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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以带走债务人亲子方式讨薪案件应如何处理
【作者】 王志祥张凌赵芳芳于阳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法学【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24【页码】 2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713    
  
  编者按:伴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进城务工,但因劳资纠纷引发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一些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采取极端手段讨薪,维权未果却触犯法律的案件时有发生。为有效应对这一现实,加大对劳工人员权利保护力度,规制“恶意欠薪”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但如何理解适用才能起到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还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日前,本刊与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共同邀请有关专家,对此类因讨薪引发的刑事案件处理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了研讨。
  案情简介
  2010年2月,鲁某从老家带了30余名工人到北京市昌平区某工地给个体建筑队负责人王某打工。2010年6月,因工人要回家收割小麦,王某支付了部分工资,并写了6.8万元的欠条给工人、7月,鲁某回家收完小麦后又带了6人回京,继续给王某干了3个多月活,王某拖欠3万多元工资未付,并趁工人回乡收割玉米之机从北京市昌平区搬至大兴区躲避,鲁某数次向王某索要工资未果。后四名工人因拿不到工钱痛打鲁某,鲁某情急之下,找到替王某看孩子的老乡徐某,共谋以带走王某孩子的方法,逼迫王某给付拖欠工钱。2010年12月1日,鲁某、徐某从北京市大兴区王某住所将王某四岁儿子带到天津某地藏匿。鲁某、徐某以王某儿子在其手上为由,通过用新购买的手机卡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向王某索要“赎金”10万元。后王某报警,12月3日,警方将鲁某、徐某抓获归案。经查,鲁某在向王某勒索财物时,并没有提起自己真实身份及要求偿付工资债务等信息(其辩称是为了以免王某知道是熟人而不给钱),也没有表示如王某不给钱将对王某儿子实施暴力行为(其间对王某孩子也没有任何伤害行为)。
  分歧意见
  关于本案犯罪嫌疑人鲁某、徐某的行为定性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犯罪嫌疑人鲁某、徐某通过绑架被害人王某孩子的手段,索要现金10万元,符合绑架罪的犯罪构成。鲁某在向王某勒索财物时,并没有提起自己真实身份,也没有提及任何与工资债务有关的信息,且被害人并不知道绑架孩子的对象是谁,因此,其行为应构成绑架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犯罪嫌疑人鲁某、徐某非法扣押了被害人王某四岁儿子,但是其犯罪的主观故意还是以索要债务为主,社会危害性较低,从有利于被告人角度出发,可以适用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将其定性为非法拘禁罪。
  问题一:如何认定行为人主观目的是“勒索财物”还是“讨还债务”?
  主持人:本案中鲁某向王某索要“10万元”款项性质是赎金还是拖欠工资?如何认定鲁某伙同徐某带走王某孩子的主观故意是勒索财物还是索要债务?特别是鲁某在索要10万元“赎金”时并未表明自己债权人身份情况下,被害人王某认为是绑架孩子而报警,如何证明行为人主观目的?
  于阳:个人认为,本案和典型的非法拘禁有不同之处:一是犯罪对象。鲁某为向债务人王某索债,没有直接拘禁王某本人,而是拘禁了王某的儿子,不同于非法拘禁罪中的“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二是隐匿身份。鲁某为索债,使用了新手机号码向王某索要“赎金”10万元,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以致被害人王某不知孩子为什么被带走。三是数额认定。从案中证据来看,王某拖欠鲁某9万余元人民币,而鲁某却向王某索要10万元,已经超出了债务的实际数额,含有勒索的意思。此外,倘若行为人犯罪得逞后,还可能会再持欠条找被害人“索债”。
  王志祥:本案中,鲁某向王某索要的“10万元”款项从性质上看应当属于拖欠工资。王某欠鲁某等人近10万元工资的事实是明确的,而且王某与鲁某等人对这一数额也并不存在争议。行为人主观目的,应从本案的前因后果以及鲁某伙同徐某实施的行为来加以推断,不能仅从被害人王某自身的认识来考虑。不能根据被害人王某认为其孩子遭到绑架而报警这一点就认为鲁某具有勒索财物的目的。鲁某在索要10万元“赎金”时并未表明自己债权人的身份,增加了其索要拖欠工资目的的认定难度,并不能由此否定这种目的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王某欠鲁某等人9万余元的工资,而鲁某索要“赎金”的数额是10万元。那么,超出的部分是否说明鲁某主观上具有勒索财物的目的呢?从本案情况来看,虽然鲁某索要财物数额超出了拖欠工资数额,但超出的数额不大,这说明其索要拖欠工资的主观目的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鲁某索要财物数额远远超出拖欠工资数额,比如索要15万元“赎金”,那么就可以认为其主观目的由索要拖欠工资变成既索要拖欠工资又勒索财物。另外,所谓再次向王某索要拖欠工资仅仅是一种假定事实、对鲁某主观目的的认定当然不能够以假定事实为基础,而只能建立在本案现有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
  张凌:“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中的“索取债务”是该类型非法拘禁罪的目的,即这种类型的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在客观上是相同的,但在主观上是有区别的。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在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时的主观目的直接决定本案的定性。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判断行为人主观目的:
  其一,根据客观事实来推定鲁某向王某索要“10万元”款项性质是赎金还是拖欠工资。犯罪嫌疑人虽然没有提起自己真实身份及要求偿付工资债务等信息,也没有表示如王某不给钱将对被绑架人实施暴力行为,但判断非法拘禁罪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目的不能仅凭借行为人语言内容,而要根据客观事实进行综合判断。仅从犯罪嫌疑人没有明确要求偿还债务这一点还不能说明其存在“勒索财物”的目的从鲁某与徐某的共谋内容可以证实犯罪嫌疑人鲁某有索要债务的目的。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特征是:主观目的并不一定违法,但客观行为违法;而绑架罪的目的本身就违法,且客观行为也违法。
  其二,王某恶意拖欠行为在前。王某拖欠工资后从北京市昌平区搬到大兴区躲避,鲁某数次向王某索要工资未果,在这种情况下,鲁某只能选择两条途径解决问题:一是通过司法途径,二是采取强制的方法前者需要漫长的时间和精力,后者是犯罪的方法,但快捷有效。
  其三,被告人的辩解具有合理性。鲁某称没有提起自己真实身份及要求偿付工资债务等信息“是为了避免王某知道是熟人而不给钱”,这种辩解从本案被告人的角度看具有合理性。鲁某屡次讨债未果,以此推断,如果王某告知自己的姓名和讨要工资,很可能无法要回工资。
  赵芳芳: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成立条件要看是否存在债务事实,因此本案的关键在于鲁某索要“赎金”的性质是否属于债务,个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根据本案提供的证据来看,王某因拖欠鲁某等人的工资,与鲁某等人形成合同之债。鲁某作为组织者先后带了30余人,为王某提供了7个多月的劳务,鲁某等人与王某形成雇佣合同关系,王某拒不支付工资,已构成民法上的“债”,属于合同之债。鲁某在绑架王某之子后,以赎金的名义勒索10万元,其辩解可以采纳。这可从王某拒不支付拖欠工资的时间和隐匿行为综合分析,而且鲁某与保姆徐某在绑架之初也谈了他想要讨回所欠工资的目的,综合分析可知,鲁某绑架的目的是索要拖欠工资。
  对于本案中被告人索债的数额与实际债务数额存在差异如何理解。个人认为,债务具体数额属于双方认知差异范畴,并不能因此否认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本案中鲁某索要数额与拖欠工资差不多,如果索要数额远远超过原债务数额,且与其他情节相结合,可以证明行为人主观目的已由索债转化为勒索财物,则该行为已触犯了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两个罪名,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应以绑架罪定罪处罚。如果索要数额超过原债务数额不大,或者虽然索要数额超过原债务数额较大,但超出的部分是用于弥补讨债费用或由此带来的其他损失,因此,其主要目的仍是索债,而不是勒索财物。
  问题二:如何评价本案中徐某“带走”债权人孩子行为?
  主持人:如何评价本案中徐某利用看护孩子之便,使其离开监护人的行为,是绑架劫持还是非法扣押,抑或拐骗儿童?“索债性”非法扣押对象可否针对债权人家属?绑架罪与“索债性”非法拘禁罪在客观方面有何不同?
  张凌:本案中鲁某找到替王某看孩子的徐某,共谋以带走王某孩子的方法,逼迫王某给付拖欠工钱,两人的共谋内容表明鲁某是为了索取欠款。尽管徐某与王某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是徐某在“带走孩子,讨回工钱”这一点与鲁某存在共谋,在“从王某住所将王某儿子带走”这一点上,与鲁某存在共同行为。因此,从分工的角度看,徐某与鲁某构成非法拘禁罪的共同正犯,鲁某是主犯,徐某是从犯。
  这里还涉及徐某的“拐骗”行为与非法拘禁行为之间的关系。徐某与鲁某共谋“带走孩子,讨回工钱”,带走这种“拐骗”行为是方法行为,而“讨回工钱”是目的行为。徐某利用看护孩子之便,使其离开监护人的行为只不过是非法拘禁罪的方法行为,根据牵连犯理论,应当按非法拘禁罪一罪处断。
  绑架罪可以分为作为目的犯的绑架罪和复行为犯的绑架罪,前者只要行为有勒索财物的目的并实施了绑架他人的行为,即成立既遂,这种类型的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在客观方面没有实质性差异;后者,行为人不仅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而且还向被绑架人的亲属等勒索财物,但“向被绑架人的亲属等勒索财物”是非法拘禁罪所不具备的。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中的“他人”并不仅限于债务人本人,也可以是与债务人有关系的他人。因为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三款并没有规定“非法扣押、拘禁债务人本人”,因此从解释上,“他人”是指行为人以外的任何人。本案中被绑架人是王某的儿子,对构成非法拘禁罪没有影响。
  王志祥:本案中徐某利用看护孩子之便,使其离开监护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拘禁行为。因为在拐骗儿童罪的场合,行为人一般是出于收养、使唤等目的而使儿童永久脱离其监护人。在本案中,徐某显然并不具有使其所看护的儿童永久脱离监护人的目的,而是出于帮助鲁某讨要债务的目的将王某的孩子暂时扣押。同时,由于鲁某与徐某共谋的内容就是通过扣押王某的孩子而逼迫王某偿付拖欠的工钱,所以徐某在主观上也并不具有向王某勒索其他钱财的目的,因而徐某的行为不具有绑架性质。至于“索债型”非法拘禁的对象,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三款仅仅笼统地规定为“他人”,而并没有作特别限定。从学理上看,这里的“他人”只要是能够服务于“索取债务”这一目的实现的人即可。因此,将索债型非法拘禁的对象限定为债务人,并无法律和学理上的根据。
  于阳:本案案发前,犯罪嫌疑人徐某应王某的要求帮助其照看小孩,虽然没有正式委托手续,显然也形成了事实上看管孩子的法律责任关系。徐某利用看护孩子的便利条件,将孩子“哄骗”至外地,虽然没有采取暴力手段,但是对一个还没有是非判断能力的孩子来说,其哄骗手段也是一种劫持。因此,徐某的行为是为索要赎金目的服务的手段行为,不能离开总的犯罪目的单独评价。
  虽然法律没有对索债型非法拘禁中,是否可以扣押债务人家属作明确规定,但一般情况下理解应该是针对债务人本人。因“索债型”的劫持行为已经被刑法降低了打击力度,从绑架中剥离开来,就是考虑被害人有过错在先。因此,不宜再将“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扣押对象扩展到债务人家属,毕竟家属无过错。
  赵芳芳: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对象并非仅限于与行为人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本人。首先,法律没有明确限制“为索取债务,非法拘禁、扣押他人”中的“他人”就是与行为人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本人。其次,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人想拘禁当事人本人索债,有时较为困难,故常常选择拘禁当事人的亲属特别是其幼年子女等,并以此来向当事人本人索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当事人与其亲属具有特定的关系,行为人可以以其亲属为要挟,实现索债目的。
  问题三:本案中王某“恶意欠薪”行为是否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主持人:本案中王某“恶意欠薪”行为是否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如何理解《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实践中如果劳工人员找到政府有关部门但因政府不作为未果,能否降低“入罪”门槛,将恶意欠薪者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论处?对于本案中王某的“恶意欠薪”行为检察机关应如何处理?
  王志祥:拒不支付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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