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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刑罚目的研究
【副标题】 对我国刑罚目的理论的反思【英文标题】 Study on the End of Punishment
【英文副标题】 Pondering over the Theory of the End of Punishment in China
【作者】 田宏杰【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刑罚目的;报应刑;目的刑;折衷;反思
【英文关键词】 End of Punishment;Retributive Punishment;End Punishment;Eclectic;Pondering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0)06—070—0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6
【页码】 70
【摘要】

刑罚目的取向直接指导着刑罚的创制与适用。围绕刑罚目的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由此又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学派。我国刑罚目的及其发展方向应建立在偏重特殊预防的基础上,兼顾报应的要求,应是报应与特殊预防的统一。

【英文摘要】

The end of punishment tends to guide the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punishment directly Controversies over the end of punishment.and the schools arising from them are numerous and complicated The end of punish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stressing special prevention,giving consideration to the requirement of retribution to unify retribution and special preven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424    
  刑罚目的是刑法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对于刑罚的创制与适用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但长期以来,有关刑罚目的的取向,一直是中外刑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为了科学地揭示刑罚的目的,本文拟对刑法理论上关于刑罚目的的各种观点和学说进行辨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笔者的见解,以求教于刑法学界。
  一、刑罚目的之界定
  (一)刑罚目的之概念
  刑罚作为实现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基本方式,本身是无目的可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刑罚的发动者在适用刑罚时,没有其所追求的目标。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1}(P.243)同样,刑罚的发动者发动刑罚也有其希望取得的社会效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刑罚目的。由此决定,刑罚目的应当属于主观的范畴,它是调节和控制主体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支配、创制一定的手段以便将其客观化的一种主观动因{2}(P.354)。
  但是,由于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目的本身必然要受客观的制约。刑罚目的也不例外,它作为刑罚发动者发动刑罚的主观愿望,也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那么,刑罚目的反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客观现实,或者说,究竟什么是刑罚目的呢?对此,我国刑法学者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刑罚目的是刑罚适用的目的,即“指国家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的目的,即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所期望达到的结果。”{3}(P.264)此又称为狭义的刑罚目的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刑罚目的是指制定和适用刑罚的目的,即指国家制定刑罚和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所要达到的目的{2}(P.351),此又称为中义的刑罚目的说。
  第三种观点认为,刑罚目的不应仅仅局限于刑罚适用阶段,而应包括刑事法律活动的所有阶段,因而刑罚目的“实际上是指国家运用刑罚的目的,即国家通过制定、适用、执行刑罚所期望达到的目的” {4}(P.186){5}(P.104),此即广义的刑罚目的说上述三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从动态的角度去考察并揭示刑罚目的的内涵;所不同的是,它们对刑罚目的外延的界定都存在着差异。显然,第三种观点界定的外延最为宽泛,它将刑罚目的界定为国家在整个刑罚的确定和运用过程中所追求的目标,具体表现为立法机关制定刑罚、司法机关适用刑罚、行刑机关执行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众所周知,刑事法律活动包括刑事立法、刑事审判和刑罚执行等不同的环节,各个环节尽管彼此独立,但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没有刑事立法,刑罚的适用也就没有了法律根据;而离开了刑罚的适用,刑罚的执行也不复存在。所以,将刑罚目的限定为量刑阶段,抑或是刑罚的制定和适用阶段,无异于将一个有机联系的刑罚活动整体加以割裂,这样界定的刑罚目的,“视野不免狭窄,且不符合实际”{6}(P.59),所以,从广义的层面上理解刑罚目的,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刑法学者的共识。
  (二)刑罚目的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在界定了刑罚目的之后,还需要将刑罚目的与一些密切相关的概念加以区分,只有这样,才能澄清误解,科学地确立刑罚的目的。具体而言,这些相关的概念主要有:刑罚属性、刑罚功能、刑罚价值等。
  1.关于刑罚目的与刑罚属性
  所谓属性,是指“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特点。”刑罚属性也不例外,它是刑罚所固有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使刑罚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性质。刑罚既有其自产生时就存在并且永恒不变的属性,也有随着时代变化而新增加的属性。前者是指刑罚的惩罚性,后者是指刑罚的教育性{7}(P.606)。刑罚的惩罚性又称为刑罚的痛苦性,是指刑罚会给犯罪人带来身体与精神上的痛苦。惩罚性是任何时代、任何一种刑罚方法都必须具有的,离开了惩罚性及痛苦性,刑罚也就不成其为刑罚。刑罚的教育性则是指刑罚在执行过程中,对犯罪人的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等等。严格说来,教育性并不是一切刑罚都具有的,它主要是近、现代自由刑所具有的一种属性。自由刑以外的刑罚,如生命刑、财产刑、资格刑就仅有惩罚的属性而不具有教育的属性。并且,即使就自由刑而言,古代的自由刑也仅有惩罚的属性不具有近、现代自由刑所具有的教育性。可见,刑罚属性属于客观的范畴,它与属于主观概念的刑罚目的之间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但这并不等于说,刑罚目的与刑罚属性是截然分立,没有任何联系的。恰恰相反,刑罚目的与刑罚属性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其一,由于存在决定意识,刑罚目的同样是由刑罚属性所决定的,而刑罚属性则是刑罚目的得以确立的根本前提和决定性因素。人们正是认识到了刑罚具有达到某种目的的属性,特别是其根本属性,才通过创制活动将其创造了出来。其二,刑罚目的并不是消极地受刑罚属性所左右,如同意识可以反作用于存在一样,刑罚目的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刑罚属性。如果将刑罚目的单纯地确定为报应,必然会使刑罚的惩罚属性过度膨胀,从而导致刑罚的过苛和刑罚的浪费;反之,如果认为预防才是刑罚的唯一目的,则又会忽略甚至牺牲刑罚的惩罚属性,使犯罪人不再被作为人,而是被当成了实现某种功利目的的工具,这样势必会扼送刑罚的生命―公正,最终必然葬送了刑罚。
  总之,刑罚目的是刑罚属性在人们头脑中的认识和反映,是刑罚属性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刑罚属性则是刑罚目的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和存在的基础。刑罚目的与刑罚属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对立统一于刑罚之中。
  2.关于刑罚目的与刑罚功能
  关于刑罚目的与刑罚功能的关系,我国刑法学界也是聚讼纷纭,公左婆右。有学者认为,刑罚目的就是要使刑罚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7}(P.606)。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该表述有失严谨。因为,刑罚目的虽然与刑罚功能有一定关系,但刑罚目的不能等同于刑罚功能的发挥。事实上,刑罚功能的发挥仅仅是刑罚目的的实现方式,它并不是刑罚目的本身。
  笔者认为,为明确上述争论的是非,必须首先弄清刑罚功能的内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功能是指“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效能。”同样,刑罚功能是指刑罚在其适用过程中所能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与刑罚属性一样,刑罚功能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刑罚在客观上究竟具有哪些功能,归根到底还是由刑罚属性所派生和演绎出来的。由刑罚属性所决定,一般地,我国刑法学界认为刑罚具有以下功能:根据刑罚对社会上不同的人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不同,可将刑罚的功能分为对犯罪人的功能对犯罪被害人的功能和对社会上其他人的功能。其中,对犯罪人的功能包括惩罚功能、改造功能和感化功能;对犯罪被害人的功能则包括安抚功能和补偿功能;对社会上其他人的功能又包括威慑功能、教育功能和鼓励功能{8}(P.305.309)。那么,对上述刑罚功能的充分追求就是刑罚的目的所在吗?笔者的答案是:非也。发挥刑罚的功能是为了实现刑罚的目的,这一点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反之则不是如此。因为,刑罚目的是人们创制、适用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它是由刑罚属性所决定的;而刑罚目的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刑罚具备上述功能,若非此,则刑罚目的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可见,刑罚属性、刑罚功能与刑罚目的三者的关系是:刑罚目的是人们借助刑罚的功能所希望达到的表现刑罚属性的结果。所以,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是比较合理的,即刑罚目的并不是对刑罚功能充分发挥的追求,而是人们希望通过刑罚功能的充分发挥达到的结果。
  3.关于刑罚价值与刑罚目的
  我国刑法学者对价值进行专门探讨研究的不多,迄今为止,关于价值内涵研究比较深入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价值是以人为主体用以表示事物(客体)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功能的概念,也就是指“客体对于人的作用、效用”{9}(P.50);第二种观点则主张,价值是客体的存在、属性及其变化同主体的结构、需要和能力是否相符合、相一致或相接近的性质。如果这种性质是肯定的,就是说客体对主体有价值或正价值结果是否定的,就意味着客体对主体无价值或有负价值{10}(P.15)。
  需要说明的是,对价值的丰富复杂的内涵的研究和探讨不是本文的主题,故本文不打算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至于价值的性质及其存在的形式,笔者认为,既不能将价值视为一种单纯的客观存在,认为价值仅仅是一种客观的“作用、效用”,也不能将价值视为纯主观的精神上的东西,而应当从主客观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对价值进行考证,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价值的实质,对价值作出科学、合理的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之中,我国刑法学者所持的第二种看法是比较符合价值是主客观的统一体这一价值的根本实质的,由此可以派生出刑罚的价值就是,刑罚所具有的能否满足刑罚的创制者的需要的效用与性质。那么,刑罚价值与刑罚目的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前已述及,刑罚目的是刑罚的创制者创制、适用刑罚所追求的结果。显然,刑罚目的不同于刑罚价值,而且,目的作为行为的目标或结果总是以观念的形态预先存在,成为人们引起行动的动因,指导或规定人们的行为,协调和组织行动,以实现预期的结果,这就意味着目的正是以一种价值形态引导着人们的行为,所以刑罚所追求的价值与刑罚所追求的目的具有同一性{11}(P.84),因而可以说,刑罚目的与刑罚价值之间实际上也是同一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形式。详言之,刑罚目的与刑罚价值的低级形式,属于形而下的范畴;刑罚价值则是刑罚目的的升华和发展,是形而上的概念。
  明确了这一点后,刑罚目的的确立必须受制于刑罚价值的追求也就成为自然的逻辑结论。因而要明确刑罚的目的,就必须首先明确刑罚的价值所在。刑罚的价值是什么呢?对此,美国著名法学家约翰?罗尔斯曾经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12}(P.1)。同样,刑罚作为刑法的核心组成部分,正义自然也应当是其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国家之所以能够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犯罪人实施了犯罪。如果没有在犯罪人主观意志支配下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犯罪人适用刑罚也就失去了根据。因而恢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心理秩序,维护社会的正义观念,应当成为刑罚目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中外刑罚目的诸学说及其评析
  (一)西方刑罚学史上有关刑罚目的之学说
  在西方法学史上,关于刑罚目的的学说可谓源远流长,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近代随着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刑罚目的更是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围绕刑罚目的,西方学者发表了不少见解,形成了名目繁多的学说,按其中心论点的不同,大体可分为:
  1.报应刑论人丑就要多读书
  报应刑论是以绝对主义和报应思想为基础的刑罚目的理论,又称为绝对理论、正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刑罚没有特别希冀达到的目的,刑罚的意义就在于报应犯罪行为的善恶,给犯罪人以惩罚,以其痛苦来均衡犯罪人的罪责,从而实现正义的理念。具体地,报应刑论又可细分为:
  (1)同害报应论。认为犯罪人实施怎样的犯罪,就应对之处以与犯罪等量的刑罚。它最早萌芽于原始社会的“血仇报复”、“同态复仇”。发展到康德的等量报应刑后,此种学说趋于顶峰。现已很少有人赞同。
  (2)神意报应论。认为神是正义的象征,神意就是正义,犯罪系违反神意,应当受到神的惩罚。国家是神的代理者,神授予国家以刑罚权,国家对犯罪的刑罚是根据代表正义的神意而实施的报应。德国学者斯塔尔约尔克是近代神意报应的代表。此说将法律与宗教混为一谈,借用虚幻世界的神意,说明世俗世界的刑罚,实属荒唐。现已为人所不采。
  (3)道义报应论。认为社会的道德观念,系正义的所在。犯罪是违反道德的行为,刑罚是根据道德观念对犯罪的报应,所以它必须与犯罪人所为的罪恶相适应。该说发端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后由康德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刑罚目的理论。此说对于刑罚目的的诠释,从神意报应论所主张的虚幻的世界回到现实的世界,这是其进步之处。但该说完全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目的这种法律现象,显然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4)法律报应论。认为正义的根据在于法律,犯罪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刑罚是对犯罪的法律的报应,是理性上的当然要求。科处刑罚除由于犯罪的原因之外,并不追求其他目的。通常认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是此说的代表。此说从法律角度说明刑罚的适用,这是可取的;但只从已然之罪加以说明,不可避免地使刑罚的适用陷入消极、被动,该说的不科学性也在于此。
  2.目的刑论
  目的刑论是以功利主义和预防思想为基础的刑罚目的理论,又称相对理论、功利理论。该理论主张刑罚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犯罪人的惩罚预防犯罪,保卫社会,而不是惩罚罪犯,满足抽象的社会正义理念。根据理论侧重点的不同,该理论又可分为:
  (1)双面预防论。认为刑罚的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英国法学家边沁均持此说。此说注意到刑罚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双重目的,避免了一般预防主义、特殊预防主义只注重某一方面的片面性对后世的刑罚目的理论以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其对一般预防的重视,为后来一般预防论的诞生作了很好的理论上的准备。
  (2)一般预防论。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社会上一般人犯罪的发生,因为犯罪大都由于贪欲所引起,国家制刑、判刑和行刑就是使受刑之苦大于犯罪所得的贪欲,以使人们畏惧,不敢触犯刑律。该说是继双面预防论之后的又一目的刑理论,流行于18、19世纪的德国,费尔巴哈、菲兰吉利和巴也尔是其代表人物。其中,不同的代表人物,其立论的根据又有差异:其一,菲兰吉利主张刑罚的目的在于行刑威慑,即通过执行残酷的刑罚来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此说强调刑罚的残酷性,不仅与现代刑罚日趋文明与缓和的时代精神不合,且有违罪责刑相适应的正义原则,使刑罚失去合理的界限,故不可取。其二,费尔巴哈从“心理强制主义”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目的在于威慑,具体地说,刑罚之所以能够预防犯罪,在于刑罚具有心理的强制作用。此说从抑制犯罪心理上分析,这是其合理之处,但是,心理强制说是以理性的犯罪人为前提的,而实际上,导致犯罪人铤而走险的并不在于犯罪之乐大于受刑之苦,而大多是出于逃脱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且该说有导致重刑主义的倾向,故也不妥当。其三,巴也尔认为刑罚的目的对于某些犯罪人只能是威慑,而对另外一些犯罪人则应该是教育。该说强调刑罚的警戒教育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它又认为刑罚的目的仅限于此,这就不免以偏概全。
  (3)特别预防论。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被科处刑罚的犯罪人将来再实施犯罪。该说以实证主义、决定论为基础产生于19世纪末、风行于20世纪前半叶,意大利的龙勃罗梭、菲利,德国的李斯特是其代表人物。不可否认,特殊预防的确是刑罚的目的,但刑罚的目的绝不仅仅只是特殊预防,该说将刑罚的目的局限于特殊预防一种,其片面性由此可见一斑。
  (4)教育刑论。认为犯罪既非犯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也不是天生固有的,而是不良社会环境的产物;国家不应惩罚作为社会环境牺牲品的犯罪人,而应当用刑罚来教育改造他们,使其尽快回归社会,因而矫正、教育、改造犯罪人,以保卫社会,才是刑罚的目的。该说是在特别预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刑罚目的理论,又称新派理论、刑事社会派理论,其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的菲利、德国的李斯特、法国的安赛尔。教育刑论强调对犯罪人的教育,使刑罚目的发生了质的升华,并对20世纪前半叶西方的刑事司法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正如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所说:就刑罚的性质而言,它是否适合于教育还值得怀疑。刑罚教育是强制教育,而强制就会产生对抗,现代的监狱建筑,防止越狱的堡垒,对犯人处处设防的囚牢,都构成了教育的障碍,而教育只能在信任的气氛中进行。所以,无视刑罚的惩罚性质,一味强调刑罚的教育,也是不尽合理的。
  3.折衷论
  折衷论就是“以刑罚的本质为对犯罪的报应,同时要求应当实现刑罚诸种目的的学说”{13}(P.57)。此说认为刑罚是由于有了犯罪而科处,将刑罚的原因归之于报应主义;同时承认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或防卫社会。它调和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融正义观念与目的思想于一体,既肯定刑罚所固有的惩罚本质,又主张刑罚的预防目的,应当说是可取的。但报应与预防两者在刑罚目的中的地位如何,何者为重,该说或者主张二者并重;或者过分强调报应主义而基本上忽略了刑罚的预防目的;或者对一般预防的重视又压倒了对刑罚报应目的的应有关注,因而该说也并未使刑罚目的问题得到彻底、妥善的解决。
  (二)我国刑法学者关于刑罚目的争论及其评析——兼对我国刑罚目的理论的反思
  我国刑法学者对刑罚目的的研究始于本世纪50年代,但当时尚未形成规模。进入80年代以来,如何界定刑罚目的的内容成为我国刑法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多种学说和主张。归纳起来,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即“教育改造说”,认为刑罚目的是教育改造犯罪人。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同时,这一性质还决定我们应绝对排斥旧时代的报应、威吓观念。惩罚只是手段,刑罚目的只能是通过惩罚和制裁犯罪人来教育和改造他们{14}(P.318)。
  第二种观点即“惩罚改造说”,认为刑罚具有教育改造犯罪人的目的,同时又具有惩罚犯罪人的目的,因为对少数犯罪人适用刑罚不能不部分地以惩罚和报复为目的{14}(P.318)。
  第三种观点即“双重预防目的说”,认为我国的刑罚目的是预防犯罪,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即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前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防止其再次犯罪;后者是指通过制定、适用、执行刑罚,防止社会上一般人犯罪{8}(P.311)。
  第四种观点即“刑罚功能充分发挥说”。该说主张:“刑罚的目的是追求刑罚功能的充分发挥,明确地说,便是最大限度地预防犯罪” {5}(P.126)。
  第五种观点即“直接目的与终极目的说”。此说认为,刑罚的直接目的是“惩罚、威慑、改造、安抚、教育”,终极目的是“保护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15}。
  第六种观点即“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说”,认为刑罚目的有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之分。我国刑罚的直接目的包括:惩罚犯罪,伸张社会正义;威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上不稳定分子,抑止犯罪意念;改造犯罪分子,使其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我国刑罚的根本目的是预防犯罪、保卫社会{16}(P.52)。
  第七种观点即“刑罚目的二元论说”,认为刑罚目的是报应和预防的辩证统一。报应作为刑罚目的,是指对犯罪人之所以适用刑罚,是因为他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通过惩治犯罪满足社会正义观念,恢复社会心理秩序。报应体现了刑罚目的中的正当原则,正当原则要求某一事物的存在要有其内在的根据。预防作为刑罚目的,是指对犯罪人之所以适用刑罚,是为了预防犯罪,通过惩治犯罪实现社会功利观念,维护社会法律秩序。预防体现了刑罚目的中的效率原则。任何刑罚,都是因其具有预防犯罪的作用而存在。而且,作为刑罚目的的预防,既包括  一般预防,也包括特殊预防{2}(P.352-360)。
  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刑罚目的的上述诸种见解,应当说,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又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不足。现分别评析如下:
  第一,关于“教育改造说”。众所周知,教育是刑罚的本质属性,改造是刑罚的功能。可见,“教育改造说”的缺陷在于,它混淆了刑罚的属性、刑罚的功能与刑罚目的三个不同概念之间的区别。不仅如此,该说由于只强调刑罚的教育属性,从而忽略了刑罚的另一本质属性―惩罚性。对此,德国刑法学者冯·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一些值得赞扬的刑罚目的通过给犯罪人更好的处遇可以获得,但不能忽视:不论怎么好的处遇,人们宁愿不受刑罚处罚;不能设想刑罚制度具有教育制度的特征;太多的注意力被投向了刑罚的改造目的;我先前表达了那种观点―犯罪人必须受到报复,按照这一思想,刑罚才具有改造意义;事实上,理想的刑罚将会改造犯罪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刑罚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改造犯罪人{11}(P.95)。可见,仅仅将教育改造视为刑罚的目的,不仅割裂了刑罚目的与刑罚属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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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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