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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刑事再审程序研究
【英文标题】 Study on Criminal Adjudicatory Supervision Procedure
【作者】 陈瑞华【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审判监督;生效裁判;既判力;申诉;再审
【英文关键词】 Adjudicatory Supervision;Effective Judgment;Force of Matter Adjudged;Complaint;Retrial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0)06—103—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6
【页码】 103
【摘要】

刑事诉讼是包含着一系列诉讼价值的实现和选择过程,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认识活动。中国刑事再审制度的根本出路在于诉讼理论的更新和诉讼观念的转变,在整体模式方面,应将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改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

【英文摘要】

Criminal procedure is a process comprising realization and choice of a serious of litigation value,but not a type of pure activities of cognition The fundamental way out for the criminal adjudicatory supervision procedure of China lies in renewal of litigation theories and alteration of litigation notion In the aspect of the entire mode,the prevailing“adjudicatory supervision procedure”should be reformed to make it a real legal proceeding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421    
  一、引言
  所谓再审,是指法院发现某一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确有错误或不当之处后,依法对其进行的重新审判活动。如果说上诉审可以被称为“普通救济程序”的话,那么相比之下,再审则通常被视为“非常救济程序”。这是因为,相对于上诉审而言,再审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相对于绝大多数案件在生效裁判产生后诉讼活动即告终止而言再审的提起要受到较多的程序限制甚至可以说属于一种例外。考虑到再审的提起会导致原审裁判重新受到审查,使得案件重新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因此,这一程序包含着丰富的诉讼法律问题。一般来说从一个国家刑事再审程序的设置上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于再审问题很少进行过深入的理论思考。从已经发表的有关文献来看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再审程序在实际运作中所出现的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在研究中所采用的也主要是注释式的研究方法。至于再审程序的价值、模式、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再审程序在整体构造上的特点和缺陷等理论问题,则很少有人进行系统的研究。在近年来有关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的讨论中,人们一般较为关注辩护律师的“提前介入”强制措施的改革、免予起诉的废除以及审判方式改革等方面的问题,而对再审程序的改革问题,则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时至今日,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活动已经告一段落,而有关司法制度的改革问题又引起法学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在这一背景下,对中国的刑事再审程序进行全面的研究,分析其现状和问题,预测其今后的发展趋势这已经是非常重要且亟待开拓的理论课题。
  对于刑事再审问题,笔者在近年来的研究和研究生教学中积累了一些心得。在本文的论述中,笔者将以这些心得为基础,就刑事再审程序作一次初步的探讨。笔者期望,这些不甚成熟的分析能够在中国的刑事再审研究上起到开拓的作用。同时,根据笔者的一贯思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要真正摆脱目前所处的低迷状态,就必须转变思路和方法从非常具体的细小问题上解脱出来转而研究一些涉及整个司法制度和司法观念的大问题。对刑事再审程序的研究似乎也应首先集中在整个程序构造及其背后所蕴涵的理念等问题上。
  二、刑事再审程序之简要比较
  一般而言,英美等普通法国家并没有完整、系统的刑事再审制度。依据所谓“免受双重危险”的原则,被告人一旦被法院以生效裁判定罪或者判处无罪,就不能重新受到起诉、审判或者量刑。同时,依据所谓“陪审团裁断的事实应视为真实”的原则,案件一旦经过陪审团的裁断,其裁断结论应具有终局性和确定力,任何人或机构都不能加以撤销或者重新开启法庭审判程序{1}。由此,对某一刑事案件所作的裁判一经发生法律效力,除非遇有法定的极其例外的情况,否则,法院就不能对其重新进行审判。例如在美国,被告人在被州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有罪之后,还可以向联邦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或者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请“调卷令”,从而引发重新审判程序。不过,这种申请受到的法律限制较为严格,通常只有少数才会获得成功。但是,上述申请即使获得成功,所引发的也大都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检察机构一般被禁止提出任何形式的再审申请,从而使得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无从提起。不仅如此,被告人一旦经过初审程序被判决无罪,检察机构不仅不能提出再审申请,而且连上诉也不得提起。这就使所谓“免受双重危险”的原则贯彻到了极致。
  相比之下,大陆法国家却存在着较为完整的刑事再审制度。这种再审制度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实际存在着两种模式:一是“保护被告人”模式,二是“实体真实”模式。在前一模式下,只要原审裁判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方面出现了错误,那么,无论是有利于被告人还是不利于被告人,再审都可以提起。在法国,司法部长、被判刑人以及在被判刑人死亡后代表其利益的人,如果认为原审生效判决确有法定的错误和不当之处,可以向“有罪判决复议委员会”提出再审申请。后者经过审查,认为申请符合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的再审条件的可以将申请提交最高法院刑事庭从而开启刑事再审程序。但是被允许提出再审申请的只能是重罪法院和轻罪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案件。对于上述法院所作的无罪裁判和违警罪法院所作的任何裁判,任何人都不得提起再审。而且这种有利于被判刑人的再审申请在提起方面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
  而在德国刑事再审则被明确区分为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两种。如果将这两种再审作一对比,就会发现它们在适用对象上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共同点:一是“审判时作为真实证书出示的不利于受有罪判决人的证书,是伪造或者变造的”,二是“证人、鉴定人犯有故意或者过失违反宣誓义务,或者故意作出违背誓言的虚假陈述之罪,对受有罪判决人作了不利的证词鉴定”,三是“参与了判决的法官、陪审员,在与案件有关的问题上犯有不是由受有罪判决人所引起的、可处罚的违反其职务义务的罪行”{2}。这些情况显然属于在原审程序运行中业已发生的证据错误或者裁判者违法的情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再审申请人如果获得新的事实和证据,从而“有理由宣告被告人无罪”,或者有理由使其受到较轻的处罚,那种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是可以启动的。但是,新的事实和证据的发现并不能成为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的理由。换言之,即使事后发现了一些为原审法院所未曾发现的新证据和新事实,表明被告人原来被判决无罪或者较轻的罪行是错误的,从而应当改判为有罪或者重罪,法院也只能维持原来的判决,而不会开始这种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程序。这事实上就使那些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较之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言,在启动方面受到更大的限制。不仅如此,提起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不受任何时效的限制,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则受此限制,不论是被告人还是检察机构,只要是为被告人利益而提出再审的申请,法院经过重新审判,即使仍然维持其有罪的裁判结论也不能作对被告人不利的变更。这也就是所谓的“再审不加刑”原则。
  由此可见,即使在刑事再审制度较为发达的法国、德国,再审的提起也要受到一系列法律限制。在这些国家,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要么完全不允许提起,要么被限制在较为狭窄的范围,且要受到诸如诉讼时效、申请理由等方面的限制。而且再审的申请者一般只能是作为控辩双方的检察机构和被告人法院只能是被动接受和审查再审申请的裁判者而绝不能成为再审程序的主动发动者。从诉讼理论上看刑事再审的提起依然受到不告不理原则的限制:“无诉则无审判”而再审申请则与公诉申请、上诉申请一样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诉”成为引发法院审判程序开始的诉讼前提。
  另一方面刑事再审程序的运行还蕴涵着两项基本诉讼价值的冲突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裁判结论的确定力和既判力。一般而言,无论是从保证法院判决的稳定性和法的安定性方面,还是从防止国家滥用刑事追诉权,避免公民因同一行为而受到重复追诉的角度来看,法院的生效裁判结论一旦产生,就应当具有“定纷止争”的效果,使得因为国家追诉机构发动的刑事诉讼产生最终的权威结论。相反,反复地就某一已决案件启动重新审判程序,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法院权威性的降低,并使被告人长期或者不断地陷入讼累,其命运和前途始终处于待判定和不确定的状态。因此,立法者在设计再审制度时确实应将其适用范围和启动条件限制到最低程度以避免这一程序的任意启动。与此相对应再审程序的设计还涉及到另一项基本的价值标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司法公正问题。司法公正是一系列价值的综合体,其中最为重要的价值则是实体结论的公正和裁判过程的公正。假设法院所作的某一生效裁判结论,事后被证明在实体上是错误的,因为它使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定罪或者处刑,或者严重违反了法律程序,导致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此情况下,法院如果仍以维持原审裁判的确定力为由,拒绝对该案进行重新审判,那么发生在上述裁判结论和裁判过程中的不公正,就将永远得不到及时的纠正,这种裁判即使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也不过是使不公正的裁判得到错误的维持而已。由此看来,在设计刑事再审制度时,立法者应当将裁判的确定力与裁判的公正性同时予以关注,对其冲突加以适当的调节和平衡。当然这里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衡量标准各国一般会根据其主流价值观念作出一定的选择或者有所侧重。对于那些再审制度不甚发达或者再审受到太多限制的国家今后所关注的应当是如何减少再审启动方面的障碍,以使错误的生效裁判得到及时纠正的问题。而对于那些片面强调所谓“实体真实”甚至“有错必纠”的国家而言,如何防止再审的随意启动,避免被告人受到多次重复的追诉这才是它们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中国刑事再审程序的基本构造
  (一)刑事再审制度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再审又称为“审判监督程序”。从词源上看,“审判监督”是从苏联刑事诉讼法学中借鉴而来的概念。之所以作此称谓是因为再审程序一般只能由最高法院、上级法院、各级法院的院长'最高检察院和上级检察院提起,它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工作的监督,以及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法院实行法律监督,提供了一个最后的程序保障。按照中国的主流诉讼理论,建立“审判监督程序”的最大目的,就是贯彻所谓“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在不少学者看来,“错误的判决、裁定,既可能冤枉了好人也可能放纵了犯罪分子。若不能有效地加以纠正必将破坏法制的严肃性。依照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错误的判决裁定,使无辜者免受追究,使有罪者受到应有的惩罚,正是实事求是原则的根本要求和体现,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不枉不纵’。”{3}(P.365)按照这一权威的观点,“即使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一经发现有错误,不论是在认定事实上,还是在适用法律上,也不论是对原被告人有利的,还是不利的,都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加以纠正,从而使无辜受罚者得到平反昭雪,轻纵的罪犯受到应得的惩罚”{4}(P.420)。换言之,为了纠正原审生效裁判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的“错误”,追求实体裁判结论的“正确”法院和检察机关都应随时提起再审程序。这一论点构成中国“审判监督程序”赖以存在的主要理论基础。
  不难看出,这里就再审程序所作的论证,其实与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任务”是一脉相承的。按照笔者前面所作的分析,中国刑事诉讼法为自己确定的核心任务,就是查明事实真相,正确适用刑法,保证正确及时地惩治犯罪,保障无辜者不受追究。简言之,也就是所谓的“不枉不纵”。为完成这一任务”,立法者确立了“公检法三机关”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使得三机关通过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共同致力于正确诉讼结论的形成。[1]立法者还以所谓的“实事求是”为原则,建立起中国式的证据制度,使得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能成为证据,使得所有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都能成为证人。为了完成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法院只要认为被告人构成某一犯罪就可以在检察机关未要求变更起诉罪名的情况下直接按照检察机关未曾起诉过的新罪名作出裁判。同时,二审法院可以就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问题进行全面的审查,不受上诉抗诉范围的限制。这也就是所谓的“全面审查”原则。不仅如此,二审法院如果发现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其一审判决量刑偏轻,它尽管不能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却可以通过自行提起的审判监督程序,使原来偏向于被告人的畸轻判决得到纠正。谨防骗子
  与上述程序设计一样,为了贯彻“实事求是”、“不枉不纵”、“有错必纠”的原则,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再审被构建成为可由检察机关和法院自行提起的“审判监督程序”,使得任何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都可以随时得到纠正。在这一程序设计中,诸如裁判的确定力、既判力以及判决的稳定性和法的安定性等概念,诸如国家刑罚权的节制、被告人不受双重危险等方面的理念,统统让位于事实真相的发现和错误裁判结论的纠正等方面的目标。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审判监督程序”本身的设计之中,而且还成为中国主流诉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再审程序的启动
  或许有人以为中国的刑事再审程序既可以由法院自行提起也可以由检察机关和当事人提起。这是因为,对于某一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抗诉引发法院的重新审判程序,而当事人则可以通过申诉引起再审程序的启动。不过从所谓“审判监督程序”的性质来看再审的启动似乎主要是为法院和检察院机关开展审判监督工作而设立的有权提起刑事再审程序的只能是法院和检察机关。而从再审程序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法院只要发现某一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方面“确有错误”,就可以自行启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如果发现法院的某一判决或者裁定存在这种错误,也可以依法向有关法院提出抗诉,从而直接促使法院开始再审活动。而当事人如果不服某一生效判决或者裁定,尽管可以向法院或者检察机关提出申诉,但这种以申请再审为目的的申诉,充其量不过是法院、检察机关发现错误裁判的材料来源之一,至于法院能否据此开始重新审判程序,检察机关能否据此向法院提出抗诉,则要取决于法院和检察机关审查的结果而定。可以说在引发再审程序的有效性方面、当事人的申诉与检察机关的再审抗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刑事再审程序不仅可以由法院自行加以启动,还可以由检察机关通过抗诉而向法院提起。
  法院对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各级法院院长对于本院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发现确有错误,必须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处理。也就是说,法院院长发现生效判决或裁定有错误,尽管不能直接提起再审程序,却可以召集审判委员会委员对有关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开始再审的决定。二是最高法院对于全国各级法院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发现确有错误,可以提审,也就是直接将某一由下级法院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提升至本院进行重新审判,或者指令某一下级法院进行再审。由此,最高法院就可以对全国各级法院所作的“错误裁判”加以纠正,从而对其审判工作进行监督。第三种情况是,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可以直接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再审。这样,中级法院以上的各级法院也可以通过提起再审来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法院在提起再审程序方面是不受控审分离'不告不理等原则限制的。尽管当事人的申诉通常是法院发现生效裁判错误的重要材料来源,但这种申诉并不具有直接引发再审的法律效果。那些接受当事人申诉的法院,有权对申诉进行审查和甄别,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诉,可以拒绝开始再审程序。与此同时,法院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自行发现生效裁判中的错误。例如,法院可以对本院在若干年内作出生效裁判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检查,可以从新闻媒介披露和报道的案件中发现一些错案的线索,还可以接受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就某一引起人大代表异议的案件进行复查。这些都是法院发现冤假错案的重要途径。循着这些途径,法院可以直接提起旨在纠正错误的生效裁判的再审程序。可以说,法院有权主动发现生效裁判中的错误,并自行提起再审程序,这是中国再审制度的最大特点。
  检察机关对再审程序的启动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最高检察院对于全国各级法院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方面确有错误,可以直接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二是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法院所作的生效裁判,如果发现确有错误,也可以直接向同级法院提出抗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可见,对于检察机关就某一生效裁判所提出的抗诉,法院必须予以接受,并就此启动再审程序。与当事人的申诉不同,检察机关的抗诉具有直接引发再审程序的效力。这显然表明,检察机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再审申请者,而拥有与法院同样的提起再审的权力。
  再审程序尽管可以由法院和检察机关按照不同的途径提起但它们启动再审程序的理由大体上是一致的,也就是原审生效判决或者裁定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方面“确有错误”。对于这一显得较为模糊的理由,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不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当事人的申诉只要符合以下四种情况,法院就应当进行重新审判:一是“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二是“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是“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是“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既然法院遇有这些情况就必须开始再审程序那么它们显然也就能够成为法院、检察机关据以启动再审程序的理由。因此这些情况似应包括在“确有错误”的范围之内。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点不过是刑事诉讼法为限制当事人的申诉而设定的再审理由。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检察机关提起再审的理由远不止这四种情况。
  在中国再审是不存在所谓“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与“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之区分的。法院发现原审生效判决所作的定罪结论确属错误,或者所作的量刑过于苛厉的,固然可以自行或者根据当事人的申诉启动再审程序,但是,如果发现原审法院所作的无罪判决确属错误,或者所作的量刑过于宽纵的,也可以主动启动再审程序。这就使中国与德国的再审制度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不过与德国不同的是中国法院在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方面,不仅在所持理由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在提起的时间和次数上也同样不受任何限制。无论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还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法院、检察机关只要发现确有错误就可以随时或者反复启动再审程序。
  (三)申诉的性质和效果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仍然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或者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申诉应当由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法院予以受理和审查。除非事先经由原审法院审查处理或者案情确属疑难、复杂、重大,或者下级法院请求移送上一级法院审查处理的否则上一级法院一般不会就当事人的申诉予以直接受理和审查。原审法院审查申诉案件要设立专门的申诉卷并将申诉材料及处理情况列入案卷之中。法院对申诉进行审查时一般应调出原审案卷材料进行审查。经过审查法院认为有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由院长提请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重新审判。法院认为原判正确的,应“说服教育申诉人”,使其息诉,对其中坚持无理申诉的可以书面通知驳回。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要求审查申诉的法院在驳回申诉时要“针对申诉理由依法有理有据地批驳”。对法院驳回申诉不服的申诉人还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诉。上一级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申诉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驳回。一般情况下申诉经由两级法院审查处理后申诉人又重新提出申诉的如果没有新的充分理由法院就不再予以受理{5}{6}。
  根据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各级检察机关都可以接受当事人因不服同级法院所作的生效裁判而提出的申诉,并进行审查。经过审查认为同级法院的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检察机关应制作“提请抗诉意见书”,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审查。后者经审查决定抗诉的,应制作“抗诉书”,向同级法院提出再审抗诉{7}。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当事人的申诉既可以直接向法院提出也可以向检察机关提起。与上诉不同的是,申诉并不必然具有引起重新审判程序的法律效力。当事人提出申诉之后,法院、检察机关都要就申诉意见以及有关的生效裁判进行审查。这种审查一般不采取“诉讼”的形式申诉人不被允许参与有关是否启动再审程序问题的讨论。经过这种书面式和秘密式的行政性审查活动法院认为原审裁判确有错误的才会开始再审程序,检察机关认为原审裁判确有错误的,必须移送上一级检察机关继续进行审查,并由后者向同级法院提出抗诉。但是,法院、检察机关经过审查,发现申诉不具备充分理由的,则可以将申诉予以驳回。这样,再审程序的启动权实际就不为当事人所掌握,而操纵在法院和检察机关手里。
  申诉所具有的这种性质和效果,使得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来信”、“来访”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能够成为法院、检察机关启动再审程序直接依据的,除了有当事人的申诉以外,还有新闻媒介的披露和报道、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提出的议案或其他方面的意见等材料。对于这些材料,法院、检察机关都可以接受和审查,并在发现生效判决或者裁定确有错误之后,启动刑事再审程序。很明显,申诉充其量只是一种就启动再审而提出的申请,这种申诉与检察机关的抗诉相比,不仅不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效果,而且还有着申请与裁判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因为当事人一旦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就实际处于申请者的地位,而检察机关则处于裁判者的位置。检察机关能够接受当事人的申诉并就此作出审查结论这一事实,使得它与法院一样,都具有“司法机构”的性质,也都对再审程序的启动拥有最终的、权威的决定权。这必然导致那些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较之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言在启动方面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和便利条件。
  (四)再审的程序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再审的程序规定得十分简单。原则上,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案件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如果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或者属于上级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再审尽管要分别依照第一审或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但它并不完全等于第一审和第二审。那么,这种程序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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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第2章第4章第5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德国刑事诉讼法典(Z).第359条.

{3}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

{4}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新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5}最高法院关于各级人民法院处理刑事申诉的暂行规定(Z).1987.

{6}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Z).1998.

{7}最高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Z).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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