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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外法学》
资产阶级国家罚金刑的改革
【作者】 何鹏【分类】 刑法学
【期刊年份】 1984年【期号】 4
【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5217    
  一、罚金刑的兴起
  罚金刑是属于财产刑的一种,是以剥夺一定金额为内容的刑罚。罚金刑的起源很早,比自由刑的历史还要古老,是从赔偿制度演变而来的,在古代曾是一种重要的刑罚。在占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上就曾有过加害人对被害人支付一定赔偿的制度。在日尔曼的习惯法中,某种犯罪人除应向被害人交付赔偿金外,还要向公共团体交纳一定的和平金,以抵偿其扰乱公共秩序的罪行。虽然这时还具有私刑法的性质,但是由于国家要求强制支付这种赔偿,加上国家又从中收缴一部分赔偿金,因此也具有公刑法的性质。与此同时,还被用作增加国家收入的一种刑罚目的以外的手段来使用。到了近代则完全成为一种刑罚制度了。
  进入19世纪,当时的刑法思潮强调威吓作用,盛行严刑峻法,在刑罚制度中起着中心作用的是自由刑,罚金刑认为过于宽纵,只作为对于比较轻微犯罪的制裁手段而不受多大重视,退居于次要的辅助地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刑法思潮的变化,感到自由刑特别是短期自由刑,对于受刑人不仅没有起到改善的作用,相反,还有使受刑人由于受到其他犯人的感染而有更加变坏的危險,认为短期自由刑没有多少一般预防的效果,失去了本来的作用。为了防止或者避免短期自由刑的流弊,罚金刑作为代替短期自由刑的手段又重新受到了关注。1925年在伦敦召开的第十届国际刑法与刑务会议上,作出了应当毫不犹豫地用其他刑罚来替代短期自由刑的决议,并推举罚金刑作为代用刑之一。同时还指出,在允许的情况下,对自由刑代科罚金刑的权限交给法官,以扩大适用罚金刑。二次大战后,1950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刑法与刑务会议上罚金刑又被评价为短期自由刑的代替手段。1930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届防止犯罪与关于犯罪者待遇的会议上,罚金刑也被推崇为代替短期自由刑的适当制度。
  正是根据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推动了自由刑向罚金刑的转换过程。一些资产阶级回家先后在本国的刑法上作了相应的规定。如德国在1919年的刑法草案第一百一十五条法宝第二款规定:“在被处一个月以下自由刑的场合,如以罚金刑可达到刑罚目的时,可以宣告以罚金刑代替自由刑”。奥地利、荷兰、希腊、葡萄牙、墨西哥、捷克斯洛伐克等,都有类似的规定。
  近些年来,资产阶级刑法学者又不断从如何使犯罪人“重返社会”这一目标出发来论证罚金刑的优越性。他们把“重返社会”作为刑罚目的的最高观念,认为把犯人关押在监狱之类没有自由的设施内,叫犯人去准备重新回到社会中去,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员,“这如同在草垫子上练习游泳一样是相矛盾的”,从而极力主张扩大适用罚金刑。
  从上可以看出,罚金刑受到许多资产阶级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日益重视,并作为代替自由刑特别是短期自由刑的适当手段广泛地得到适用,并不是偶然的。这是随着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麻痹劳动人民,在竭力渲染自由、民主、平等一类的虚伪口号的同时,把法律制度也打扮成超阶级的东西,把刑罚制度这个阶级性本来十分鲜明的阶级专政工具,也说成一视同仁。把刑罚的目的说成是为了“犯人的改善”、为了“重返社会”、为了使之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员”,鼓吹尊重人权,推行不剥夺人身自由的罚金刑,以此来掩饰其刑罚制度的反动实质。他们在适用自由刑上面的失败事实,与他们所标榜的口号之间该是多么不可调和!这正是他们的刑罚制度反动本质的明证。所以罚金刑在资产阶级国家得到广泛适用,是与上述情况相适应的产物。为此目的,资产阶级刑法学者也在不遗余力地研究如何更能充分发挥罚金刑的“弹力性的作用”,即更能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
  二、罚金刑的现状
  随着自由刑向罚金刑的转换,为了尽可能地避免适用短期自由刑,以及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过失犯罪和行政性犯罪的增多,致使资产阶级国家在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上急剧扩大,罚金刑在整个刑罚制度中所占的比重也日益增大。
  从罚金刑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适用的统计资料看,已经占据很大的比重,具有很大的优势。如英国的治安审判法院在其全部犯人中,17岁以上21岁以下被处罚金刑的,1938年为18%,1956年为47%;21岁以上被处罚金刑的,1938年为32%,1956年为55%(1975年达到88%),无论是总数还是比例数都在逐年增加。在联邦德国,罚金刑在全部刑罚中,1882年为25%,1912年为51.8%,1955年为70%,也是年年增加的。在日本,1950年罚金刑为确定判决总数的95.8%,其中大部分是违反道路交通法的案件(即“行政犯”),也呈现出每年递增的趋势[1]。从上面的资料中可以看出,罚金刑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方面,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不过资产阶级学者们也承认,罚金刑的作用是存在着“两面性”的,既存在有益的一面,也存在不足的一面。他们认为罚金刑与自由刑相比,在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与特别预防作用方面都是比不上自由刑的。虽然如此,罚金刑仍有其独特的作用。首先,罚金刑是对犯罪人的财产予以剥夺的一种刑罚方法,可以从制约社会生活的自由发挥间接的刑罚效果,而不去直接限制受刑人的人身自由,具有所谓“在犯罪人的财产上给犯人的人格予以打击的作用”。其次,罚金刑具有防止短期自由刑弊病的作用,即对罪行较轻的人,可以避免在监狱内由于受到其他犯人的恶劣影响使其品质更加恶化的危险。再次,受罚金刑的处罚, 可以不改变其原来的生活环境,可以在原住所继续生活,使周围的人不更多地注目,而且即使为人们所了解,也不致于引起人们强烈地反响,避免打上“从监狱里出来的人”的烙印,以致引起社会上一般人不信任的感觉。最后,对于避免失掉工作,有利于维持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以及能适应经济犯罪、法人犯罪增多的情况,在刑罚的执行上不需要更多的费用,没有财政负担,所缴纳的金额还可以收归国库等方面都有其优越性。
  但是资产阶级刑法学者也承认罚金刑的作用是有很大限度的,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弱点。他们认为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罚金刑没有自由刑那样对于受刑人的人格有着持续性的作用,使受刑人容易受到改造。罚金刑是以剥夺一定的金额为手段的,对于受刑人主要是心理上的作用,期望促使犯罪人提高遵守法律规范的认识。这种冲击性的效果是远远不能与自由刑相比的。认为对于被处罚金刑的人来说,当着被他认为无所谓的时候,这种金钱的剥夺本身就不会具有多大的冲击性,只不过在名义上受到了刑罚处罚而已。因而只有使其意识到法律规范的作用,对其才会产生出抑制犯罪的效果。对于一个法律规范意识淡薄的人,罚金刑的刑罚作用几乎是表现不出什么效果来的。他们常以商人为例来说明,如果某个商人他早已预料到会被科处罚金,他就会把这部分数额的罚金事先计算到商品的成本当中去,转嫁给消费者。这当然是不可能提高他的法律规范意识,自然也不会产生抑制犯罪的效果。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罚金刑只有对于能够起到刑罚作用的犯罪人适用才是必要的,一般来说’如对于比较轻的犯罪、初犯、过失犯、利欲心强的犯罪等较为适宜。
  他们从上述认识出发,进一步推论出罚金刑存在着以下几个具体问题;第一,刑罚的作用不均等。认为自由刑虽然也会由于人的素质不同,以致所受的影响有所不同,但是自由刑在剥夺自由这一点上,对于所有的受刑人都是具有平等作用性质的。而罚金刑由于共剥夺的对象是一定的金额,是属于财产的性质,这就会因人而有很大的差别,个人的经济能力不同,其效果也会随之而异。如果按照通常的刑法原理,罚金额应当与行为人应负的责任相适应,对于犯罪情况大体相同的行为人似应处以人体相同数额的罚金,而这个相同数额的罚金,却由于受刑人的贫富差别其刑罚效果会有明显的不同,对于有钱的人可能是无所谓的负担,并早已从其他方面得到了补偿,而对于贫困的人则是再一次的被剥夺,贫上加贫,造成深重的苦痛。第二,罚金缴纳不能时的代替处分问题尚待合理解决。按照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国家刑法的规定,罚金执行不能时,要易服自由刑之类的刑罚的。这样就引起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因为本来是为了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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