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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从《国家语言文字法》看台岛“拼音大战”
【作者】 何世全【作者单位】 福建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分类】 其他
【中文关键词】 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汉语拼音系统;通用拼音
【文章编码】 1009-9093(2002)04-0010-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4
【页码】 10
【摘要】

全国通用普通话,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语言文学法》颁布实施。普通话的形成,源远流长;汉语拼音亦经国际标准组织认证、联合国采用。台湾当局逆行倒施,挑起“拼音大战”,意在分裂祖国,破坏统一。本文以中华民族共同语言产生与发展的史实证明,《国家语言文字法》的出台与实施,意义深远非凡。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0272    
  语言文字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人类现代文明的象征。一个民族内部通用的语言,既是民族语言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民族独立的重要标志。2000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200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语言文字法》,则第一次以法律形式为中华民族共同语言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的总结,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语历经数千年文明历史发展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独立自主意志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部法律公布与实施,具有空前的历史意义。
  《国家语言文字法》第三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文字”;第十八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这些规定,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第十九条)规定的延展,而且使之更为具体完善,从而在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促进社会交往,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应该说,这在台湾地区,即使目前两岸政治严重对立,但同宗、同族,共同使用中华民族通用的语言并无歧见,尤其在汉语拼音获国际标准组织(ISO)接受中国申请予以认证后,1986年联合国公布决定,中国地名、人名的英文拼写,全部采用汉语拼音模式;现在全世界15亿华人及大多数国家也都依照这个决定认真实行这个规定;这即使在台湾,风云多变,在国民党即将下台前夕,其“行政院”还曾召集多个部门开会,对大陆在科学和历史总结基础上研究发明的汉语拼音达成共识,决定全台采用汉语拼音系统。然而,随着台岛政局动荡,民进党上台执政后,台“教育部”突然宣布废弃“汉语拼音”而决定实施自行炮制的所谓“可与乡土语言音标相容”的“通用拼音”。于是台湾一些重镇,又将其各道路口刚刚刷新的路牌,改用“通用拼音”拼写。如“高雄”拼为“Gaushiung”(汉语拼音为Gaoxiong),“台南市区”拼为“Tainanshrchiu”(汉语拼间为Tainanshiqu),“台南航空站”拼为“Tainanairport'(汉语拼音为Tainanhangkongzhan),“路竹交流道”拼为“Lujulnterchange”(汉语拼音为Luzhujiaoliudao)。面对这些别出心裁的路牌,如今不但外国人看不懂,连中国人也不知所云。再如中国第一大姓“张”,用汉语拼音为ZHANG,台湾的“通用拼音”则为JHANG。假如张姓一家分居岛外,其“护照”上的“张”,台湾拼为“JHANG”其他则为“ZHANG”,不但外国人看不懂,连中国人自己也莫名其妙,甚至怀疑这一家是否同室、同宗。
  应该承认,台湾地名、人名的译音一直较混乱、随意,先是在使用“罗马拼音”同时,混杂使用威妥马氏拼音、邮政拼音等,继而“汉语拼音”、“威氏拼音”混用,接着又改为“通用拼音”。但应该承认,台湾使用“汉语拼音”之后,这种混乱现象,始得渐渐克服;而“通用拼音”公布之后,“混乱”重又开始。这即使在台湾亦遭同岛群众,甚至某些当局的强烈抵制。难怪高雄用了“通用拼音”,群众称之“令人晕头转向”,台北则坚持不改。台北“民政局”指出,如果地名用台语读音,再以“通用拼音”拼成英文,当外国人问路时,就会出现“鸡同鸭讲”的尴尬的情景。如台北“大龙街”用汉语拼音译成英文是“Dalong”,若用“通用拼音”将台语译成英文,则会变成“Pronpon”,这就是台湾本土人也难以读懂,不仅失却了语言为人类交流工具这一重要功能,而且台湾缘于此而不断引发“拼音交替大战”,硝烟弥漫,其影响远远不止于台岛,甚至波及东南亚及其他世界各国,更在两岸关系中,涂上了重重的一笔。
  一、推广普通话、汉语拼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地土辽阔,自古就存在着不同的方言。三千年前的孔子,出生于春秋时代的鲁国东陬(zou)邑(今山东曲阜),弟子遍布中原一带。但他要教学,要交流,就必须有来自各地的弟子都能听懂的语言。《论语》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雅言”是共同的语言。孔子当时用“雅言”诵读《诗经》、《书经》,执行礼仪给他的学生释义、做示范。“雅言,也可算得上当时最早的“普通话”了。
  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以秦国的文字统一六国的文字,实行“书同文”。这在当时巩固政权、稳定秦朝天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实行中央集权,就必须令地方与之保持一致,上下文书来往,不仅文字形式相同,用文字写成的书面语也要相同,否则公文不通,政令难行,其后果则不言而喻。关于这方面的史实,至今尚存秦代刻碑及器物上的铭文可以考证,应该说,这些都是当时的书面共同语。
  随着时代发展到汉,出现了“通语”与“凡语”(见西汉杨雄《方言》)。《方言》是我国最早讲述方言的专著,它就是用“通语”解释各地方言的。书中提到的“通用”、“凡语”、“通名”,指的就是当时各地都能够通行的语言。假如说它们与“雅言”有什么不同的话,虽然现在尚无更多资料可供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时“通语”、“凡语”的兼容性要比“雅言”大。这部专著的出现,证明了中国至少从春秋战国起,在正式交际场合,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大家都要遵循的共同语。
  有共同语,当然就有共同的语音。这些共同语的读音,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很难考证。但是隋唐之后的历史事实,却可以考出“同音”的演变过程,这是无疑义的。
  隋唐时代,人们开始崇尚诗词,而诗词以讲究“正音”为首着,因此各种韵书即应运而生;后来受诗词的影响,连写文章都考究正音,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其时所谓“正音”就是人们公认的读音,继而甚至有了官厅颁布的韵书。不可否认,在当时,文人学士吟诗作赋,都以精通韵律而自诩,而正音、韵书的风行,又从客观上起了推广共同语言的积极的作用。之后,我国古代北方及西北各少数民族(历史上统称为“胡”),自“五胡乱华”始,胡人一度主宰中原,胡汉融合,混杂而居。为了与汉人交往,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北魏皇帝规定胡人要以最快速度学会汉语。据《魏书》卷十二载,孝文帝曾诏令:“今欲断诸北语,一以正音,年三十以下,习性已久,容或不可猝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言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这里所称“北语”,即胡人方言“鲜卑话”,俗称“胡语”,又称“胡言”。朝廷要求如此严格,三十岁以下官员敢不说汉语,就得罢官降职。于是胡人学说汉语一时蔚然成风。后来历史曾有“胡言汉语”之说,更有“胡言乱语”典故(意为胡人说汉语,不免怪腔异调,遣词造句生硬别扭)。延至顾炎武,于其《音学五书》中亦忠实地记录了北朝时期,北人南迁的语言变化:“河淮南北,夹杂胡言、声音,当自此始。”亦可佐证。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然而,真正为民族共同语正名,称之为“天下通语”的,当在元代。明清时代称之为“官话”。后来,人们也都以讲“官话”为时尚,并以之凸现其身份、地位,百姓也渐渐以讲“官话”为荣。如此沿习变革,中华民族共同语约定俗成,在中华大地以其强劲的力量得以普及。辛亥革命之后,民族共同语正式命名为“国语”。台湾省至今沿用“国语”,并以之为民族共同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定名“普通话”。
  由此可见,普通话的产生,源远流长,乃与中华民族发展一脉相承,有着直接的必然的关系。假如今天不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则只能说是违背了客观实际,更是背叛了历史。
  二、制定汉语拼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无庸讳言,现代民族共同语言是古代共同语的延续和更新,它既有古代共同语的特点,但又与古代共同语有别。这就是现代共同语不再是少数人的共同语言。但是古代共同语的标准不明确,因此现代共同语必然要求有明确的标准,从而使之便于学习、推广,成为真正的共同语言。这可以用历史事实予以证实。
  历史证明,从春秋战国时期起,民族共同语已渐为社会所共识。人们在遵守这一自然法则的同时,自然要求有一种具有权威性的语言作为大家学习的基础。在古代,显然只有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都城方言才有这种资格。而中国,从商周直至北宋的两千年时间里,都城一直在中原地区,而且主要是在长安(西安)和洛阳两地。因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就理所当然地把长安、洛阳一带中原地区的方言当作全国都能通行的基础方言,而且逐渐在人们心中深深地扎下根,并以之为正统或为宗源。以至于后来,晋室东迁建康(今南京)长达二百多年,当时的汉人只把这种现象看作“偏安”,而以为暂时的局面,仍然时时企盼“王师北定中原日”。—中原地区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地区方言的权威性亦随之始终没有动摇。
  这种局面一直延至公元十世纪左右,辽以燕京(今北京)为五京之一,1153年金正式迁都北京,北京成为一国二都始于此,并和南方的汉族政权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这种的权威性才受到挑战。历史的变革,使长安、洛阳不再是全国唯一的政治、文化中心,从而令这个地区的方言,当然也不再具有独一无二的权威性。至元代,蒙古族统一中国,定元大都于北京,取代了过去的长安、洛阳成为世界闻名的全国唯一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元大都话,当然也就取代了长安、洛阳一带的中原方言,成为具有新的权威性的方言。此时的大都话,继唐宋诗词之后,尤其随元杂剧的崛起与盛行,可谓“承前启后”,对大都话的规范与普及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就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大都话的面貌,其中特别是声韵调系统已与现代北京话相当接近。这在音韵学中极具参考价值。但这部韵书的书名虽然仍旧以“中原”为题,但实际上已经不再只是长安、洛阳一带的“中原”。而是包括了以元大都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
  顺便提及的是,即使后人称为“官话”的通用语,由于历史的原因,并非指今天人们所说的北京话为标准的民族共同语,而仅是汉语北方方言的统称。这时与之相对而言的江南民众,尤以浙、闽、粤为甚,其方言浓音异调,人们多称之“多患齿音不清”(明张位《问奇集》)。只是逼于官场形势,那里的官员不得不带着浓厚的乡音学官话,因此自古又有了“西南官话”、“下江官话”的说法。但南腔北调,阴阳怪气,依然故我,以至于因为共同语推行不畅,影响政令推行。雍正八年(1730年),清朝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在未来的八年内,在福建、广东推行“官话”,首选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院”,教当地人讲“官话”,并且规定,八年之后,凡是举人、秀才、贡生、童生不懂官话者,一律不准入考。只可惜当年“一卷定终身”的科举制度,只有笔试而无口试,因此十五年后,延至乾隆十年(1745年),这道禁令也就不了了之,“正音学院”也在精简中裁撤了。但是,尽管如此,即如福建号称为“百越之地”,地理复杂,交通不便,方言最为复杂,且“乡音浓烈”,却也因了“正音”的举措,渗入百姓平民之中,尤其随着时代发展逐渐被各阶层人民接受,功不可没。
  由此可见,无论“官话”如何沿革,其与社会变革紧密相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非人为所能改变。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吴认为日本的复兴在于大力推广现代工业,现代工业的兴起关键在于现代教育,而共同语则是现代教育的前提。对这种推论,吴汝维深信不疑。回国后吴汝纶大胆地建议推行“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当时满清政府秉承祖志,推行“清”化政策,满语即是钦定的“共同语”,当然不准。直到了宜统元年(1909),清政府面对即将崩溃的局面,才不得不采纳了吴汝纶的建议。此后,直至全国解放前夕,有关“读音统一”问题,即不再是少数人的话题,已成了社会关注的问题。1913年,“读音统一”即顺应历史潮流而召开,会上一些南方代表曾以所谓“兼容性”为由,要求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南方的一些语音特点,号称“国音”。这种“兼容”实际上是南北混合的杂糅音,不仅增大了人们学习的困难,而且在实践中没有一个人能用这种语音的标准说话,因而后来便有了“新国音”代替了原“国音”(“老国音”)。这实际上是以现实存在的口语语音作为标准,明确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为今后“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内涵奠定了客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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