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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探讨
【英文标题】 Discussion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Farmers'Legal Consciousness
【作者】 王海涛【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
【分类】 法律社会学
【中文关键词】 中国农民法律意识;儒家文化传统;伦理规范;乡土规范;觉醒
【英文关键词】 Chinese Farmers’Legal Consciousness;Culture and Tradition of Confucian:Regulations of Ethics;Local Regulation;Awake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0)05—030—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5
【页码】 30
【摘要】

农民法律意识的内部架构是,法律意识淡漠与对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的青睐相伴。其成因是:简单经济关系使其亲近法律缺少利益的驱动;农村家庭的生产职能滋养了具有生产组织文化特点的儒家伦理;人治传统下法律的作用使其缺少对法律的利益感受。觉醒农民法律意识有益于:构建市场经济运动之基础和市民社会之人格一心理基础;塑造崇尚权利的现代法治和民主政治运行之逻辑习惯。

【英文摘要】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farmers’legal consciousness is that apathy of legal consciousness goes with farmers’favor to traditional ethics and local regulations.The forming reasons are as follows:simple economic relation results in lack of motivation of interests to get close to laws;the productive function of families in the countryside haS nourished the ethics of Confucian which bear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ive organization;in the tradition of rule of men.function of laws did not make people experience the interests of laws.To awake farmers’legal consciousness is helpful to construct the function of market economy movement and the personality of civil society——psychological foundation;to mould a modern legality which advocateS rights,and logic custom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moveme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399    
  
  笔者对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的探讨,是置于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农民问题[1]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关注下展开的。法律意识作为法治实现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2],对之进行探讨,应该成为法治实现的技术层面的重要课题。考虑到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传统[1](P.121)对中国农民的巨大影响,以及婚姻家庭构成中国现阶段农村社会的微观基础——家庭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农村经济微观基础的组织形式和农村社会中个人纳入社会关系的主要纽带,故选择了处在传统与现代化张力下的农村婚姻家庭现状(包括婚姻家庭观念、婚姻家庭法律意识和婚姻家庭结构)为切入点对此进行研究。
  一、农民法律意识现状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调查表明[3],固然经济发达地区农民要比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高,但总体而言,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是以淡漠为其表象特征的,法律对农民而言是“天高皇帝远”的。在我们的调查中,很多农民一看调查内容和法律有关,竟“望而骇走”,使调查难以进行下去。
  法律意识作为社会心理现象和个体心理现象的统一,仅对其表象特征作出概括是不够的,还有必要运用社会心理学方法解剖之,[4]展现其内部架构、运行机制和存在形态,并定义其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
  实地的调查表明,农民法律意识淡漠和他们对传统伦理(主要是家族伦理)、乡土规范(主要是本地的风俗习惯)的青睐是相伴的。农民建立自己的行为预期时,习惯于依赖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确立的行为规则,而不依赖或不主要依赖法律所提供的制度资源。但这种相伴的情形并不说明此“青睐”是彼“淡漠”的原因,二者实际上是同一心理层次的构成,是对同一心理现象的不同表述,二者发生的原因是同一的。[5]这三个“同一”的出现,是因为法律和传统伦理及乡土规范在规范层面的同质性——作为行为规则皆可帮助人们建立行为预期。此同质性使得在缺少法律或法律被拒绝的场合,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可以发生代偿功能,从而使农民尽管法律意识淡漠但仍得进行常态的生活。这种“并存”和“同一”,即农民法律意识现状的内部架构。
  在该架构中,法律几乎是没有权威的;但在农民心理,法官却是绝对有权威的。于是乎法官的权威只能是官(权力)的权威而不是法的权威,这是农民畏惧权力之臣民意识介入该心理架构的结果。(应指出,该推理过程不是凭空进行的,而是将相关社会事实用逻辑方法有序化之结果。)这样,农民对法院判决的履行,更多的是因为该判决是法院(权力)作出的,而很少因为这是适用法律(或演绎法律规范)的结果。农民对法律的服从(应指出该服从只是形式上的)是对权力服从的结果,而非以法律为权威的结果。法律最终沦为权力的工具,[6]被置于权力的阴影之下。
  农民因此产生了这样的矛盾心理:因为畏惧权力而远离权力所以远离权力的工具法律并同时亲近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又因为别人畏惧权力所以亲近权力以规避法律,同时壮大自力以胜过其他个体之力。这样,法律就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在后者,极易产生“拉关系,走后门”现象,造成权力对权利的侵犯,破坏法律所规范的并表现出一定伦理意义的社会秩序,导致社会不公平和人们道德评价失范,进而加剧了人们对法律的怀疑、疏远和权利意识的萎缩,如此便陷入恶性循环,破坏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平等人格基础。可见,该心理习惯不仅具有依附被动型人格特征(权力臣民意识),缺乏独立自主型人格特征(作法律的臣民和权利的主人),而且具有破坏性人格特征(权利意识缺席)。
  权力臣民意识介入下的农民法律意识架构,不仅使农民的行为取向于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而且形成了支持该架构运行的舆论环境。在日常生活中,一旦谁破坏了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或运用了与之相冲突的法律,舆论就会站出来制裁冒犯者。首先是意见制裁——“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的谴责和赞许就是生活的主宰”{2}(P.69),然后是交往制裁——“人们可能拒绝协作使冒犯者失去外界的朋友和他们习惯了的社会关怀”{2}(P.64),使冒犯者在当地的行为支持系统被破坏掉。在此过程中,农民因破坏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其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却远远低于这种成本,基于利益选择,他们只能作出取向于传统伦理或乡土规范的行为,除非其破坏这种规范的收益大于或远远大于这种成本。这种行为模式具有巨大的暗示作用,它使得农民在不存在这种利益比较的场合,去服从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并非根据什么理由,而是由于他感到必须如此。……他被社会暗示困住了”{2}(P.114)。这就是农民法律意识的内部架构在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相统一意义上的博弈过程,亦是其运行机制和存在形态。
  这种心理分析的意义在于:避免将农民法律意识淡漠的原因简单地因而也是不负责任地归咎于所谓的各种传统,从而为以农村经济对农民家庭和行为的规定性为突破口,演示各种传统在农村中得以“存活”之机理和现代文明在农村中得以“成活”之因缘,并导出觉醒农民法律意识的意义和途径。基于这种心理分析,对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成因的探析遂成为对其内部架构、运行机制和存在形态成因的探析。
  二、农民法律意识现状的成因
  笔者接受这样一种观点:“社会心理学的现象可以理解为包含有本能结构(主动或被动地)适应社会经济状况的过程。从某些方面来说,本能结构本身是生物学上的给予物;但它具有高度的可变性,最终形成的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归于经济状况。家庭是关键的中介。通过它,经济状况对个体心理施加影响”。“家庭是社会的心理媒介”{3}。下面的分析,将依此脉络进行。
  中国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制度的最大一个特色是将家庭本身作为经济组织形式而纳入经济制度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启动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按钮……最终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强大动力。”[7]该制度将农民置于市场之中,极大提高了农民的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意识,但由于存在着与该制度相伴随的以下经济状况,[8]其在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方面至少就目前而言要逊于前者。

爱法律,有未来


  首先,在该制度下,国家对农地使用权多用政策调整,缺少操作性极强的法律制度的支持,导致农民通过契约转让土地使用权进行资源组合受到限制,使农民于最有感情之土地缺少对法律的利益感受。另外,家庭的分散经营、社会对农业技术供应不到位、农民对土地的利用固守传统种植农业的思维模式、很多农村因地缘不佳缺少城市市场的有力支持等,都导致土地产出有限,农民很难从土地获得较大利益(近年来农民的弃耕现象说明了此点)。有限的利益使农民对土地产出的市场交易行为大部分是在同一社区内用简单交易方式完成的。从而他们的经济行为预期和利益算度依靠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即可,毋须借助法律这种制度资源。
  其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的大批剩余劳动力,一部分涌进城市成为“民工”,一部分则涌进了乡镇企业,[9]但他们的户籍依然在农村。于是农民工的经济要求只是获取工资这么简单,没有城市人诸如住房、医疗、保险、养老、福利等一系列复杂的经济要求,和雇主之间经济关系单一。这种简单的经济要求和单一的经济关系同样使法律很少成为农民进行经济行为预期所依赖的制度资源。
  从以上两点分析可以看到:农民面临的简单的经济关系使农民亲近法律还缺少利益的驱动,其所处的利益格局尚不足以刺激他们自发的权利觉醒。因为人们自觉地呼唤法律“无非就在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或利益的实现”{4},而法律对该目标的实现是以权利为手段的(这也是本文有时将“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互用的原因)。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由于所处经济关系相对复杂,且一部分农民经营企业形成了企业家群体,其经济行为的复杂性要求他们更多地依靠法律进行行为预期。这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比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高的一个原因。
  在完成对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伴随的经济状况对农民法律意识影响的考察后,笔者将进一步深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组织形式即家庭的内部,考察农民家庭现状对其法律意识的影响。
  首先,中国农民的家庭因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就了明显的生产职能,每个农民家庭作为完整的和基本的生产组织而存在。家庭的内部关系成为维系生产力诸要素组合状态的协作关系,个人在婚姻家庭中的角色首先被赋予因个体差异包括性别差异而形成的劳动分工意义,家庭成为生产共同体的经济学意义被强调。对于大部分农村,现阶段农业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尽管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妇女参加农业劳动的机会增加,但终究不能消除男子在农业劳动中的性别优势。于是,在夫妻双方都不外出打工的情形下,妇女家务劳动的机会更多(妇女在这一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夫妻关系便成为一种经济资源优势互补关系,很自然地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持家格局。但男子在此格局中的优势大于妇女,使本来具有经济学意义的持家格局赋予了男子对家事的决定权力,同时造成妇女的依附。父亲的权威在家庭中得以树立和维持,妇女和孩子则要服从这个权威。对这个权威的不服从,势必造成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从而极大地破坏家庭的生产职能,使家庭中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处于危险境地。
  可见,家庭中父亲权威的存在,使人们从小就养成了服从权力的心理习惯,阻止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个体得以消失在家庭共同体里。同时,这种格局对每个人生存状态的重要性又使农民特别强调该格局衍生出来的家庭(或家族)伦理,而几乎每个家庭都是这样的格局,使得家庭伦理对人际关系的调整从家庭内部扩大到家庭外部,表现为以家庭伦理规范为主体的传统伦理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广泛调整。这正是以家庭伦理为其道德结构核心的儒家文化的色彩。于是,笔者发现,即使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中国农村经济也能容易地滋生出类似儒家文化的伦理规范,从而儒家文化得以被农村经济状况滋养并深入影响人们的行为,儒家传统得以存活。而儒家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轻法”。
  需要指出的是,农民经济状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农村经济状况颇似自然经济,与之相应的儒家文化形态尽管在“文革”中屡遭批判,但依旧“皮生毛附”,为广大农民所不自觉遵守。现今广大落后农村的经济状况,与上述情况亦可谓“何其相似乃尔”。但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农民的行为更多地与市场相联系,表现出市场经济的特征,儒家文化彰明的伦理规范遂表现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趋势,将对农民行为的调整部分让予法律。这也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较高的一个原因。
  其次,生产工具的技术进步,使得核心家庭得以独立完成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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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美)E·A·罗斯.社会控制(M).秦志勇、毛永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埃里克·弗罗姆.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与作用(M).转引自周晓虹主编.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陈云生.权利本位价值模式的历史命运(J).广西法学,1998,(4).

{5}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5.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6}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7

{7}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8}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0}(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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