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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论宪政模式选择中的本土文化传统因素
【英文标题】 On Factors of Local Culture and Tradition in Choosing a Constitutional Mode
【作者】 殷啸虎【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法律经济学【中文关键词】 宪政模式;本土文化;文化传统
【英文关键词】 Constitutional Mode;Local Culture;Cultural Tradition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0)05—038—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5
【页码】 38
【摘要】

随着我国民主宪政制度的发展和宪政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宪政模式的选择问题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而在这个问题上,本土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西方国家与近代中国宪政的发展历史证明,本土固有的文化传统及其特异性,直接决定了宪政发生与发展的道路,以及宪政模式的基本特征。因此中国要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宪政模式,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制度,首先必须对本土文化传统因素及其影响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英文摘要】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China and the conception’s being struck in the hearts of people,the issue of choosing a cOnstitutional H10de has drawn more and more people’S attention.While as to this issue,the influence of the factors of local culture and tradition 1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The developmen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modern China has proved that local intrinsic Culture and tradition.and theirdistinctiveness directly decide the route of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s cOming into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and the basic features of constitutional mode.If China plans to choose a cOnstitutional mode which is tally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and to construct a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factors of local culture and tradition。and their influence must be made clear first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411    
  
  中国自近代宪政运动发生以来,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关于宪政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可以说从未间断过。但是如何才能寻找到一种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却是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这也是法学界在探讨依法治国问题时所涉及较多的法治本土化与移植的问题。[1]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这一点已基本为人们所认同。宪法固然有其特定的阶级属性,但作为人类社会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自然应为全世界所共享。从这个意义上说,借鉴也好,移植也好,都是宪政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在现实的过程中,这种借鉴或者移植又或多或少地与本土的文化传统发生碰撞甚至冲突,从而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在宪政模式的选择过程中,要想回避这种碰撞和冲突是不可能的。我们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将这种碰撞和冲突所产生的负面效应降低到最低限度。而要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对本土文化传统因素正确对待、合理转化。
  一
  如果我们对作为宪政之源的西方各国的宪政制度作一系统分析和比较的话,我们便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本文各国的宪政理念尽管是相近的,但各国的宪政道路、宪政体制却不尽相同。即便是那些从政治上和法律上被认为是同一血统、同一法系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其宪政体制、宪政模式也大相径庭。其间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本土文化传统的特异性。这种本土文化传统的特异性,直接决定了宪政发生与发展的道路,以及宪政模式的基本特征。
  首先,从宪政发生与发展的道路看,各国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在宪政发生与发展方面,各自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宪政的国家。它的宪政制度并不是理性的选择,而纯粹是传统经验的产物,“英国的宪政史表明它是一种为满足不断变化的文明的需要而对机构加以发展和修正的持续实验的过程”{1}(P.7)。日本的宪法学家佐藤功在谈到英国宪法的发展特点时指出:“在英国,政府是由中世纪封建的制度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在那里经常在同一基地上建筑起新的建筑物。就是说一个时代的制度经常是前一个时代制度的延长和延续。”因此,英国宪法完全是历史的产物,是基于许多无意识的因素而形成的{2}(P.109)。这种情况的发生,与英国民族所特有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保守性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有着直接的联系。自由主义传统使英国人敌视君主专制;保守性传统又使英国人对历史经验情有独钟。正是这种自由主义与保守性的民族文化,决定了它们在宪政模式选择方面,走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与英国的经验主义不同,美国的宪政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的,是实践的产物。用亚当斯的话说,“美国宪法本身是一个反抗中的迫切需要的困境中硬给逼出来的”{3}(P.11)。美国的政治制度从历史渊源上说,与英国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宪政道路的不同,使得美国最终并没有承袭英国的宪政模式,而是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英国在北美的暴政,给北美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独立战争中发表的《独立宣言》的首要宗旨,就是主张破坏宗主国英国政府的权威,其结果是任何中央集权制政府均被当作专制的同义语而遭到排斥,以至于在北美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为北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开拓道路,就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同时又必须保证这个中央政府的权力不至于对人民权利造成侵害。这就构成了后来费城制宪会议的中心议题。“所以他们在创立新政府时,谨慎地限制政治权力的运用。殖民地人民相信,所有的人有自治的权利,任何政府都不能在未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统治”{4}(P.5)。
  相比较而言,法国的宪政道路更具理性的、革命性的色彩。与英国的历史经验积累不同,法国的宪政是从普遍的、理念的、抽象的观点出发的,并通过革命的实践,将这些理念和观点在制度上确立下来。宪政更多的是思想的启蒙和理性的选择。佐藤功在谈到英法两国宪法在发展道路上的不同时这样说过:“简单地说,在法国是政治理论先行于实际的政治变革,而在英国则是政治哲学追随着实际的政治变革。”“在英国人看来,法国的政治运动,太过于充满学理性的热情了,这样看不是没有道理的”{3}(P.55~56)。
  其次,从各国宪法的表现形式看,外在形式的选择,同样取决于本国的具体情况。在这方面,英国宪法与美国宪法的不同,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我们知道,英美两国在文化传统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美国的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英国法的传统。所以从法律体系而言,英美属于同一法系,正是由这种历史渊源所决定的。但在宪法形式上却是一个例外。英国的不成文宪法的形式,是一种建立在本土文化基础上的历史经验的产物。埃德蒙·伯克认为:英国不需要一部成文宪法,是因为它的历史以在政治理想和伦理价值上一种普遍合意的形式,提供了对自由的唯一的真实的保障。如果没有这种合意,任何一纸条文都根本无法为自由提供保障。因此,没有传统的支持,一部成文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5}(P.87)。
  而美国人则不同。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们都是希望秩序安定的有产者阶层。宪法就是这些人的作品。他们不是从普遍的、理念的、抽象的观点出发,而完全是从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来制定这一宪法的{2}(P.204~205)。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了足够的英国历史的美国人所需要的,自然是比历史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并采取书面的形式确立下来。对他们来说,成文宪法当然是最好的、最稳妥的选择了。这就使美国在宪法上并没有承袭英国的不成文法传统,而是另辟蹊径,采取了成文宪法的模式。
  第三,从作为各国宪政制度核心内容的分权制度来看,我们知道,分权作为一项宪政制度,最早是在英国确立的。但是,促使英国实行这种分权制度的“并不是政治理论,而是政治经验、逻辑以及某些偶然事件”{1}(P.7)。这种制度经过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发展,成为宪政制度的基本要素之一。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虽然是以英国宪政制度为范例的,但他所规划的三权分立的模式,在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具体表现却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从西方宪政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宪政发生与发展的道路,以及宪政模式的选择方面,本土文化传统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二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宪政文化资源的缺乏,早已被有识之士所注意。也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中国移植西方宪政模式与宪政制度的过程中,在立足固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外来宪政文化的吸收、移植和对本土文化的改造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发生,并不是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宪政文化积累的结果,而正相反,当宪政运动发生的时候,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文化基础,都不足以提供宪政的资源。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外力作用下的结果。这在倡导宪政的目的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宪政主张提出的时候,只是作为一种救亡的手段。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先驱者们在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所以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总是试图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掘一些与西方宪政文化相似的东西。[2]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宪政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将西方宪政文化注入本土传统文化的努力。
  康有为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系统阐述宪政主张并付诸实践的第一人。他探求的是一条“损益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会通中西”的宪政之路。他反对盲目照搬西方的宪政模式,而主张在“审我国情,宜吾民俗”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宪政文化,实行变革。他甚至还直接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源的儒家经典中去寻找理论依据,写出了《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他对中国道德价值的维护,也含有在中国社会民主、法治化过程中坚持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和从传统中寻求动力的积极意义。而他的‘中国道德’与‘西方议院’相结合的文化方案,旨在调和中西文化的矛盾和冲突”{6](P.116)。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对西方宪政文化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协调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特别是他从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中,真正认识到了实行宪政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基础,因而提出了“国民程度”的问题。他认为,要引进西方的宪政文化,在中国实行宪政,除了要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去发掘资源外,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开民智”,即改造国民,提高国民的政治素质。他把改造国民、提高国民程度作为立宪的基础,“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7}。尽管梁启超关于国民程度的观点有一定局限性,特别是将其作为实行所谓“开明专制”的理由,是极其错误的{8}(P.38)。但是,从近代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看,由于长期封建专制制度与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广大民众对西方宪政文化的认识水平极其低下,对于实行宪政的要求更是缺乏主动性,在这种客观现实下,即使召开了国会,制定了“宪法”,也很难实行“宪政”。因为要进行一场深刻的宪政意义上的政治素质,社会革命,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必须有广大民众的参与。就这一点而言,梁启超等人认为只有国民的宪政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实行共和与立宪,在此之前必须对国民进行宪政教育、提高国民政治素质的观点,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国民程度问题的认识,与立宪派走了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并且在认识上更为深刻,试图从制度上去解决这一问题。孙中山从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宪政文化资源贫乏,人民的宪政意识极其淡漠的国家,民主宪政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的。要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实行民主宪政,首先必须要提高并增强人民的宪政意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他认识到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固然可以通过革命的手段,但宪政的实行,则是需要全体人民的努力,尤其是需要在全体人民的宪政意识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才能实现的。他根据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实际状况,设计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政道路。他认为,要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实现民主宪政,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的“革命程序”,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后来又将其修改为“军政”、“训政”与“宪政”三个时期。在1924年完成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对此作了具体的阐述:军政时期的任务,是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的统一;训政时期的任务,是政治与经济建设,实现地方自治;宪政时期是由人民选举并组建民国政府,制定宪法,实行宪政。[3]
  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特别注意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经济建设与国民的宪政教育对建立宪政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长期生活于旧制度中的中国人民对于民主政治是陌生的,为了使人们适应于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必须给予一定的训练:“中国奴制已实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强迫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抬他作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当来教训他”{9}(P.97)。这种看法,虽然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消极因素,但我们应当看到,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与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封建意识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在中国占广大地域与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中间,革命思想对他们并没有产生实质的影响,他们对革命、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停留在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那样的水平上。因此,要实行宪政,进行普遍的民主宪政思想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孙中山在谈到训政时期的必要性时还特别指出,如果跨越了训政时期,而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将会导致严重的消极后果:“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涤荡,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由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10}(P.924)。就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的主张,是符合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实际情况的,中国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
  从中外宪政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宪政制度的建立,借鉴、移植外来的宪政文化和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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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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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美)古德诺.解析中国(M).蔡向阳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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