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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论从重处罚与刑事实体公正的关系
【作者】 刘炎 刘才光【作者单位】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从重处罚;严打;刑罚公正
【文章编码】 1009-9093(2002)02-0012-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2
【页码】 12
【摘要】

本文拟通过对在严打中的从重处罚的阐述,提出即使是严打,从重处罚也要求刑事实体公正。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0264    

在治安事件频频发生、刑事犯罪日趋猖獗,尤其是黑恶势力日趋嚣张的背景下,通过严打整治社会治安和遏制刑事犯罪高发态势,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严打作为颇具中国特色的控制刑事犯罪之非常策略,强调的是“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在这中间“从重”是一个核心要素,也可以说是最具严打特点的内容。然而,严打中从重处罚刑事犯罪,是否会对刑事实体公正产生影响,这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它关系到刑事法律目的的实现和刑法任务的完成。

一、从事处罚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

在讨论之前,应当确定本文所要讨论的从重处罚的概念。这里所讲的从重处罚,是一个广义概念,是指严打斗争的一个要求,即对严打确定的打击对象,依据政策和法律对犯罪人实施严厉刑罚的一种手段。它包含依据刑法规定的法定情节对犯罪人从重处罚的情形,也包括按照政策对特定犯罪科以严厉刑罚的情形,其政治意义在于通过严厉刑罚达到治理与预防犯罪的目的,保护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个定义,是我们讨论这个命题的前提。本文若无特殊说明,均采本旨。

一件事物总有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作为严打核心内容的从重,也有其特殊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一般认为,犯罪是文明社会的野蛮现象,社会对犯罪的反应方式具有多样性。其中,有国家代表整个社会作出的正式反应方式,也有社会有机体自身对犯罪作出的各种非正式反应方式。刑罚无疑是国家代表社会对犯罪作出的最严厉的正式反应方式,而来自社会道德的谴责、被害人和社区的反应、亲友的疏离、舆论的批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压力等等,则是社会对犯罪作出的非正式反应方式。迄今为止,囿于国家本位的历史传统,刑罚仍然是我们对犯罪作出的最主要的反应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犯罪的总体态势不容乐观。从最近披露出来的情况看,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刑事案件发案总量居高不下,重大、特大恶性案件持续发生。因而,严打再一次成了必然的刑事司法选择,以期借严刑峻罚收“禁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的预防效果。

不难看出,现时阶段开展的严打,最根本的是一种依据形势的不同变化特点,在刑事政策上采取的一种应对策略,它的政治意义一般高于法律意义,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或者说是政策指导下的法律行为。“从严打大的方面看,主要表现为政治行为;从具体实施上来看,主要表现为法律行为。严打的政治性,具体表现为党中央作为严打的决策和启动主体;地方党委对严打的直接领导;严打的运动性;等等。严打的法律性,具体表现为公检法作为严打的实施主体;严打的对象是严重刑事犯罪等方面。至于严打的政治性和法律性之间,则是政治性为主,法律性为辅,政治性推动法律性,法律性支持和实现政治性。”作为严打核心内容的从重,正是这种政治指导下的法律行为与刑法规定相协调的产物。一方面,从重必须适用于政策上确定的打击重点,另一方面,从重还要“依法”,必须依法保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能无限“上纲”,对所有犯罪都从重处罚,更不能法外施刑。

从理论上说,严打中的从重与刑罚的价值、功能、目的有着紧密的联系。人们常说:“伟大的思想引导伟大的实践”,在这中间,伟大的思想就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追求。刑罚也具有这样的一种内在价值追求。尽管历史上对于刑罚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诠释,但一脉相承的都离不开刑罚合法化“暴力”的特性。刑罚是以暴制暴的手段,是强制力为后盾的惩罚手段等等。这些都充分表明,刑罚之所以存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的惩罚性,它是以一种合法的暴力达到减少、预防犯罪,维护社会安定的目的。作为严打中的从重,可以说是刑罚内在价值的外在形式表现,它的价值也同样是惩罚性,且这种惩罚性由于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程度往往更重、更为严厉。因为在这一特定时空条件下,犯罪的危害性程度较正常时期而言更为严重,换句话说,也就是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更加剧烈,社会危害性更大,因此,从重处罚也就在所难免。同时,刑罚的功能,除了惩罚犯罪外,还表现为对一种被破坏的秩序的恢复与修复。实施刑罚一方面剥夺犯罪人再次犯罪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期望使被犯罪人破坏的社会客体自行恢复修复。这种现象强烈地表现为惩罚犯罪后给被害人及其关系人身心上极大的安慰与满足,让被害人及其关系人感到正义、公平,而不致于以同态复仇的形式以暴制暴,以维护社会的基本平衡。严打中的从重,正是从这个角度体现了这种刑罚形式的价值。

二、严打实务中从重处罚与刑事实体公正的反差

严打斗争中的从重处罚,是在政治指导下法律行为的一种表现。由于执法者对政策的理解不同,在实施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在刑事实体上采取一些不同的作法,甚至出现有违刑事实体公正要求的现象。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受政策导向的影响,情感因素很容易渗入到司法实践之中。人们常冒出这样的想法:都在搞严打了,为什么不多杀几人,多重判几个?这一想法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刑事政策尤其是严打政策的不同理解和诠释。实际工作中,有相当多的执法者认为,严打只是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政策,并不存在于从1983年开始严打以来并且将延伸至相当久远的一个相对漫长时期中。因而,表现在实践上,往往就是对严打期间(特别是严打集中统一行动期间,如1983年、1996年)受理的案件“从重”处罚。而严打之后,一些因素又会促使从重的比例下降。从现象上看,也就出现了刑罚幅度始终处于一个波浪起伏曲线之中的问题。而这种曲线型的波动,又进一步加固了人们看待严打中从重刑罚的心理,进而在社会治安混乱时,再度引发各阶层对严打的期待与渴望。如此循环反复,使刑罚活动总在高低之间走动,丧失了刑罚应有的均衡。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起伏多变的刑罚活动,还使刑法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受到了很大影响。从1983年的严打和1996年严打集中统一行动来看,各级法院判处的案件不可谓不少,刑罚也不可谓不重。然而,事隔四年,一场严打整治斗争又展开了,其确定的重点打击对象也与前两次严打基本相似。从一些地方调查情况看,人民群众对这次严打整治斗争是寄予厚望的,一些群众甚至希望这次严打与1983年严打一样,能由党委直接领导,变通、改变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程序性限制,使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迅速得到剿灭。这种情感反映,一方面,说明大众对运动式执法的依恋,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刑罚观上从重曲线的变动,使得群众在意识上形成了“严打就是要从重,只有从重才能达到惩罚犯罪”的简单逻辑。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种群众性的感情反映很容易引入到司法实践中来,形成情感化的司法现象,这种情感化的司法现象,使得“义愤”、“民愤”很容易在刑事实体处理上找到自己位置,甚至代替其他法律标准的位置。这是我们在严打中必须十分警惕和防止的一个问题。

政策性导向的影响,还可能深入到个罪处刑的不均衡。严打强调的是打击一部分重点犯罪。而这类犯罪之所以被列为严打重点,是从整个国家宏观面上的治安形势或者一个地区的治安形势上加以把握的,并按照各地不同的司法资源特点提出相对的策略。从方法论上讲,这是一种工作安排或者工作方法。工作的方法和安排,对于每一起具体案件的实体处理而言,只具有指导意义。因为,犯罪行为的差异性并不会随着工作重点的调整而有所变化。然而,事实却容易导致两个方面的情况和结果:一是政策重点的不同,在使一些罪案从重量刑现象上升的同时,极易人为地造成整体刑罚趋重化。这一点,可以由不同地方确定不同的政策体现出来。一些地方根据上级的指令,“结合各自的工作特点”所确定的打击重点,使原来范围极其有限的重点被泛化了。最高法院领导曾指出,在这次严打整治斗争中,各地必须实事求是地研究确定打击重点。而一些地方却不顾规定,将交通肇事罪等强行拉入到重点打击的范围之内。这样做,貌似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实质上却是加重了整个刑法执行过程中刑罚重刑化的趋势。这种作法不仅不是真正的严打,而且有违中央开展严打的初衷。二是政策重点的不同,还使具有相似特点且在刑法规定相近刑罚的犯罪行为之间的量刑平衡被打破。一些被重点强调打击的犯罪,其从重率会直线上升,而与此相类似或者相联系的、在刑罚上具有可比性的、却不是打击重点的犯罪的量刑幅度,可能没有变化或者只有少许变化(类似于经济学上的“拉动效应”)。此时,由于社会危害性相近等可比性原因而经立法者规定同一刑罚幅度或者在同一类罪中量刑应当一致的不同犯罪,就有可能被加以不同的刑罚,使原有立法意义上的平衡失去了意义。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罪和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的抢夺罪,从总体上讲其社会危害程度大抵相当,立法者对这两罪所确定的刑罚也基本相同,都规定了诈骗或者抢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和“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三个相同的量刑档次。而抢夺罪从几次严打集中统一行动看,均被列入重点打击的对象,而诈骗罪则不然。实际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社会舆论往往要求法院重判抢夺罪,甚至要求尽可能降低抢夺财物的数额标准,以适应“严打的需要”,而对诈骗罪则没有这种要求。一旦执法者支持,默许这种重判抢夺罪的要求,势必引起刑罚适用上的不平衡,最终也必然有害于刑罚的公正。

从重处罚在实践中与刑事实体公正产生反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它可能使同一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由于在不同时期处理而导致量刑上不平衡。由于工作流程的关系,起诉至法院审判的刑事案件,多数是在严打集中统一行动重点打击对象公布之前发生的案件(当然也有少数“顶风作案”的案件会迅速起诉到法院)。为体现严打;各级法院一般会按照政策规定,对这些案件从重量刑。而真正需要从重处罚的案件,如在严打期间发生的重点案件,很可能在严打之后才能起诉到法院,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保持严打政策的延续性,则取决于执法者对政策的理解程度,这里难免存在疑问与风险。特别是,有些属于打击重点的共同犯罪,同案犯一部分在严打期间逃逸,而事后被抓获、审判的,其所受的刑罚可能就明显低于在严打期间被处罚的同案犯。在刑事实体处理上,这样的作法就难谓正当了。

三、在严打中构建正确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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