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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版权》
国际版权条约与《著作权法》关系
【副标题】 兼评费希尔公司诉上海东方教具公司案【作者】 王迁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3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92326    
  

我国于1992年加入《伯尔尼公约》之后,我国的著作权制度建设一直强调符合国际版权条约的要求。特别是2001年我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幅修改了《著作权法》,2010年又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诉中国案”涉及著作权部分的裁判结果删除了《著作权法》原第4条第1款,使我国对著作权的保护水平达到了国际版权条约规定的标准。但是,国际版权条约与《著作权法》毕竟属于不同层次的法律体系,在涉外著作权诉讼中,有时就会出现涉及两者关系的复杂问题。本文试以近期终审判决的“费希尔公司诉上海东方教具公司案”为例,对国际版权条约与《著作权法》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在涉外著作权案件中直接适用国际版权条约等同于宣告《著作权法》未提供国际版权条约要求的保护

在“费希尔公司诉上海东方教具公司案”中,原告是德国公司,制造和销售“慧鱼创意组合模型”。其产品包装盒中有分类放置的零件散片、装配完成的30种机械装置模型图片,以及详细描述如何将零件散片组装成模型的步骤、方法的说明和图示。本案中的被告则制造和销售高度相似的产品,因此原告对其提起侵权之诉。其中,说明书中的图示显然可以构成《著作权法》规定的示意图作品。[1]但是,对于根据说明书的描述,使用涉案产品中的零件散片搭建而成的30种反映不同机械结构原理的静态模型属于何种作品类型,在审理过程中则产生了不小的争议。

原告认为,其主张权利的30种“创意组合模型”属于《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1款列举作品类型中“与地理、地形、建筑或科学有关的立体作品”。但我国《著作权法》第3条所规定的各种作品类型中,并没有此类“立体作品”。同时《著作权法》规定的“模型作品”本质上是根据已有实物按比例制作的物品,[2]并不能涵盖《伯尔尼公约》中的“立体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伯尔尼公约》规定的“立体作品”对涉案的30种“创意组合模型”提供保护,而不应适用我国《著作权法》。

原告的上述观点提出了有关国际版权条约和《著作权法》关系的重要问题:是否可以在涉外著作权案件中直接适用国际版权条约?应当承认,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直接适用国际版权条约是可能的。《民法通则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第142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依照本章的规定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版权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版权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可见,在涉外著作权案件中,如果我国缔约或参加的国际版权条约与《著作权法》有不同规定,且我国未对相关条款声明保留,则应适用国际版权条约的规定。然而,直接适用国际版权条约将带来一系列后果,其产生的影响将超越个案,因此必须持极为谨慎的态度。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法院在涉外著作权案件中直接适用国际版权条约,相当于宣告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与国际版权条约不同,也就是《著作权法》提供的保护未达到国际版权条约的要求。法院当然可以对《著作权法》与国际版权条约之间的差距作出自己的判断,但由于这种判断将产生广泛的影响,在经过与立法机构、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及专家的讨论研判之前,不应轻易得出结论。

二、在涉外著作权案件中适用国际版权条约将形成“超国民待遇”

国际版权条约的作用,是解决因“地域性”而产生的作品难以受到跨国保护的问题,因此其只对作品的跨国保护规定最低标准,与缔约方如何保护本国作品并无关系。具体到最为重要的国际版权条约《伯尔尼公约》,其第5条第(3)款规定:“(作品)起源国的保护由该国法律规定”。这就意味着作品在起源国的保护,完全由该国决定,《伯尔尼公约》并不对该作品提供保护。所谓作品的“起源国”,对于首次在《伯尔尼公约》成员国出版,或者同时在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出版的作品而言,是指该成员国;对于未出版的作品或首次在非成员国出版而未同时在成员国出版的作品,则以作者为其国民的成员国为起源国。[3]例如,中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中国国民”)如果在英国首先出版其作品,该作品的起源国为英国,如果在我国首先出版其作品,则该作品的起源国为中国。如果该作品并未出版,则该作品的起源国仍然为中国。由于多数中国国民会选择在中国首先出版其作品,因此多数情况下中国国民作品的起源国为中国。对于以中国为起源国的作品,也就是大多数中国国民的作品,《伯尔尼公约》并不提供保护,其权利人只能依据《著作权法》获得保护。

对于以《伯尔尼公约》其他成员国为起源国的作品(以下简称“源于其他成员国的作品”),各成员国则必须按照《伯尔尼公约》的要求提供保护。《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1)款规定:“就享有本公约保护的作品而论,作者在作品起源国以外的本同盟成员国中享有各该国法律现在给予和今后可能给予其国民的权利,以及本公约特别授予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伯尔尼公约》成员国对源于其他成员国的作品,应当提供的保护水平为《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权利再加上其本国立法额外规定的权利。假如某一成员国的著作权法提供的保护没有达到《伯尔尼公约》要求的最低水平,该成员国也依然有义务按照《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对于源于其他成员国的作品(多数为外国国民的作品)提供公约要求的最低保护水平,也就是超越了本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水平。与此同时,该成员国对源于本国的作品(多数为本国国民的作品)所提供的保护与《伯尔尼公约》无关,仍然以本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为依据,其保护水平将低于《伯尔尼公约》要求的最低保护水平。两相对比,该国将出现“超国民待遇”,也就是给予外国国民的待遇高于给予本国国民的待遇。

我国在建立和完善著作权制度的过程中,曾出现过“超国民待遇”。我国1990年颁布第一部《著作权法》时,尚未加入《伯尔尼公约》,《著作权法》提供的保护并未达到《伯尔尼公约》的要求。但我国于1992年加入《伯尔尼公约》之后,如果将《著作权法》适用于源于其他成员国的作品,就会导致对《伯尔尼公约》的违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务院颁布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对外国作品提供了符合《伯尔尼公约》要求的保护。但对我国国民的作品,仍然按照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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