子遵守最基本的人生规则。但是在有些文化中,家教的强制性被放大,“农闲没活打孩子”,对孩子的家暴被宽纵,“狼爸虎妈”被大加褒扬推崇。可以认定,家暴的合理化是中国文化中暴力因子长盛不衰的终级根源所在。
  家教比任何其他教育都更有情感色彩。这情感是任何哺乳动物在抚养后代上的遗传特质,也是人类特有的超越本能的亲情互动。人类可以把爱的情感表现为伟大无私的母爱,也有能力用自诩的爱来扼杀他(她)们的后代。因为血缘,爱,才有可能成为一切不恰当家教的通行证。同样,如果家庭中出现非血缘的亲子关系,家庭虐待的可能性就会成百倍的增长。因此,家教中又暗藏着最自私的情感。我们必须小心地释放这种自私的情感,不要让它成为看不见的刀。
  家国一体,家国难分。家长制的传承,亲子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有可能会放大到社会生活之中,也可能借助于放大了的家暴,使得家长制成为在社会管制民众时滥用暴力的不成文依据。亲子关系中非理性的情感因子,也不可避免地弥散到家室之外,让政策、法律和舆论都浸染上爱恨情仇的斑澜色彩。从那些打着爱的名义的家教,到打着教化旗号的应试活动,中国的孩子们从幼儿园起就承受着来自成人社会的人格围剿和心理绞杀,这一现状至今依然延续。
  在现代文明之中,家教早已不再是自家私事或一已私情,它已经成为全部社会文明中的一部分。公权力可以进入家庭干涉家暴,少年法可以为孩子抵抗来自成人司法的无端侵害。在那个文明中,父母或是社会要对孩子做什么事,不再敢于恣意妄为了。家教与国家管制一样都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是由人权、规则和科学所规制出来的,不会被“孩子是明天”这样的空泛动机所迷惑,只有在这个边界之中,对孩子的爱才可能是无私的、理性的、有节制的、恰到好处的、被他们所需要的。
  (本部分作者为皮艺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二、对“立体治理”的解读与践行问题探索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纲领和实践指南。本文就其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提出的系列理论观点和如何践行的问题,在此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以与同仁们共同探讨。
  (一)对理论的解读
  1.“治理”与“管理”的关系
  从“管理”到“治理”,虽是一字之变,内涵却十分深刻。老子说“政善治,事善能”。意思是说,政务要善于调治,事务要善于做好。相对管理而言,治理是一种优化、良性、多元化,多角度的管理,是种提升。比传统意义上说的“管理”,显然在内涵上更加全面。从内容的范围而言,国家安全是治理的根本,而人民安居乐业是社会治理最基础的问题。而国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运行的法治程度,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和关键指标。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体系的建立为重要基础,既要通过公权力有效管理社会,也要通过立法来约束公权力和人民依法对公权力运行的监督。社会治理不仅官方是主力,还要民间的参与。国家不再唱独角戏,而是实现社会共治,官民共同参与,共同协作。只有这样才能将社会治理落实好。
  2.“立体治理”的内涵
  《决定》明确指出:“创新立体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第一,“立体”的空间概念。从思维方式而言,把传统习惯上的“平面”思维方式改变为“立体”思维方式,这是十分必要的思维方式的转变。而且这个转变还要做到普世化才行。否则“立体化”的创新,就会举步维艰。
  第二,“立体论”与相关诸理论的关系。《决定》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除了“立体化”论外,还强调了“坚持依法治理”、“坚持源头治理”和“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等诸种理论。这些理论之间是何种关系呢?前面已述“立体”是一个空间概念。就以一个正方形而言,这个空间就有上与下,前与后,左与右,外围与中央等七大方位。只要有了立体思维方式,自然就会有“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化解矛盾治理”等各种视角元素的治理融于一体的要求。从而和谐统一的实现全方位治理之效果。所以养成立体思维方式,是实现诸种治理和谐于一体的前提条件。
  (二)践行理论的探索
  1.对“道法自然”内涵的新解
  “道法自然”始终是引导人类认识自然宇宙与自身关系的哲学经典。中华民族文化的首席大师老子的《道德经》,始终是应当必读的床头卷。对老子“道法自然”的诸家各解这里显因篇幅所限无法引见。笔者的新解主要是说自然的“肉”,是千姿百态的展示;而自然的“骨”,是它的运行的规律所在。当然也不应忘记读中国的《易经》和爱因思坦的《相对论》。就是说,形态与规律亦会有相对性的变异或改变。但从自然存在的长河而言,规律总是相对永恒性的。人类社会发展之“道”,人类各种行为的行走之“道”,如果说法自然,从底线上而言,就是法自然的规律所在。当然人类发展规律与行为规律和自然规律并非同一,因此绝非回归自然。但自然规律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行为之道的参照体系。这是无可置疑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抛弃了或者忽视了这一参照体系:人类就会迷失自己前进的方向,就会陷入失去平衡的不稳定的发展,就会陷入非科学的妄想的泥潭,就会罪恶膨胀,甚至走向灭顶之灾的死穴。
  但是,人类不愧为宇宙中最具有灵智的生物。从总体而言,人类从来没有迷失过“道法自然”的方向。对于生为地球之人类而言,在“道法自然”的长河中,已渐渐认识到在形体意义上,就是“道法地球”。地球是椭圆形体的。人类的社会结构体,亦应效法地球的椭圆体,而不应是等级壁垒森严的“金字塔”结构体。所以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仅管经历了多少凶涛恶浪的艰难险阻,但始终没有停息过在生存和发展的权益上追求平等自由的理想。
  当然,在人类中那部分具有先见的科学认知能力的人们,也敏锐地观察到:虽然地球整体在结构体上整个是平衡的,这是本质性的,但其表现的形态亦具有多样性,有高山与平原、大河与小溪,陆地与海洋等等。也即是说绝非平均主义的。这种参照体系,对于人类社会中一定程度上的自然生理差别、社会环境差别、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别存在的理解,亦不难释怀了。为了缩小差别,不仅在从竞争与互助的发展长河中来实现相对的平衡,而且还发明了用来调节平等与不平等、自由与不自由的法律杠杆。倡导人类行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简称“法前平等”;和在以不侵犯他人权益为前提的“法内自由”。显然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智慧。因为它是既具有人类“道法自然”的科学性,又具有人类精神文明的创造性相结合的产物。
  2.对“立体治理”践行之浅见
  第一,治理理念的立体化问题。这里,我们姑且以中国长江作为“道法自然”的形象标本。而从国际视野范围,当然也可以多瑙河、伏尔加河、密西西必河、泥罗河等为标本。不管那条河,从环节上讲也都大体上分为源头、流程和终端(入海口)三个环节。治理河道,三个环节都是不可缺一的。治理违法犯罪自然也当如此。要从源头治、从流程治、从终端治。仅就终端治而言,在理念上古人有“平时用轻典、乱时用重点”;我国现实有“从重从快”等治理策略。适应情势而提出对应性策略亦自然是理所当然。根据《决定》的“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的提法,是否可以把我国长期执行的“打防并举”的理念调整为“防打并举”的理念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这样更有利于提升或者说深化全社会人们防治违法犯罪的防范意识,及其防范的行为实践。
  第二,依法治理的立体化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全社会对宪法和法律的执行和适用,自然更加关切。这里的立体化内涵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把宪法的母法规定与部门法的子法规定的衔接融通在执法和用法中体现出来;二是要深刻认识每一个部门法法体的整体性,对于其正面法定与负面规定都应当等同重视。各部门法的执法或用法主体,不应忽视以负面的警示性问责性规定为依据,加强法治防范制度、机制的建设,改变过去择食性执法用法的弊端,从而做到减少各领域社会违法犯罪形成的可能或产生的数量与质量。
  第三,治理手段匹配治理环节的立体化问题。我国历史上的政治理论家荀悦在《汉记·申鉴》一书中,提出了事未发为防,事已发为救,事终结为戒的“防·救·戒”三字经。笔者以源头上防,流程中救,终端上相互匹配,或者说,未罪防、越轨救、已罪惩,做到手段与事态相互匹配,而提出犯罪源流匹配定律。不同治理手段要与不同环节相对应相匹配,才能产生出良好的治理效果来。凡事的运行和营作都有其源头和流程,早发现、早化解其中的矛盾,挽救其可以挽救的人或事向不良的方向的发展变化,减少其可能减少的人身损害或物质损失,在我们今天转型社会的现实中,显得更加需要和迫切。光大“枫桥经验”,更是时代之使然矣!
  第四,防范空间立体化的对应学科——《未罪学》的创设问题。学科设置的立体化是不应当有缺或的议题。而且学科设置应当与治理环节相对应,才具有科学定位性。我们都知道,对于打击惩罚犯罪的空间环节,有专门的《刑法学》学科,对于改造治理犯罪,有专门的《监狱学》学科的研究相对应;而在预防违法犯罪的空间环节上呢?就有问号要打了。尽管在世界范围或在我国,都可见到不少的关于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对策研究的各式各样的著作或文章面世,其中对预防犯罪的研究也多少都有所涉及,但从国际上100多年来,从我国30多年来却都未曾见到过真正称得上有科学体系的、理论与实际运用结合密切的、能为学界和社会大众认同的、专门致力于预防违法犯罪研究的学科的问世。姑且就算有吧!相对于显赫的《刑法学》、沉稳的《监狱学》而言,亦不能不说是一个“短板”了。
  常言说:“危艰生志士,怒怨产诗人”。学界同仁对于“短板”现状的忧心,真是大有人在矣!我国古人有“读万书,行万里”的遗教。“书”是解决“知”的问题,“行”是解决“用”的问题,相提并论了,就解决了“知行合一”的问题了。我们的前辈先驱,中国的陶行知先生在南京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践、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实践,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践、黄炎培先生求真务实的爱国作为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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