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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不起诉裁量权研究
【英文标题】 Study on Nol Pro Discretionary Right【作者】 宋英辉吴宏耀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不起诉;裁量权;救济程序;制约
【英文关键词】 Non pros;discretion;relief procedure;check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0)05—116—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5
【页码】 116
【摘要】

不起诉裁量权是与起诉便宜主义密切相连的、法律特别授予或认可的检察官对于起诉与否的选择权。因而,各国在公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直接影响着立法对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态度。我国立法有关酌定不起诉的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有限的不起诉裁量权,同时也意味着对起诉便宜主义积极价值的肯认。两大法系在此问题上存在不同作法,自有其不同原因,我国应采取有效措施,补正现行制度的缺陷,推动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英文摘要】

Discretion is an option power authorized by the law and exercised by the prosecutor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prosecute the suspect or not,relating closely to opportunismprinciple.Therefore,the basic position of every country on public prosecution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attitude of the legislation toward Non pros Discretion.Our country’S legislation has granted the prosecutor limited Non pros Discretion,meaning the acceptance of the merit of opportunismprinciple.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different practice of the two main legal systems on this problem and the reason and tentatively resolves the problems we are facing.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398    
  不起诉裁量权是指在案件具备法定起诉条件时,检察官依法享有的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选择起诉或不起诉的权力。不起诉裁量权既可以表现为提起公诉,也可以表现为不起诉。在此意义上,不起诉裁量权也包含有起诉裁量的含义。但是,考虑到不起诉裁量权的前提条件是案件已经具备提起公诉的法定条件,提起公诉已是应有之意,而不起诉则是作为对具备起诉法定条件的案件的一种例外处理,所以,为了突出其包含的不起诉内容,故称之为不起诉裁量权。
  不起诉裁量权是裁量权的一种。根据布莱克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裁量(Discretion)是指,公共职能领域,在法律授予的某种情境中,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理智而不是在他人的控制之下作出官方行为的权力(或权利)。[3]其内容包括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在我国,对于事实方面的载量一般称之为事实认定。裁量权作为一般法学概念,通常是指行为主体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就行为的条件、方式和程序等作出合理选择的权力。[4]在本文中,不起诉裁量权不包括事实方面的判断,而仅指检察官在法律上对案件起诉与否的选择权,其基本内容是在提起公诉与不起诉之间进行选择。
  不起诉裁量权的前提是案件已经具备提起公诉的法定起诉条件。对于不具备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国家尚不具有可以具体化的公诉权或者具体公诉权已经依法消灭,因此,只能作出不起诉(或不追诉)处理。此时,根本不存在起诉与否的选择当然也就谈不上不起诉裁量权了。所以说,尽管不起诉裁量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对案件作出不起诉处理,但是,并非所有的不起诉都是检察官享有不起诉裁量权的体现。
  不起诉裁量权并非公诉权的必然内容,而是起诉便宜主义原则的主要内容和具体体现,是法律特别授予或认可的检察官对起诉与否的选择权。各国在公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分为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两种。在奉行起诉法定主义的国家,尽管检察官的公诉权表现为决定起诉和不起诉两个方面,但是,在具体案件中,由于对于不具备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只能作出不起诉处理,对于已经具备基本起诉条件的案件则必须依法提起公诉,所以,公诉权在具体案件中只能表现为起诉或不起诉中的一种形式,检察官对于案件的处理不享有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理智选择起诉或不起诉的权力。在此意义上,起诉法定主义又包含有“不起诉法定主义”的要求。与此相对,在奉行起诉便宜主义的国家,尽管对于不具备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检察官同样不享有起诉与否的选择权,但是,对于已经具备起诉法定条件的案件,则有权根据自己对该案件的理解和判断选择起诉或不起诉。可见,不起诉裁量权并非公诉权的必然内容,而是与起诉便宜主义密切相连的一种权力,只有在实行起诉便宜主义的国家,检察官才享有该项权力。也正因为如此,各国对待起诉便宜主义的态度直接决定着检察官享有不起诉裁量权的范围。一般而言,英美法系国家将起诉便宜主义作为其起诉的基本立场,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通常没有案件范围的限制且享有较大的自由。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奉行起诉法定主义,长期对检察官享有不起诉裁量权持否定态度,20世纪以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起诉便宜主义的合理性,但是,由于诉便宜主义只是起诉法定主义的必要补充,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不仅受到一定案件范围的限制,而且受到较强的程序制约。
  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检察机关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案件作出酌定不起诉的权力,其实质是赋予了检察机关在法定范围内的不起诉裁量权。由于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直接影响着案件的诉讼流向和实体处理,因而,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应予如何定位,其范围大小,以及如何促使、保证不起诉裁量权的合理、有效行使,从而实现该项权力的立法价值,是我们必须面对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以下试图通过对两大法系在此问题上的不同作法及其原因的探寻,对我国面临问题作以尝试性的解答,以期能够引起更深入的探讨。
  一、英美法系:不受限制的不起诉裁量权
  英美法系国家在起诉问题上奉行起诉便宜主义,检察官对案件享有广泛的不起诉裁量权,并殊少受到限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理论上讲,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没有案件范围的限制,检察官不受案件性质、犯罪情节轻重、犯罪嫌疑人个人情况等因素的限制,对符合法定起诉要件的案件均享有不起诉裁量权。也就是说,只要检察官相信采取审前改造或其他方案是最合适的处理方法,他就可以对任何构成犯罪的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因而,事实上,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提起诉讼的权力与其不起诉裁量权在范围上基本上是同一的、重合的。
  其次,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包括两项具体的内容,即起诉与否的裁量权;在决定起诉时,选择较轻的罪名或以降格罪名起诉的裁量权。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官,不仅在起诉问题上享有对一个案件是否起诉的决定权,而且,在决定起诉的案件中,他还享有以何种(或哪些)罪名提出指控的选择权——在可能构成数罪的案件中,检察官可以选择只对其中部分罪名提起指控;在构成一罪的案件中,检察官可以以降格罪名进行指控。英国1994年《检察官守则》第7.1条规定:“刑事案情起诉人应该选择下列指控:A.反映罪行的严重程度的;B.给予法庭足够的判决权力的;而且,C.使得案件能以清楚、简明的方式提出的。这意味着刑事案件起诉人在有选择的情形中可能不总是继续推进最严重的指控。此外,刑事案件起诉人不应该继续推进超过必要数目的指控。”该条为选择指控罪名规定了一定的标准,但只是指明了方向,对于具体案件中以哪些罪名提出指控,公诉人享有很大的裁量权。在美国,检察官决定指控罪名的权力更大,甚至可以说具有“独断性”。美国检察官除拥有决定是否起诉的权利外,如果决定起诉,他还享有在何时、以何种罪名起诉;是否进行“辩诉交易”,以及如果进行的话,提出何种条件等广泛的权利{1}。也正因为美国检察官享有决定是否起诉和选择罪名的权力,他才享有了与被告人交易的资本。[5]可见,在英美法系国家,尽管检察官的指控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但是,在此前提下,检察官对具体指控罪名的确定享有较大的裁量权,即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还鲜明地表现在指控罪名的选择与放弃上。
  第三,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英美法系国家尽管在检察官提起诉讼方面设置了严密的制约程序,但是对于检察官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基本上不存在制约措施。在英国,检察官享有改变指控或停止诉讼的最终决定权。[6]对此,“法律没有赋予警察要求复议的权力,也没有规定检察官有对不起诉决定进行复议的义务”{2}(P.335)。在美国,“由于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负担过重,所以‘选择性起诉’的原则已被大多数美国人所接受。既然社会中的犯罪行为已经大大超过了刑事司法系统的‘负荷’,那么把某些犯罪行为截留在刑事司法系统之外就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哪些犯罪种类、哪些犯罪人以及哪些犯罪行为应当截留,则完全属于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大陪审团和预审法官对此是无权过问的。”{3}
  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官享有广泛的、几乎不受限制和约束的不起诉裁量权,是与其法律传统、当事人主义诉讼理念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的。
  1.传统因素
  在英国,传统上实行私诉(Private Prosecution)。作为一般原则,任何人都可以提起诉讼,但是在1986年以前,事实上,大多数案件是由警察负责提起诉讼的。尽管通过提起诉讼来贯彻实施法律是执法警察的基本职责,但如果警察拒不提起诉讼,公民能否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强制其提起诉讼呢?对此,英国法院在布兰克本提起的两起女王诉都市警察监督官的案件中,确立了如下规则:(1)警察对所谓犯罪有起诉与否的决定权。(2)作为一般的规则,法院不应干预警察的决定。(3)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当决定不合适时,法院有干预之权{4}(P.81)。英格兰和威尔士检察系统建立之前,检察长在传统上也享有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1983年《刑事起诉准则》中引用的1951年总检察长肖克罗斯勋爵在下议院辩论中的一段话即表明了这一立场:“有犯罪嫌疑就必须起诉,这从来就不是我们国家的方针,我希望今后也不会是。在指导检察长工作的最初规则中就已规定,‘只有当犯罪时的情形具有这样一个特点——该案件的起诉符合公共利益的,他才应该起诉’。公共利益仍然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首要问题。”{5}1994年《检察官守则》第6.1条亦将肖克罗斯勋爵上述的话作为现在检察官决定起诉与否的基本指针,沿袭了起诉机关享有自由决定是否提起指控的传统。香港现行法律制度源于英国,其对不起诉裁量权的态度也说明了这一点。根据香港的判例,“律政司在决定是否公诉时有酌情决定权。如果不是明显不当和极不公正,对律政司的这一决定就不能提出司法复查”{6}(P.94)。美国检察官虽然受到法国公诉人、荷兰司法行政官和英国总检察长等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却沿袭了起诉机关享有广泛的不起诉裁量权这一英国传统。早在1883年“人民诉瓦巴什、圣路易和太平洋铁路”一案中,伊利诺斯州上诉法院就已经肯定了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法律赋予了检察官巨大的自由裁理权来追诉犯罪。他可以依据职权通过告发提起公诉,也可以在他认为符合正义的情况下终止诉讼”。之后,一系列著名的判例,如韦尔森诉马歇尔案(1930)、加州诉亚当斯案件(1965)、人民诉伯林案件(1974)等进一步确认了检察官在决定起诉与否问题上的“不得复议的独有权力”{3}。
  2.当事人主义诉讼理念
  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对公、私法没有严格的区分,民事违法与刑事违法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因而,刑事诉讼象民事诉讼一样长期被视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法律装置,奉行当事人主义。
  当事人主义作为一种与职权主义相对的诉讼理念,十分强调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作用。“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是决定诉讼形态的重要原则之一。其核心问题在于把诉讼的主动权交给当事者还是交给法院。采取前者的是当事人主义,采取后者的是职权主义。”{7}(P.101)当事人主义将诉讼活动的主动权交给了双方当事人,承认当事人对诉讼活动的处分权,并将当事人享有处分权视为当事人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8}(P.707){7}。所谓处分权是指当事人在诉讼程序的启动、终结、审理对象的选择等方面所拥有的主导权利。
  由于实行当事人主义,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象民事诉讼一样承认控辩双方对诉讼活动的处分权。对抗制(Adversary System),从其实质意义上看,意味着“控辩双方拥有对案件中的实质问题或诉讼标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行处分的权利。在美国,检察官在起诉方面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他如果认为某一案件胜诉的可能性很小,就有权直接将案件撤销,而不再向法院起诉。……另一方面,被告人也可以通过选择有罪答辩,放弃获得法庭审判和获得无罪判决的机会。被告人的这种选择只要符合法定的条件,法官一般会予以尊重。由此可见,美国的对抗制诉讼制度有两个主要特征:(1)控辩双方是程序的支配者和控制者,他们有权左右诉讼的进程,选择适当的程序运作方式,甚至有权处分诉讼中的实体问题;(2)法官处于消极、中立和超然的地位,他对控辩双方的处分权和选择权予以最大限度的尊重。”{9}
  总之,英美法系国家基于当事人主义理念,检察官对案件的不起诉裁量权实质上属于处分权范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一直享有广泛的、不受限制的不起诉裁量权。
  3.政治因素
  在美国,检察官享有广泛的不起诉裁量权还与其崇尚地方自治、实行高度地方分权有密切的关系{10}(P.603)。美国是一个政治上高度分权的国家,地方自治的观念十分强烈。“在大多数州里,有一种‘本地法规’的强大传统,即由更低级当局行使权威。在刑事司法上,这种作法的影响特别重要”。就起诉而言,“除了那些被控犯有联邦级罪行的人由被称为美国检察官的人或其助手们起诉外,在美国,对犯罪的起诉属于各州的事务,但各州不是在州一级上行使检察任务,一般是把这种责任和权威赋予被称为地区检察官、县检察官等等的地方官员”{1}。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美国地区检察官绝大多数是由选举产生的,检察官的权利渊源并非上级的授予,而是直接来自于选民。“由于大多数检察官是经由政治程序选举或选任的,无论如何,他们应当受制于公众舆论”{11}(p.321)。检察官应当对选民负责,而且,如果他想连任的话,就不得不重视地区的公众舆论。所以,检察官只要认为对案件作不起诉处理能更好地为选民服务,他的决定实际上就是不可推翻的。
  在美国,法院一般不愿干预检察官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对此,美国学者劳勒斯(Joseph F.lawless)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权力分立原则;有限的、可资利用的司法资源;严格执行所有法律的不可能性;各种各样的、对宽仁处理的特殊需要{12}(P.14)。
  二、大陆法系:受到严格限制的不起诉裁量权
  大陆法系国家曾一度实行严格的起诉法定主义,[7]否认检察官对起诉与否的裁量权。20世纪以来,随着对起诉便宜主义合理价值的承认,大陆法系国家[8]也开始赋予检察官一定的不起诉裁量权。如起诉犹豫制度“追诉适当”制度,[9]微罪不起诉制度等。
  如果说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享有不起诉裁量权是自然而然地“自发”形成的话,大陆法系国家赋予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则是在权衡利弊基础上理性选择的产物。大陆法系国家引入适度的起诉便宜主义,赋予检察官一定程度的不起诉裁量权,与以下三种法哲学思潮密切相关。
  1.目的刑、教育刑理论的兴起。“刑罚并非国家之本能反应,而系国家有目的性之作为,国家行使刑事追诉权,应作目的性之考量”{13}(P.350)。因而,随着目的刑、教育刑理论的兴起,传统的报应刑理论所要求的有罪必罚、有罪必诉开始松动,刑事司法也开始从一味地强调一般预防转向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并重。日本检察理论认为,尽管对检察官决定是否作出起诉犹豫难以规定出统一的标准,“但应重点考虑到对犯人不科刑是否能明显地有利于犯人复归社会。另外,也要把重点放在即使不科刑,是否能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即从执行刑事政策的精神去决定问题”{14}(P.117)。对犯罪人复归社会的强调,以及对监所教化功能的清醒认识,尤其是对短期刑弊害的警醒,必然要求从特殊预防的角度出发,赋予检察官一定的不起诉裁量权,以根据具体案件中被告人的具体情形,有针对性地对被告人实行不起诉,以实现刑罚个别化、促进犯罪人的悔过自新。法宝
  2.严格规则主义与自由裁量权相结合的立法趋势。19世纪,大陆法系国家制定的法典大多数都以严格规则主义为其指导思想,欲图排除司法过程中司法官的人为因素。不过,这一目的从未真正实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立法者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了“法定追诉”原则。但是,这样僵硬的制度有许多不足之处。尽管拿破仑《重罪审理法典》对这一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19世纪的法国法院判例与理论界却都承认,检察机关并不受强制一定要对任何并无疑问的犯罪的行为人提起追诉。其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共和国检察官常常可以援用对事实与法律条文的过分宽恕的解释。有了这些解释,共和国检察官对特定案件提起追诉是否可予受理以及提起追诉的依据往往会产生怀疑,而拒绝提起诉讼{15}(P.499)。19世纪后叶,大陆法系国家开始吸收自由裁量主义,从严格的规则主义转向严格规则主义与自由裁量权并重的立法模式{16}(P.230)。随着严格规则主义的和缓与自由裁量主义的引入,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追诉裁量权实属必然。日本学者即认为,日本实行起诉犹豫制度与其国民相对于严格规则主义更倾向于灵活、方便的法律运用有关,即“一般而言,西欧的法治主义具有设立详细的法律规定并加以严格适用的倾向。而东方国家则崇尚法律规定的简洁,而且似乎存在着对法律适用灵活性的偏好。在这个意义上,日本采取裁量起诉主义,而且以刑诉法第248条的简单规定就概括了这种潮流方式的全部,可以考虑为正是继承东方传统,与西欧的法定主义保持距离的做法。”{17}(P.158)
  3.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刑事诉讼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不得不考虑其经济成本。日本1880年《治罪法》并没有规定起诉便宜主义,但是,由于刑事裁判的运营和监狱的维持所需费用构成了政府的一个沉重负担,1885年的司法大臣训示中明确提出了对轻微犯罪采取不立案或警告释放的方针,并鼓励减少公诉的提起和裁判{17}(P.154)。如果说,这还只是迫于现实的压力而不得已为之的话,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随着“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说来就是效益”{18}(P.1)这一命题日渐被人们接受并受到重视,经济效益因素也越来越成为人们设计法律制度时必然要考虑的标准之一。恰如贝勒斯教授所说,“没有正当的理由,人们不能使程序在动作过程中的经济耗费增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任何一位关心公共福利的人都有理由选择其经济耗费较低的程序”{19}。由于在某些案件中,选择不起诉的处理方式能够取得比继续追诉、定罪科刑相同甚至更好的社会效果,赋予检察官一定的不起诉裁量权,以降低诉讼的成本已经成为各国普遍的做法。法国学者认为,法国设置“适当追诉”制度,赋予检察官是否追诉的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共和国检察官可以很容易地将为数不少的案件‘归档不究’,以利于司法迅速进展”{15}(P.500)。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逐渐接受起诉便宜原则并不断扩大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10]总之,在犯罪数量激增的现实条件下,各国对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已经由消极认可转向鼓励运用了。
  尽管大陆法系国家已经从立法上接受了起诉便宜主义,但是,在大多数国家,起诉法定主义依旧是其起诉制度的基本立场,起诉便宜主义只是作为缓和起诉法定的僵硬而存在的必要补充。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官相比,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范围较为有限,并受到严格的限制。
  首先,一般而言,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享有不起诉裁量权的案件范围仅限于轻微犯罪,与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对所有案件无一例外地享有不起诉裁量权有着显著的区别。德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在大陆法系国家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2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在有足够的事实根据时,检察院负有对所有可予以追究的犯罪行为作出行动的义务”。可以看出,起诉法定主义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基本原则,起诉便宜主义只是为了调和起诉法定主义的僵硬,作为一种例外而存在的。换句话说,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所享有的裁量权是法律作为一种特殊权力赋予检察官的,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可以说,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才能自由决定是否起诉,检察官才被赋予考虑是否适于起诉的斟酌决定的余地”{20}。因而,尽管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享有不起诉裁量权的案件范围不尽相同,在只能对部分案件或者是极少数案件享有不起诉裁量权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而且,大陆法系检察官享有裁量权的案件一般限于轻微案件。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如日本的起诉犹豫、法国的“适当追诉”制度并没有案件范围的限制。
  其次,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在行使中,尤其在选择不起诉时,普遍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不像英美国家那样由检察官个人自由地行使裁量权。在这里,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实行检察一体原则,每一个检察官在行使职权时既具有独立的一面,又要受到来自检察官群体的约束和检察长的监督。日本检察理论认为,检察官在行使不起诉裁量权时,并非漫无限制,“长期的检察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已经自然形成了某种习惯或标准。这是基于长期的检察官一体化的原则,为调整个人差异和地区差异而逐渐形成的”{14}(P.117)。在德国,各州司法部一方面通过发布起诉标准规范、引导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另一方面,通过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的领导关系,通过不起诉实际适用情况的数据统计,监督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具体行使。法国学者也将检察一体原则所形成的级别上的服从关系视为避免“可能滥用追诉适当规则”的保证之一。然而,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美国检察官大多数属于一个个自治地方选举产生的独立官员,而非“等级制度中对上司唯唯诺诺的职业工作人员”,“上级对他们行使这种斟酌决定权的控制是很小的”{14}。
  除此之外,德国检察官在运用不起诉裁量权决定不起诉时,一般还必须经过法官的同意。德国不起诉裁量权的存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由检察官自己独立决定是否不起诉,但只限于纯粹财产犯罪的情形。另一种是由检察官和法官共同决定不起诉。依照德国刑诉法的理念,运用不起诉裁量权对犯罪行为作出不起诉,原则上必须得到法官的同意{21}(P.147)。法国则对检察官裁量权的适用予以了时间上的限制。法国检察官依照“追诉适当”规则决定是否追诉的权力并非贯穿整个刑事诉讼,而是仅限于检察官决定是否发动公诉这一时刻。公诉一经发动,对案件的处理,就必须严格地依照法律作出处理。检察官不得再以“追诉适当”为理由,提出旨在“不予起诉”或宣告无罪的意见书;预审法庭或审判法庭一经系属案件,也不得再以“追诉适当”为理由而排除受追诉人的责任{15}(P.501)。
  再次,大陆法系国家对检察官运用不起诉裁量权作出不起诉的案件一般都设置有制约程序。如前所述,英美法系国家十分重视对检察官提起公诉决定的审查,并设置了一系列的制约程序(如大陪审团制度、预审制度),但是,对于检察官不起诉的案件则往往缺乏必要的制约手段。在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不仅对检察官提起公诉设置有相应的制约程序,对于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一般也都配置了防范裁量权滥用的事后救济性程序。在法国,对检察官不进行追诉的自由予以限制的制约机制有三种:来自上级检察官的监督;受害人可以通过一定途径启动公诉;上诉法院起诉审查庭可以命令对未起诉的人或犯罪行为提起追诉{15}(P.515)。在日本,对于检察官不起诉的案件,存在准起诉制度、检察审查会制度及向上级检察厅申诉制度等制约机制。
  三、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
  我国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在起诉问题上持起诉法定主义的基本立场。但是,基于刑事政策的需要,早在195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就赋予了我国检察机关在起诉问题上一定的裁量权,即免予起诉权。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认了检察机关这一权力。但是,应当承认,检察机关免予起诉的权力并不属于我们这里讨论的不起诉裁量权,尽管其也包含有一定的裁量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免予起诉权是在起诉与免予起诉之间进行的选择。其中,尽管免予起诉在程序上同不起诉—样,具有终止程序,不将犯罪嫌疑人提交审判的效力,而其实质却是一种不经审判径行定罪的处理方法{22}(P.263)。
  1996年修正后的诉讼法废止了免予起诉制度,同时,基于对免予起诉制度积极意义的认识,顺应大陆法系国家部分认同起诉便宜主义的趋势,把免予起诉的内容纳入了不起诉的范围,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于一定案件的不起诉裁量权{23}(P.5)。
  1.我国不起诉裁量权的范围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只有第142条的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第140条尽管在条文上采用了“可以不起诉”表述,但检察机关却并不享有起诉与否的裁量权。这是因为,首先,对于此种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既然不符合起诉条件,当然不得提起公诉。否则,不仅直接违背了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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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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