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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版权》
恶意提起著作权诉讼的司法判定
【副标题】 以司法案例为分析样本【作者】 刘佳欣
【作者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中文关键词】 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著作权恶意诉讼;司法规制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68
【摘要】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属于一种侵权纠纷,著作权客体的非物质性、著作权侵权判定的复杂性及著作权诉讼损害后果举证困难都导致了识别恶意诉讼具有较大的难度。司法判定恶意提起著作权诉讼以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判断依据,包括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四个要件。在实践中应当正确划分权利的正当行使与恶意提起著作权诉讼,明确自由行使权利的界限。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92328    
  

一、问题的提出

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发布的《关于印发修改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新增加的一项三级案由,隶属于第五部分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项目下的二级案由。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是指,当事人在明知其无合法理由的情况下,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或破坏他人竞争优势,恶意提起在事实或法律上没有依据的诉讼,致使相对人在诉讼中遭受损失的纠纷。其本质上是侵权之诉,是对自身权利的滥用和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背。近年来,随着权利人对知识产权财产权属性意识的提升,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恶意诉讼日益频发,由于著作权的无形性体现明显,对著作权权利客体、侵权行为的司法判定存在一些争议,使得因恶意提起著作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的司法判定存在诸多难题。下面以两个案件为例展开探讨。

案例1:谢某于2014年4月以魏某生产、销售其享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大象之旅》的印花布为由起诉魏某,要求魏某停止销售该印花布并支付赔偿款。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书,魏某赔偿谢某12000元,谢某撤诉。2015年1月28日,魏某向法院起诉,认为谢某采取欺诈手段,使魏某误以为谢某享有该花型的著作权因而承担了赔偿责任,但实际上谢某并不享有该作品著作权,魏某认为谢某系恶意诉讼,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双方的调解协议书,退还魏某12000元赔偿款,并赔偿其8000元损失。法院审理后认为,谢某的行为可以印证,其在提起诉讼时并非真正著作权人,仍想通过诉讼途径获利,具有损害他人权益的直接故意,系恶意诉讼行为,判决撤销双方的调解协议书,谢某退还魏某120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8000元。[1]

案例2: S公司是动画电影《吃货宇宙》的制作方和出品方,Y公司是电影《美食大冒险》的制作方,两部电影的元素和定位存在重叠。2016年5月,S公司的作品在电影节上参展,2016年7月,Y公司在北京起诉S公司,称《吃货宇宙》中的动画形象与《美食大冒险》中定型的六个动画形象近似,S公司侵犯其作品改编权。后因主体问题撤诉。Y公司于2016年7月再次基于相同的理由起诉。2017年5月4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Y公司的动漫卡通形象作品,与S公司的动漫卡通形象作品具有明显的区别,不构成实质性近似,判定S公司不构成侵权。2018年2月22日,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2017年5月,Y公司的子公司在南京起诉S公司以《吃货宇宙》的动画形象造型与《蒸盒号起航》中的造型相同,动画取材、故事情节等近似为由起诉S公司侵犯其著作权。S公司认为Y公司的行为系恶意提起著作权诉讼的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失,要求Y公司赔偿经济损失。法院审理后认为,结合三次诉讼及案件事实能够认定Y公司及其子公司在明知其请求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针对S公司恶意提起系列诉讼,致使S公司遭受经济损失,损害了S公司的合法利益,应承担赔偿责任。[2]

二、恶意提起著作权诉讼司法判定中的难点

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案件中,涉及恶意提起著作权诉讼损害赔偿纠纷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多,这是由于著作权的本质导致此类案件的判定具有较高的难度。

1.著作权客体的非物质性使恶意的识别更为困难

著作权的客体具有非物质性,物仅是著作权客体的载体。因此,对作品的著作权不可能像物权一样,通过对物质载体的占有进行公示。占有作品的物质载体只能公示载体物权的归属,而不能公示对著作权的归属。[3]前述案例1中谢某利用著作权备案登记取得了作品登记证书,据此主张其享有著作权,就是利用了著作权客体的非物质性。另外,著作权权利客体为作品,作品的判定标准是独创性,其中“独”是指独立创作完成,而非首创,因此存在不同人创作出相同或实质性相似作品的可能性。著作权客体的非物质性使著作权属的证明相对简单,也使一些非权利人利用这一特点制作作品权利证明、伪装成著作权人,进而使司法对其提起诉讼的主观状态难以判断。

2.著作权侵权判定的复杂程度影响了恶意诉讼判断的难度

当前,著作权侵权案件反映出权利客体多样化、侵权行为新颖性等特点,使个案中对侵权的判定十分复杂。权利人认为其客体是作品,而司法判定不构成作品的情况有之;权利人主张其享有的是A权利,司法判定其享有的是B权利的情况有之;权利人主张他人侵权而最终司法判定行为人不侵权的情况亦有之。“接触+实质性相似”的侵权判断方法使案件的最终结果既与当事人的举证直接相关,也与法官的“心证”密不可分,个案的判断极其复杂。著作权侵权判断越复杂,对于恶意提起著作权诉讼的司法判断越应谨慎。前述案例2即反映了前案侵权判定对后案恶意诉讼判定的影响。果然是京城土著

3.著作权诉讼损害后果难以计算对恶意诉讼的判定造成影响

目前案例中反映出当事人以其前案中支付的律师费等诉讼支出或调解金额等作为其实际损失,实际上著作权诉讼对被控侵权人的影响难以量化计算,即使前案中被控侵权人并未被认定侵权成立,看似并无实际损失,但是由于作品的热度已过,可能给其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还有些损失体现为名誉、商誉上的损失,这种损失难以举证,但如果无法证明实际损失,可能导致在后案认定恶意提起著作权诉讼时造成障碍。

三、认定恶意提起著作权诉讼的要件

从案由规定来看,恶意提起著作权诉讼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依照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理论,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四个要件。

1.行为人的主观恶意

《民商法学大辞书》中“恶意”是指行为人实施某一民事行为时,事先明知有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率的事实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4]行为人恶意的识别,是此类案件的核心、判断要素。识别恶意,实际上是判断行为人“明知”的心理状态,也就是判断行为人对诉讼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是明知的,即行为人明明知道自己的诉讼没有理由,仍执意提起诉讼,陷无辜的相对人于诉讼之中,造成其精神和财产的损害,其主观恶性显然存在。[5]可见主观恶意判断的时间点是在行为人起诉之时,判断的标准应当以其提起前案诉讼时的主观状态为依据。实践中,识别恶意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在后案审理过程中,要去审查并判断前案中提起诉讼人的主观状态,后案的裁判者并未参与到前案审判活动,且目前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识别恶意的具体要件。因此既要去审查前案的诉讼提起人的举证情况,也要结合后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来综合判定。

在恶意提起著作权损害赔偿纠纷中,恶意的识别可以结合在案证据从以下方面进行认定:(1)在提起前案侵权诉讼时,提起诉讼人是否具有权利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方面要审查“著作权人”提交的权属证据是否充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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