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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职务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副标题】 从厦门特大走私案谈起【作者】 刘炎 刘才光
【作者单位】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厦门走私案;职务犯罪特点;成因;对策【文章编码】 1009-9093(2003)01-0008-04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3年
【期号】 1【页码】 8
【摘要】 本文结合近几年来职务犯罪状况,从厦门特大走私案中暴露出来的腐败问题,探析职务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并对如何从源头上予以预防和治理提出了几个方面的构想。本文认为,当前职务犯罪一个突出特点是大要案数量明显增多,犯罪金额越来越大,涉案领导干部级别越来越高,有的案件同时涉及多个部门或多个环节,从而形成“窝案”、“串案”。遏制职务犯罪必须实行全方位的社会控制和综合治理,从腐败发生的机理出发,在立法上完善惩治犯罪的措施,同时要加强对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从内心提高自我约束力,增强防腐拒变的能力。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0312    
  职务犯罪是国家公务人员违反公认的社会准则,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一种腐败犯罪行为。可以说,有权力的地方就容易滋生腐败,职务犯罪的特征是权力的滥用,并表现为权力与金钱或者其他利益的交换,使公共权力蜕变为私人工具,权力的公共性特征丧失殆尽。其本质而言,实际上就是权力的异化。
  职务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危害最大、最难根治的顽症之一。对职务犯罪的打击与预防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课题。本文仅就近几年职务犯罪状况和厦门特大走私案中有关职务犯罪给我们的警醒和启示,作些探讨。
  一、当前职务犯罪的形势十分严峻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由于新旧体制的转换,以及个体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等因素,国家公务人员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正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一部分国家公务人员在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经不住考验,以手中的权力作筹码,堕入犯罪的泥坑。从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看,当前职务犯罪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1、大要案数量明显增多,犯罪金额越来越大,涉案领导干部级别越来越高。据有关部门统计,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1998年为35084件,1999年为38382件,2000年为45113件,2001年为36447件。过去贪污贿赂数万元可称为大案,而现在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也屡见不鲜,而且受查处的涉案人员的级别越来越高。根据中纪委公布的一份数据,在全国纪检监察部门查处的案件中,省部级以上干部1998年为12名,1999年为17名,2000年1至11月份就达21名。仅厦门特大走私一案,就涉及厦门市、福建省、甚至国家部委的许多机关,包括党政、海关、金融、税务、港监、边防等部门以及一批国有企业,涉案人员共有600多名,有近300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涉案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30多人。这个案件所涉及的领导干部之多、级别之高,涉案金额之大,犯罪情节之恶劣,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令人震惊。
  2、职务犯罪往往同时涉及多个部门或多个环节,从而形成“窝案”或“串案”。厦门特大走私案,以赖昌星为首的远华走私集团和其他犯罪分子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疯狂地进行犯罪活动,走私货物价值高达530多亿元,偷逃关税人民币300多亿元,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他们之所以如此嚣张,靠的就是一伙腐败分子的纵容和保护,特别是一大批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充当他们犯罪的“保护伞”。如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明知赖昌星集团进行走私活动,却为其提供方便,致使厦门关区走私泛滥,海关关员腐败大行其道。据统计,厦门海关涉案人员160多人,占海关总人数的13%,仅东渡办事处就有50多人涉案。东渡办事处同益码头科室人员仅8人,从科长到办事员均涉案被判刑或被处分。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经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办案人员,居然在履行职责时也涉嫌受贿、渎职犯罪。这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更具有危害性。
  3、“三机关一部门”(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犯罪现象日趋严重。仅厦门特大走私案,就涉及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有关人员200多人。正是上述“三机关一部门”一些人经受不住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的种种诱惑,放弃职责,支持、包庇他们的犯罪行为,才使得厦门关区走私犯罪愈演愈烈。在党政机关方面,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刘丰收受走私集团贿送的巨额钱财,向公安部门施压,放行被查扣的走私货物;向国有石油公司施压,为赖昌星集团走私成品油提供仓储条件。刘丰对赖昌星提出来的要求,不管是不是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从不推辞。在口岸管理部门,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收受赖昌星钱物折合人民币100多万元,并由赖昌星出资为其包养情妇。杨前线也应赖昌星要求同意厦门海关部门在海鑫堆场设立“监管关”,并安装与海关联网的电脑网络设备,使赖昌星走私集团得以利用海鑫堆场大肆走私香烟、汽车、化工原料等货物,总案值达100多亿元。在执法执纪部门,厦门市国税局原总会计师兼稽查局原局长李鹭琪收受赖昌星等人贿赂折合人民币70多万元。李鹭琪放弃职责,明知赖昌星涉嫌走私违法犯罪,却从未对其所办公司进行税务稽查,也未依法移交有关部门查处,致使国家巨额税款流失。
  4、金融部门中的职务犯罪现象突出。职务犯罪发生的领域,除“三机关一部门”外,在其它部门也不断发生,金融部门尤为突出。一些国有银行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收受贿赂,违规放贷,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在厦门特大走私案中,工商银行厦门分行行叶季谌多次给远华公司贷款,金额高达2.3亿元。赖昌星等人给他以600多万元的“高额回报”。工商银行鹭江支行原行长陈克达收受远华集团贿赂后,先后于1997年、1998年两年间,在没有召开贷审会的情况下就先后贷给远华犯罪集团1多亿元人民币,至今仍有9200万元无法收回。
  5、受贿罪十分突出,受贿手段狡猾、隐蔽。在厦门特大走私案件中,受贿案件就有175件,占案件总数的62.3%。这说明在新形势下,权钱交易是干部队伍中腐败分子捞取不义之财的重要手段。从查处案件情况看,受贿手段除了收钱(索钱)办事外,犯罪分子还经常变幻手法,有的趁企业改制之机,收受原始股票、债券;有的利用出差、出国、买房装修、旅游等时机,要求、暗示他人“赞助”;有的以“借款”为名向对方索取财物;有的在逢年过节时,收受实为贿赂性质的所谓“礼金”、“红包”;有的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后,不直接出面,而指使其家庭成员收受对方财物;还有的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进行斡旋受贿。与此同时,收受贿赂还包含了其他利益,如“性贿赂”(送养情妇),“关连贿赂”(为权力者子女出国、经商提供方便)等。这些行为,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贿罪,但危害同样严重,甚至有过而无不及。
  二、厦门特大走私案中腐败现象给我们的启示
  从厦门特大走私案中有关职务犯罪情况看,虽然每个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说到底是由于他们忽视学习和世界观改造,精神空虚,自身意识薄弱,经不起外界的诱惑而导致的。赖昌星腐蚀国家公务人员的手段无非采取金钱、房子、汽车、美色等几种方式,但赖昌星对权力收购的成功,无疑给我们许多警醒和启示。
  首先,监督乏力是滋生权力腐败的重要因素。民主与监督是保障一个国家驶入现代化轨道的基本途径。虽然我们历来非常重视加强民主与监督,但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人治”传统影响,一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特权思想严重;以权压法、以权抗法、以言代法等,仍是一些部门和领导者的习惯做法;讳言监督,害怕监督的思想在一定范围内仍然严重存在。权力失去制约势必导致腐败。由于监督体系的不完善和一些领导者不习惯于接受监督,致使一些必要的监督流于形式。例如,腐败分子蓝甫刚调任厦门副市长不到两个月就多次出面施压,以权压人,越权管辖,利用身为副市长的特权,大肆索贿受贿。他在向某港商索贿未遂的情况下,就找赖昌星要到了30万澳元。,这种赤裸裸地谋取私利行为,竟然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他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其次,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膨胀,是产生腐败的思想根源。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受西方社会“个人至上”、“拜金主义”的影响,人生观“世俗化”,见利忘义,崇尚享乐。赖昌星连小学都没毕业,为什么能够在我们执法执纪的重点部位纵横无阻,公然违法犯罪而未受追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赖昌星他深知“官场”之道,对腐蚀拉拢干部工于心计,无所不用其极。赖昌星花巨资建“红楼”,许多政府官员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甚至连上班时间都泡在这里。对于一些比较“爱好”名声的领导干部,赖昌星则采取转送的方式,或者将金钱送给其关系亲密的人,或者以高薪聘其子女到远华集团工作,安排他们赴国外定居等,以达到送钱的目的。在送物方面,也十分讲究,汽车的牌照仍然挂在远华公司名下,房屋产权登记在远华公司或第三人的名下,此举也是在远华案件中许多涉案官员辩称自己并无接受贿赂的重要理由之一。杨前线、蓝甫、刘丰等一些“高官”更是在“红楼”尽情享乐,全然忘却了自己的身份和职责。江泽民同志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影响必然趁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相结合,滋长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等现象,对人们正确的思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冲击,也会侵蚀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队伍,甚至毁掉一些意识薄弱者。面对这场新的考验,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提高警觉性,对消极的、腐朽的东西,做到见微知著,防微杜渐。
  第三,忽视世界观改革,是导致腐败的内在原因。从厦门特大走私案杨前线、蓝甫、刘丰等人的蜕化变质过程看,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忽视了世界观改造,精神空虚,自身意识薄弱,经不起外界的诱惑和腐蚀。赖昌星之流正是找准了我们队伍中这些意志薄弱者,并极力迎合他们的低级需要,最终使这些人沦为他们的“保护伞”。赖昌星有一句“经典名言”:“不怕国家法律法规多,就怕领导干部没有兴趣爱好”。赖昌星所说的“领导干部的兴趣爱好”,实际上就是指一些领导干部放松世界观改造而追求的低级趣味。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认真解决领导干部世界观问题,不认真解决队伍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赖昌星现象”还会延续,新的腐败分子依旧会不断产生。
  三、从腐败的发生机理出发,提高对职务犯罪法律惩治的水平
  从厦门特大走私案中,我们不难看出,解决职务犯罪问题,严厉打击腐败现象,是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苏共亡党十年祭》的作者黄苇町认为,当前的职务犯罪行为,是一种“转型期腐败”,并认为其特点是:第一,权力仍较多地介入市场,为权钱交易提供了条件。第二,市场经济合同制改革不配套、不完善,给腐败留下了活动空间。第三,转轨过程中的不规则竞争,是腐败滋生的温床。第四,转轨中的政策措施,带有明显的短期性和权宜性,极易诱发腐败。因此,他认为“我国转型期腐败的存在有其必然性”。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客观、中肯的。因此,对于这种“转型期腐败”,必须通过严格的法律手段加以打击和控制。
  具体说,就是要确立与打击、控制“转型期腐败”相适应的立法思想,并在这种立法思想的指导下制定完备的惩贪法律,进而确保这种法律的严格实施。要进一步完善贪赃犯罪的构成要件或增设新罪,使惩贪法律密而不漏。我们建议,第一,取消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从厦门走私案暴露出来的腐败问题,我们发现有不少人善于钻法律的空子。在行贿受贿过程中,不是采取过去简单的“拿钱办事”逻辑,而是采用其他变相的方式进行。如有的领导干部借操办亲属婚丧喜事等大量接受下属或其他人的“馈赠”、“礼金”;在参加奠基典礼、开业典礼等庆典活动时接受各种贵重“纪念品”;平时或适年过节接受下级或“关系户”的名贵“土特产”等。所有这些,本质上都属于受贿,都是依仗其手中的职权实现的,但在接受贿赂的当时主观上或客观上并无“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目的的或行为。如果只是因此而不认定为受贿,只当作不正之风对待,将会为受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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