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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知识产权》
关于我国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的几个问题
【作者】 李明德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高级法院;行政授权确权机构
【英文关键词】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high court;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concerning patent, plant variety, and trademark registration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14
【摘要】 我国正在建设一个全新的知识产权法院系统,专门审理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和计算机软件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针对知识产权法院体系的建设,本文提出: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知识产权法院的基础之上,增设三到五个知识产权法院;明确知识产权法庭是知识产权法院的派出机构;设立全国性的知识产权高级法院;将专利复审委员会、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和商标评审委员会规定为准司法机构;在专利侵权、植物新品种侵权和注册商标侵权的案件中,由知识产权法院直接认定涉案的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权是否有效以及商标注册是否有效;由知识产权法院统一管辖技术类知识产权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在知识产权法院体系中试点一审法院既查明事实又适用法律,而二审和再审法院则仅仅审查法律问题。
【英文摘要】 China is establishing a new judicial system for the trial of cases concerning patents, plant varieties, the layout-designs of integrated circuits, technical secrets, and computer programs. With respect to the new system,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o set up sever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s, to set up a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high court, to regard the patent review board, plant variety review board and trademark review board as quasi judicial organs, and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he patent, plant variety, and registered trademark are valid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s.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the new intellectual property judicial system shall adjudicate the civil, 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cases concerning technical secrets, and computer programs, and the first instance court shall investigate facts as well apply legal rules, but the appeal court and the supreme court only consider whether or not the legal rules are applied proper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6357    
  一、知识产权专门化审理的历史发展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法院对于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自然带有一些不同于有形财产案件的特点。在知识产权案件中,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审理,又具有不同于其他类别的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这是因为,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如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的案件,不仅涉及了知识产权的无形特征,而且涉及了一系列技术问题。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不仅需要法官具备较高的审判技能,而且还需要相关技术专家的帮助,以厘清涉案的技术问题。
  正是由于知识产权案件所具有的独特之处,正是由于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所具有的更为突出的独特之处,国际上自20世纪后半期就出现了设立专门的法院或者法庭,审理知识产权的案件,尤其是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趋势。在这方面,美国率先于1982年设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统一受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利上诉案件,同时还受理专利申请人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决定的案件。[1]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也于1991年在伦敦郡设立了专门审理专利侵权纠纷的“专利郡法院”(patent county court)。到了2013年10月,英国在“专利郡法院”的基础上组建了“知识产权企业法院”,专门受理小额损害赔偿的案件,例如专利损害赔偿的要求数额在50万英镑以下,其他知识产权案件的损害赔偿数额在1万英镑以下的案件。[2]
  欧盟在其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也不断尝试知识产权的专门化审判。例如,1994年的《共同体商标条例》第91条,要求成员国建立专门的“共同体商标法庭”(Community trademark courts),包括一审和二审法庭,处理与共同体商标有关的诉讼。[3]又如,2001年的《共同体外观设计条例》第80条,要求成员国在2005年3月以前设立专门的“共同体外观设计法庭”(Community design courts ),包括一审和二审法庭,处理相关的诉讼。[4]除此之外,欧洲专利公约组织还在2005年提出了《欧洲专利诉讼协议》和《欧洲专利法院法律》的草案。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欧洲专利公约组织又成立了“单一专利法院筹备委员会”(Unified Patent Court Preparatory Committee),并且在2012年提出了《单一专利法院协议》(Agreement on a Unified Patent Court),供欧盟成员国签署。目前,欧盟成员国除了西班牙和波兰,都签署了《单一专利法院协议》。一旦欧盟的27个成员国全部签署,单一的欧洲专利法院体系,包括一审和二审法院,就会在欧盟范围内正式运行。[5]
  在知识产权的专门化审判方面,亚洲的日本和韩国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日本早在1996年就修订《民事诉讼法》(1997年1月开始实施),确定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一审管辖。根据规定,凡涉及专利、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计算机软件的一审案件,由东京地方法院或者大阪地方法院管辖。其分界线在于,名古屋高等法院以东区域(包括名古屋)的案件,由东京地方法院管辖,大阪高等法院以西的区域则由大阪地方法院管辖。[6]2005年,日本又设立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受理有关专利、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计算机软件的二审案件。[7]这样,有关专利、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计算机软件等技术类案件,一审分别由东京地方法院和大阪地方法院管辖,二审则由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管辖,从而实现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专属管辖。
  又如,韩国于1998年设立“专利法院”,受理当事人不服专利商标局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申请相关的案件,以及与商标注册申请相关的案件。2016年,韩国又制定法律,让“专利法院”管辖知识产权侵权的二审案件。具体说来,韩国将全国划分为5个区域,指定5个地方法院作为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反不正当竞争案件的一审管辖法院。当事人对于5个法院作出的判决不服,则可以向专利法院提起上诉。这样,韩国也实现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包括行政决定案件和侵权纠纷案件的专属管辖。[8]
  在知识产权的审判方面,我国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专门化审判的道路。1993年8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随后,上海、广东等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纷纷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人民法院也在1996年10月成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截止2016年底,全国四级法院之中,大约有四百二十余个知识产权审判庭。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均设有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大约二百二十四个中级人民法院和167个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或者与之相当的审判组织。全国法院共有知识产权法官及法官助理、技术调查官、书记员等五千余人。[9]
  在知识产权审判的专门化审判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还面向司法保护的需要,指定了一些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专门受理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纠纷的一审案件。截止到2013年底,全国共有87个中级人民法院可以管辖专利的一审案件,45个中级人民法院可以管辖植物新品种的一审案件,46个中级人民法院可以管辖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一审案件,以及7个基层法院可以管辖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一审案件。[10]
  大体说来,在2014年以前,我国在知识产权的专门化审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保护知识产权,包括技术类知识产权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大量指定管辖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一审法院,甚至指定基层法院受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也造成了一审法院过于分散的格局。这一方面使得各地一审法院的裁判标准不尽统一,另一方面也使得建立统一上诉的机制几乎成为不可能。同时,这种过于分散的审判格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裁判标准不尽统一的结果,也妨碍了对于技术类创新成果给予强有力的保护,难以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与此相应,我国有必要改革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的格局,以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
  在此背景之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4年8月31日通过了《关于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11]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14年10月27日发布了《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12]依据这两个文件,三个知识产权法院管辖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和计算机软件等技术类知识产权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同时,当事人不服国务院行政部门裁定或者决定而提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知识产权法院属于中级人民法院。一方面,当事人对于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判决不服的,可以上诉到相应的高级人民法院;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法院所在市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著作权、商标等民事和行政案件,当事人不服的可以上诉到知识产权法院。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知识产权法院对于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实行跨区域管辖。在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的三年内,先在所在省或者直辖市跨区域管辖。这就意味着,三年以后还可以跨越本省或者直辖市管辖相关的案件。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14年11月6日成立,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成立,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于2014年12月28日成立,开始受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2017年,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又在成都、武汉、南京、苏州、济南、青岛、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和深圳的中级人民法院中设立了11个知识产权法庭。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于2017年8月29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了知识产权法院的运行情况,并且提出了我国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中应当加以解决的一些问题,包括增设知识产权法院,研究建立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13]
  显然,针对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和计算机软件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我国正在建设一个全新的专门化审判体系。大体说来,这个审判体系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知识产权法院和知识产权高级法院组成。下面,本文将依据《决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以及本文对于相关问题的看法,讨论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二、设立更多的知识产权法院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属于试点。一般来说,试点工作在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应当总结经验,予以推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提出建议,应当总结推广三个知识产权法院的经验,适时增设知识产权法院,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大体来说,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三个知识产权法院,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些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的专门化审判需要,但无法满足中西部地区对于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专门化审判的需要。所以,适时增设知识产权法院,应对更广阔区域对于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的需求,就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仅仅授权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按照这个精神,是否增设新的知识产权法院,在哪些城市增设新的知识产权法院,以及何时增设新的知识产权法院,都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批准。正是由此出发,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也仅仅是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总结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知识产权法院的经验,适时增设知识产权法院。由此可见,增设新的知识产权法院,应当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
  在讨论如何增设新的知识产权法院之前,有必要明确到目前为止设立的15个知识产权法庭与知识产权法院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首先规定“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随后又规定“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庭的设置,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据知识产权案件的类型和数量确定”。对于后一句话,在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将后一句话与前一句话联系起来,似乎可以理解为,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内的审判庭的设置,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案件的类型和数量确定。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批复在成都、武汉、南京、苏州、济南、青岛、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和深圳等城市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则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中的上述规定以新的含义。按照目前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的做法,《决定》所说的“审判庭”,并非仅限于“知识产权法院”内部的审判庭,而是包括了其他的“知识产权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知识产权法院之外设立15个知识产权法庭,也引发了知识产权“法院”与知识产权“法庭”是什么关系的讨论。一些人甚至认为,现在成立的“知识产权法庭”,就是将来的“知识产权法院”。关于这个问题,还是应当回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而加以理解。具体说来,《决定》的规定是:“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庭的设置,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据知识产权案件的类型和数量确定。”显然,按照这个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复设立的15个“知识产权法庭”,应当是在“知识产权法院”的范围之内。或许,其中的某几个“知识产权法庭”,在将来有可能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升格为知识产权法院。但是,将所有的“知识产权法庭”都升格为知识产权法院,是不可能的。至少,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知识产权法院应当跨区域管辖技术类知识产权的一审案件。如果将山东省的青岛和济南知识产权法庭升格为“知识产权法院”,以及如果将江苏省的南京和苏州知识产权法庭升格为“知识产权法院”跨越省市自治区管辖技术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就会失去意义。
  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我们或许可以将新近设立的15个知识产权法庭,视为知识产权法院的“派出法庭”。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就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做法。例如,设立于某一省市的知识产权法庭,可以作为相关地域知识产权法院的“派出法庭”,管辖本省市地域内的技术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并且以相关地域的知识产权法院的名义结案。又如,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派出法庭”,可以在办公地点不变、人员波动较小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已有审判人员的作用,就近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再如,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派出法庭”,还可以方便诉讼双方的当事人,就近提起诉讼和解决纠纷,而不一定非得前往设立于另一个城市的知识产权法院。
  当然,最高人民法院在近两年之内批复设立15个知识产权法庭,似乎有些匆忙。在这方面,应当从顶层设计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审慎考虑地域、案件类型和案件数量等要素,稳步设立新的知识产权法庭。同时,知识产权法庭的数量和分布,还应当与知识产权法院的分布,与知识产权高级法院的建立结合起来,予以通盘筹划和安排。
  在明确了知识产权法庭与知识产权法院的关系以后,如何增设新的知识产权法院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首先,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知识产权法院在设立三年以后,可以跨越省市自治区管辖技术类知识产权的一审案件。按照这个精神,显然没有必要在每一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一个知识产权法院。其次,如何增设新的知识产权法院,以及增设几个知识产权法院,也应当回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精神,即依据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类型、数量和分布区域加以确定。
  目前,我国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和沿海地区。正是由此出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大体说来,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再加上三个知识产权法院的若干个“派出法庭”,可以满足东部沿海地区对于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的需要。与此相应,没有必要再在沿海地区设立新的知识产权法院。至于中西部地区,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相对较少,也没有必要设立太多的知识产权法院。依据案件数量和地域分布等因素,可以考虑在中西部地区的某些大城市,例如武汉、重庆、西安增设三到五个知识产权法院。同时,还可以在新增设的知识产权法院之下,设立若干个知识产权法庭,尽可能覆盖中西部的省市自治区,以方便当事人提起诉讼。按照这样一个设想,一方面增设三到五个知识产权法院,另一方面设置相应的派出法庭,就可以满足中西部地区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专门化审判的需要。
  增设新的知识产权法院,还应当充分考虑知识产权案件管辖的特点。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为侵权行为而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14]就其中的被告住所地来看,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的管辖没有区别。就其中的侵权行为地来看,有形财产的侵权行为地与无形财产的侵权行为地则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关于专利侵权,侵权产品的制造地是侵权行为发生地,侵权产品的销售地和使用地也是侵权行为地。与此相应,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侵权行为地可以发生在很多地区。这样,依据侵权行为发生地的特点,中西部地区的知识产权所有人,不仅可以选择邻近的知识产权法院或者知识产权法庭提起侵权诉讼,而且可以前往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
  基于以上的论述,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知识产权法院的基础之上增设三到五个知识产权法院,加上二十到三十个知识产权法庭,再结合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管辖的特殊性,大体可以满足全国对于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的司法需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知识产权法院加知识产权法庭”的体系,将取代原来管辖专利一审案件的87个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和7个基层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以及原来管辖植物新品种一审案件的45个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和管辖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一审案件的46个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可以说,随着新的知识产权法院加知识产权法庭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原有的技术类一审案件的管辖体系,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在这方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取代原来的第一、第二、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已经说明了新体系对于原有体系的取代。
  三、设立知识产权高级法院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的知识产权法院属于中级人民法院。一方面,知识产权法院可以在本省或者直辖市内,甚至可以在邻近的省市自治区,跨区域管辖技术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法院所在市的基层法院判决的著作权、商标和反不正当竞争的上诉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受理。显然,按照这样的安排,知识产权法院可以在其案件管辖区域内,协调和统一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甚至是著作权、商标和反不正当竞争案件的裁判标准。然而,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不服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关于技术类知识产权一审判决、裁定的上诉案件,分别由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受理。这样,由三个或者更多的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二审,就有可能在法律适用上出现冲突,进而影响审判标准的统一。
  就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实践经验来看,解决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标准不一的根本性做法,就是设立一个全国性的上诉法院或者二审法院,受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诉案件,以相对统一的裁判标准,审理案件并作出必要的判决。例如美国在1982年以前,有关专利的一审案件由联邦地方法院受理,不服一审判决的案件由一审法院所在地的巡回上诉法院,诸如第一、第二、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受理。由于各个巡回上诉法院掌握的专利有效与否、侵权与否的标准不尽相同,造成了原告和被告都竭力前往对于自己有利的巡回区提起诉讼的现象。到了1982年,美国设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统一受理来自全国地方法院的一审专利案件。按照规定,有关专利纠纷的一审案件仍然是由散布在各地的联邦地方法院审理,但是上诉案件则统一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受理。这个做法,不仅大体统一了专利有效与否和侵权与否的标准,而且更加有力有效地保护了专利权人的利益,促进了技术创新的蓬勃发展。[15]又如,日本于1997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有关专利、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计算机软件的一审案件,集中到东京地方法院和大阪地方法院受理,以避免一审法院过于分散和审理标准不尽一致。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服这两个一审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却分别由东京高等法院和大阪高等法院受理。到了2005年,日本终于设立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统一受理来自东京地方法院和大阪地方法院的有关专利、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计算机软件的二审案件。[16]这种做法,不仅在很大的程度上统一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判标准,而且有力有效地保护了权利人的利益,促进了技术创新的繁荣。
  按照我国目前的做法,对于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二审,可以由32个高级人民法院受理。[17]基于二审的分散和裁判标准的不尽一致,有可能影响对于技术类创新成果的保护,学术界很早就提出应当仿效美国和日本的做法,设立全国性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或者高级法院。[18]关于这一点,2008年颁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已经指出:“研究适当集中专利等技术性较强案件的审理管辖权问题,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显然,随着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和运行,建立全国性的知识产权高级法院,统一受理技术类知识产权的二审案件,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关于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也提出建议:“从推动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研究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实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序集约化和人员专业化。”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使用了“上诉审理机制”的术语,而没有使用上诉法院或者高级人民法院的术语。显然,这个说法为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二审机制留下了充分的空间,也与学术界很多人所说的“上诉法院”有所不同。其实,按照我国现有的法院组织体系,既然受理技术类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的法院为“中级法院”,那么受理技术类知识产权二审案件的就应当是“高级法院”。而且,《报告》所说的是“国家层面”的上诉审理机制,也表明将来设立的应当是全国性的“知识产权高级法院”。
  在立法程序上,设立“知识产权高级法院”,要比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困难得多。具体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4年8月作出《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三个知识产权法院。这表明,设立三个属于中级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法院”,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就可以了。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可以在这个授权的基础之上,批准设立更多的知识产权法院。但是,设立全国性的“知识产权高级法院”,或者全国性的“上诉审理机制”,则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这种授权,可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单独作出决定,也可以是经由《法院组织法》的修订而加以规定。在这方面,无论是美国于1982年设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还是日本于2005年设立知识产权高等法院,都是先由立法机关制定相关的法律,而后加以设立。所以,倡导设立全国性的“知识产权高级法院”,不能忽略立法的要素。
  本文认为,设立全国性的“知识产权高级法院”,应当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作为基础。按照这个设想,一方面可以扩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的人员,以适应受理全国性的技术类知识产权二审案件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充分利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组织架构、办公场所和后勤保障,对外加挂“知识产权高级法院”的牌子。事实上,这种做法在国际上也有先例可循。例如,美国于1982年设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是将原有的“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和“行政法院”合二为一,并且仍然位于原有的办公楼房之内。时至今日,美国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还是既受理有关专利纠纷的上诉案件,又受理不服联邦行政机关决定而提起的诉讼案件。[19]又如,日本于2005年设立“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也是将东京高等法院之内的几个知识产权合议庭组合在一起,对外加挂“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牌子。在组织架构上,“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属于东京高等法院的一个“特别分支机构”。至于办公地点,仍然是在东京高等法院的大楼之内。当然在另一方面,为了显示“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特点,又设立了单独的法官委员会以处理相关的司法行政事务,设立了单独的秘书局(办公室)以处理相关的日常事务。[20]
  关于“知识产权高级法院”,目前有一种建议认为,无论是在组织架构上还是办公地点上,都应当另行组织、另行寻址。然而,这种做法对于现行的法院组织系统冲击似乎较大。具体说来,我国目前共有32个高级人民法院,包括31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高级人民法院。如果在这个体系之外另行设立“知识产权高级法院”,必然会对现行的高级人民法院体系造成很大的冲击。但如果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的基础上,对外加挂一块“知识产权高级法院”的牌子,作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个组成部分,则会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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