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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服务制度研究
【作者】 史立梅【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审前服务;审前羁押;社会调查
【文章编码】 1006—1509—(2009)03—067—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3
【页码】 67
【摘要】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程序所秉承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在审前程序中尽可能通过减少羁押措施的适用、暂缓起诉、不起诉、适用缓刑或非监禁刑等方式对未成年人作出宽缓处理。但这种宽缓处理不能以牺牲社会安全为代价,这就要求辅之以科学的调查评估机制和严密的监督考察机制。审前服务制度正是以完善上述机制为宗旨,从建立审前服务机构、明确审前服务机构职能、构建审前服务机构的诉讼参与程序、完善审前服务人员责任体系等方面,提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释放的安全性和刑罚适用的准确性。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6804    
  
  基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殊性,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也具有区别于普通诉讼程序的特殊性,与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相比,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要求更为宽缓化、个性化,更注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教育挽救和改造回归。这对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除了要遵循普通诉讼程序所应遵循的正当程序原则,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最基本的程序保障之外,还要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设立各种旨在教育、挽救、感化、改造未成年人的程序和制度。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建设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包括慎用和减少审前羁押措施、实行审前社会调查、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等原则纷纷得以确立,而诸如刑事和解、暂缓起诉、暂缓判决、社会服务令等制度也在实践中得以探索并逐渐展开。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的成熟和完善,事实上,在这些原则和制度贯彻、实施的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配套机制,比如针对被取保候审、暂缓起诉、暂缓判决、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的监督考察机制和对未成年人的个人经历、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等基本情况进行科学调查和评估的社会调查机制(以下统称审前服务机制[1]),这些“看上去很美”的原则和制度在实践中的效果则会大打折扣。以下,本文拟就这些机制在我国的建设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当如何改进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我国未成年人案件审前服务机制现状考案
  为配合对刑事和解、暂缓起诉、暂缓判决、社会调查等制度的探索,实践中,各地司法实践部门已经积极吸收包括司法行政机关、工会、教育部门、各种社会团体(比如共青团、妇联等)、企业以及社区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督考察、辅导帮教以及社会调查的工作之中,有的地区还专门设立了诸如未成年人观护站等类似的专门机构。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积极性,但存在较大局限性:
  (一)主体不一,缺乏统一的机构,专业化、中立性程度低
  从总体上来看,各地区从事审前服务工作的主体有很大差异。比如就未成年人观护站而言,有的地区由检察人员、社区千部和义工组成,{1}有的则由检察机关和街道办事处以及有关的企业共同设立,{2}还有的地区则由检察机关和青保办共同设立,由社会工作者、人口协管员和志愿者负责对观护对象进行监督、考察和帮教。{3}再比如对于社会调查主体,有的地区由社区矫正人员担任,有的地区由团市委担任,有的地区由司法所担任,还有的地区由法院委托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退休老干部担任。{4}
  这种分散的状况一方面有损于刑事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也难以实现监督考察、调查评估、辅导帮教工作的行业化和专业化。无论是对未成年人的监督考察、辅导帮教还是调查评估,都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需要工作人员具有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综合知识,并且熟悉和掌握相关的专业技术。这需要建立统一的审前服务人员培训体系,实行审前服务工作的资格准入制度。但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审前服务机构,上述问题也并未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更未被提上议事日程。实践中从事审前服务的人员大多是志愿者、义工,虽然很多地区也会针对这些服务人员进行培训,但一方面,负责培训的人员自身尚不能实现专业化,另一方面,这种培训缺乏体系性和相应的考察机制,因此培训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种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审前服务工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难以为司法机关正确适用强制措施、准确定罪量刑、恰当处理案件提供充分、合理的依据。
  从设立上来看,各地的监督考察、社会调查机构基本上都是由检察机关或者法院牵头设立的,对检法机关具有先天的依附性,难以客观、中立地提供调查和评估报告。同时,由于专业化程度较低,很多地区虽然表面上设立了各种服务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机构,实际上仍然是由检察官或法官来从事大量的监督、考察、调查和帮教工作。这既牵扯了检察官和法官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也影响了监督考察、社会调查工作的中立性,不利于检法机关客观公正地处理案件。
  (二)审前服务尚未实现制度化,适用范围较窄,服务效果有限
  大部分地区的审前服务工作仍处于试点阶段,尚未形成制度,不能广泛应用于本地区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只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个案,在有效降低审前羁押率、广泛提供社会调查报告等方面的作用极为有限。以上海某区的未成年人观护站为例,自2003年5月建立以来,迄今为止只有20名取保候审的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纳入观护体系,平均一年仅几名犯罪嫌疑人免受审前羁押。而在目前,审前羁押率高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面临的最大难题。据某区检察院的统计数据,近三年来,在该院办理的刑事案件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比例一直在70%以上,而外地户口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平均羁押率则高达80%a {5}如此高的审前羁押率,很难体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所秉承的“教育、挽救、感化”方针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及“重保护、轻打击”原则。
  (三)各种审前服务机构职能有限,地位、责任不清,程序参与程度较低
  从总体上来看,各地针对未成年人所设立的监督考察机构或者社会调查机构在职能上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比如几乎所有的未成年人观护站只负责对公安司法机关已经做出取保候审决定的未成年人进行监督考察,而不承担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审前调查、风险评估以及向司法机关提供羁押或者释放建议的职能,基本上没有机会参与刑事诉讼程序。而各地的社会调查机构尚无明确的法律地位,其所制作的调查报告目前仅仅以书面形式提供给司法机关,以作为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参考性资料,既不参与起诉和审判程序,也不接受诉讼各方的询问。由于不参与刑事诉讼程序,无论是未成年人观护站还是各种社会调查机构在诉讼中的责任也就无法界定,如果出现被监督考察对象逃跑而导致诉讼无法顺利进行,或者出现调查报告失实而导致案件处理错误、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等情况,难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这不利于审前服务机构尽职尽责履行其服务职能。果然是京城土著
  总之,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前服务仅仅停留在非常规化、非专业化、非制度化、非司法化的探索阶段,远远不能满足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需要。而各地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进行的探索虽然大大丰富了司法实践,但这种各行其是、遍地开花的形式也在较大程度上妨碍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服务的常规化、制度化、专业化和司法化。欲真正发挥审前服务的效能,使其在减少不当羁押,降低审前羁押率,保障诉讼顺利进行,正确处理案件,教育、挽救、感化未成年人等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从国家的立法层面进行通盘考虑,设计一套切实可行的审前服务制度。在这方面,来自美国的审前服务制度或许能带给我们一定的启发。
  二、来自城外的经验—美国审前服务制度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审前服务制度并非仅仅存在于少年司法程序之中,而是普遍适用于所有的刑事案件。
  (一)美国审前服务制度简介[2]
  美国审前服务制度的产生直接起因于1966年《保释改革法案》对审前羁押和审前释放制度的改革。为纠正财产保释之弊,1966年美国国会出台了《保释改革法案》,大大扩大了非财产释放措施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为提高审前被告人危险性评估的准确性,确保非财产释放措施的安全性,1974年国会通过了《快速审判法案》,在这个法案中,国会要求在联邦的十个司法管辖区建立审前服务机构,这些机构负责收集、评价并向法官汇报有关每一个受到刑事指控的被告人的审前释放的信息,向法官提出合适的释放条件,并监督获得释放的被告人[3]。基于这十个试点的成功经验,1982年国会制定了《审前服务法案》,要求自本法案制定之日起在美国联邦法院每一个司法管辖区(哥伦比亚特区除外)建立审前服务体系,并且对审前服务机构的设立、组织机构和管理、职能和权力等问题进行了规定,至此审前服务制度正式在联邦层面得以建立。
  根据美国审前服务机构的全国性组织—全美审前机构联合会(NAPSA)分别于1978年、1998年和2004年三次制定、修改的《审前释放准则》,审前服务机构主要履行以下几项职责:(1)调查、收集被告人的有关背景信息和资料;(2)向法官提交书面审前服务报告;(3)出席初次到庭或羁押听证会;(4)监督被释放的被告人;(5)持续审查受羁押被告人的情况;(6)制作并向法院提交审前释放执行情况报告;(7)其他职能,如参与审前转处程序等等。
  为确保审前服务的质量,推动司法正义的实现,美国审前服务机构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必须遵守以下三项原则:(1)客观、中立原则,即无论是在对被告人的背景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还是在向法官提供释放或羁押建议的过程中,审前服务机构都应当秉承客观、中立的立场,对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审前释放的安全性、审前羁押的必要性等问题作出判断与评估;(2)最少限制原则(the least restrictive conditions of release),即审前服务机构向法官所提的羁押或释放建议以及所需附加的释放条件只能是确保被告人出庭、保护社会和他人安全所必要的、强制性最低的;[4](3)保密原则,即审前服务机构在履行审前服务职能中所获的有关被告人的职业、居住情况、财产状况、先前的犯罪记录、身体或精神状态等属于被告人隐私的一系列信息,一般只能用于刑事司法过程中向特定的主体披露,这种披露必须有法律或政策依据,同时必须与这些机构或个人签订保密协议,约定从审前服务机构获取信息的机构或个人不得再次将此信息披露,除非这种披露对于达成审前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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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规范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积极探索青少年维权新途径(EB/OL).http://su.people.com channe1233/253/200811/07/19652.htm1.

{2}青岛成立未成年人取保候审考察观护站(EB/OL).http://news.sina.com.cn/o/2006—07—06/15069389416s.shtml

{3}闵行区来沪失足少年获诉前观护(EB/OL).http://sjzz.songjiang.gov.cn/detail. asp?id=1700.

{4}高一飞.论量型调查制度(J).冲国刑事法杂志,2008,(5).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5}程晓璐.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减少审前羁钾之必要性、可行性分析及对策田青少年犯罪研究,2008,(3).

{6}Tomas J. Wolf, What United States Pretrial Services Officers Do, Federal Probation, March,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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