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地方政府法治化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突破口
【英文标题】 Legality of Local Government is a Breach for Constructing Socialist Legal State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分类】 地方自治法
【中文关键词】 依法治国;地方法治政府;程序;责任;制约
【英文关键词】 Administrate a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Local Government by Law;Procedure;Responsibility;Check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0)06-034-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6
【页码】 34
【摘要】 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突破口。地方法治政府的形式要件是地方政府行为程序化:实质要件是建成责任政府:精神要件是民本理念。这是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三个相辅相成的有机组成部分。
【英文摘要】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concerning rule of law is a breach for constructing socialist legal state The formal ele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by law is the proceduralized act of local government The substantial element is to const ruct a responsible government The spiritual element is the notion of citizenism They are the three component parts which supplement and complement one anoth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by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426    
  在我国一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革命正全面地进行着。但是由于我国传统社会条件和现实状况的某种限制,社会理念中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因此,我们的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如果说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的话,那么,在这项宏伟的系统工程中,当前必须寻找出一个关键的突破口。
  一、治政府
  法治相对于“人治”其基本含义是以法律为统治。法治的思想最早见之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P.199)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产物,并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基石。二次大战中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事实,促使学者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离开了法治,自由和民主就无法扎根。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就是站在这个高度来认识法治的,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大师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则把法治作为自由的一个主要保护机制来论述。
  法治是法律追求法律秩序的一种价值体现。在西方社会中,法律秩序已从其他社会秩序中凸现出来,成为主导秩序。法治就是将法律秩序置于政治秩序之上,形成法大于权、法高于权的基本态势。哈耶克指出:“由于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限制,这当然也包括对立法机构的权力的限制。”{2}(P.260)这就是说,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法治为原则政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以法律为限制。在西方社会的历史中法治政府正是在法律秩序逐渐在社会秩序中占主导地位的情形下出现的,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在它的背后有着西方源远流长的文明作为支撑。
  在现代政治学中,“政府”大体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政府是指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代表国家的一个政治主体,它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狭义的政府仅指国家权力系统中的行政分支。根据这个逻辑,法治政府的含义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这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法治政府意味着政府一切权力的来源和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受制于法律,其典型形式是现代宪政体制,这是资产阶级早期革命的一个主要目的,也是资本主义政府制度架构的表现形式,它包括分权制衡的确立,代议制的形成、选举制的巩固等等。资产阶级宪法规定了政府在形式上是有限的,哈耶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任何配置和分配各项权力的宪法,都必须限制所有权力机构的权力。……”{2}(P.223)
  在国家权力系统中,各种权力的运行方式各有特点。立法权行使的主要方式是开会,这种方式决定了立法权在运动中对社会的变化反应较为迟钝,司法权的行使方式主要是审判,这种方式决定了司法权对社会的变化反应较为被动,行政权的行使方式主要是面对社会执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它与社会是面对面的关系,对社会生活变迁的反应较为敏感,它具有随社会事务变化而变化的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狭义法治政府的实质,就是意味着对行政权的限制和制约。
  由于资产阶级曾经饱受过封建君主任意蹂躏之苦,因此,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架构中,对行政权的制约机制主要表现为如下特征:(1)控权主要发生在国家机关之间。行政权的存在完全来自于法律,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完全控制了行政权的范围、行使手段等,行政权一旦超越法定范围,将受到行政审判或司法审查的严格制约;(2)控权是一种公法控权。即行政权受行政法控制,行政法属于公法范畴;(3)控权主要是一种实体控权。在当时的法律中,“对政府行政权的规定大都体现为羁束的行政权”,而非自由裁量权,即对行政权的法律控制主要表现为实体控制,注重详尽细致的行政法实体规则的制定,并要求行政机关严格执行{3}(P.141)。
  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事务的复杂化程度的提高,行政权呈现出扩张的态势,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系统的各种权力地位有所改变。20世纪60年代,英国首相已从“同辈中的第一人”一跃而成为“民选的国王”。在美国,总统成为权力的中心,其权力扩张主要表现在国会授权立法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总统行使立法否决权的次数也增多,总统的外交权也日益膨胀,从而造就了一个“帝王般的总统”。因此,政府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保证政府法治化在形式层面的实现,此时的行政控权机制增添了新的内容,主要有:(1)形成社会控权机制,主要表现在舆论尤其是新闻自由对行政权的控制,形成了“权利制约权力”的架势;(2)注重社会法控权机制,这主要表现在管理的活动中,尤其是对经济管理中,行政相对人也作为契约的一方参与管理,从而使行政活动受到社会法的控制;(3)加强程序控制机制,二战以后,各国纷纷制定行政程序法,侧重于合理设计行政主体的正当程序,通过程序的公开与公正来实现控制行政权的目的;(4)推行各种行政改革,或通过行政分权的形式,适度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或把行政职能委托给社会组织,或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来抵制日益加深的官僚主义。
  由此可见狭义的法治政府是建立在广义的法治政府形成的基础之上的。
  二、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现状分析
  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变迁中,依赖人格化权力所形成的礼治秩序和依靠伦理道德所形成的德治程序占主导地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是周期性王朝更替的历史这种周期性的王朝更替没有打破社会秩序的格局却凝聚成超稳定的政治结构,再加上农业经济为基础,这就形成了一种抗干扰机制。尽管社会系统外部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起义和战争,但都无法冲破社会系统内部的稳定程序。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格化权力所形成的秩序首先表现在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行是以皇权为核心的,皇帝一人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这种权威来自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所构筑的礼治秩序。其次这种人格化的权力所带来的秩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里,它不仅以国家权力为依托,而且通过社会权力来实现。它维系着社会的运行和延续,成为社会秩序中的一支强大力量。这种秩序的特点是强调控制和服从,并进而试图控制经济和文化等资源,它的后果是社会停滞、技术停滞。西方汉学家就有人认为“中国的技术停滞是极权控制的后果”{4}(P.225-226)。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特点深深地渗入到中国文明之中成为中国社会运转的一个文化根基。
  自19世纪中叶以来我国在外部力量的猛烈冲击下被迫打开了通向现代化的大门。中国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的,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特征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保证,也是对衰落秩序的一种回应。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当然,革命的成功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更为复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摆到中国人民的面前。一方面经过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洗礼以后以铁一般的纪律和服从作为社会的重要整合机制开始初步形成,另一方面,发展经济成为新中国的一个迫切任务。苏联利用国家政权力量,通过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取得辉煌成绩的事实,吸引着当时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就成为一个别无选择的战略选择。这种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发展经济,是通过革命的道路走向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共同点。革命后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政权对社会控制的模式,经过几十年的运作,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新的“传统”。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意味着原有的模式正在解体,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成定势的情况下,我们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
  问题是在中国的历史中,法治一直都没有在社会秩序中占据过主导地位,而在现实中,现代化的发展却面临着公共权力失范、市场经济紊乱、社会关系无序的现象。我国的问题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里,要进行法治建设,最为重要的是对公共权力的制约。由于我国推行计划经济时,仰杖的是政府的作用,我国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借助的也是政府的力量。从发展逻辑上看,我国的法治建设必须从政府的法治化入手,而且必须从建设狭义的法治政府入手,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更是法治建设中的重中之重。从策略角度来讲,我们的法治建设还必须坚持分步走的战略,即在当前首先要以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作为突破口,逐步建立起法治政府体系,然后加强对广义政府的法治建设,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同时与建设社会层面的法律秩序相互呼应。
  为什么以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作为突破口呢?首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地方政府所暴露出的问题足以提醒人们要关注对它的制约。这些问题表现在:地方政府领导人,尤其是“第一把手”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乱决策浪费国家资源的现象日益突出,地方政府个别领导人与黑社会相互勾结也时有报道,甚至个别地方出现整个政府体系垮掉的现象。其次,有利于正确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政治体制长期得以有效运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利用中央权威制约地方,当前,中央的清政廉明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国家正处于一个深刻变化的阶段,如何既充分利用传统政治资源又发挥中央权威,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不管权力的重心向哪一方面偏重,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地方政府法治化这个问题,难免重蹈复辙,也无助于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三,地方政府处于法治的最前沿,最面广量大,最直接面对社会,最敏感地影响到中央的权威。地方政府形象不佳,在民众心目中丧失的是整个政府的权威。其四,中央的法治方略需要地方政府的执行,中央的法治决策需要地方政府的贯彻。因此,地方政府的法治化程度,关系到整个国家法治的实现程度。
  问题是如何加强地方政府的法治化建设。就总体而言需要对地方政府法治建设设置动力系统即有必要采用“推压”的战略。“推”是指各级地方政府所面对的最广泛的社会主体,在法治建设中所形成的推力,“压”是指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强有力的领导,在地方政府法治建设上所形成的压力。“推压”战略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尤其是通过基层民主的建设为“推压”战略奠定基础,并逐步积累民主的经验。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社会主体拥有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并逐步完善实现这些权利的程序、方式和制度性的规定。在此基础上,为地方政府法治化设定一个切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3}谢晖.行政权探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4}转引自王宏昌.国家论之续编(J).读书,1999.
{5}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6}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1993,(1).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5426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