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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重点
【副标题】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1年会综述【作者】 王渊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24【页码】 3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716    
  
  2011年10月28日至30日,由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本届年会期间,还举行了法学社团登记管理改革后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第一届会员大会第一次会议,并选举产生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等。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结合工作实践,就修改刑事诉讼制度作了专题报告孙谦强调,刑事诉讼法修改要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积极吸收借鉴海外刑事诉讼制度,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同时,刑事诉讼法修改要努力实现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与理性协调。一方面,要注重两者的协f司推进,既要提高犯罪控制的能力,又要提高人权保障的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司法权的科学规制既要严格规制公权力行使,又要赋予专门机关犯罪控制的必要手段。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要注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一要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程序制度;二要对刑事诉讼中的特殊人群设置具有针对性的专门程序制度;三要完善维护群众权益保障机制。
  来自学界及司法实务部门200多位与会代表围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刑诉法(草案)》)中的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宏观问题探讨
  2011年8月24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改正式进入立法议程。本次修改涉及面广,修改补充的条文较多,拟将刑事诉讼法从现在的225条增加到285条,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一)立足国情与国际司法准则兼容并蓄。判断一项法律制度的好坏,关键在于其是否适应于该国人民及相应的社会环境。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必须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但现阶段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相关的国情是什么?部分实务部门代表认为,我国民众的法治观念,尤其是程序公正的意识还有待提高。人口流动性大,完善的社会信用体制尚未形成,加之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刑事案件高发,案多人少、司法资源不足等都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针对这一观点,多数参会学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在考虑基本国情的同时,还应当考虑人类刑事司法文明的普适价值,不应当以“国情”为由否定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普适性。鉴于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今已十三年,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充分考虑与公约的衔接问题。
  (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动态平衡。在分组讨论中,代表们普遍认为此次《刑诉法(草案)》通篇来看非常有利于打击犯罪,但人权保障的力度则较为薄弱。有学者指出,《刑诉法(草案)》第一条开宗明义,“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此处的“保护人民”与“保障人权”还有很大的差距,“保护人民”的含义是保障人民权利不受犯罪分子侵害,这个人民是不包括犯罪分子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不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是作为人都应享有的权利。重点是保障被追究犯罪的人的权利,包括他们的辩护权,最后哪怕被判死刑,押赴刑场的时候,他们也有自己的尊严,不能随便侮辱他们的人格!”刑事诉讼法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最需要保障人权,重点在于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因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他们属于弱者,被强大的公权力机关追究犯罪。因此,应当在《刑诉法(草案)》第一条明确规定人权保障的内容。
  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聚焦五大具体问题
  (一)证据制度:亮点与争议并存。刑事证据制度是贯穿刑事诉讼活动始终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公正审判、正确定罪量刑具有至关重要作用。此次修改涉及证据制度的立、改、废,既有不少亮点,也引来多方热议。
  1.刑事证据分类尚需科学化。《刑诉法(草案)》中证据一章新增八个条款。其中,“电子数据”、“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等都被列入“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并且明确“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经司法机关核实,也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由此可见,《刑诉法(草案)》第四十七条仍然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证据种类,所列出的七种证据种类存在逻辑上的标准不统一问题。因此,有学者指出,对于我国司法实务部门而言,证据分类有其必要性,特别是在适用证据规则和审查判断证据时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已很少有国家采用列举式证据分类,《刑诉法(草案)》对证据种类的规定应侧重规定哪些证据不具有证据资格,封闭式的证据种类规定宜修改为开放式的证据种类规定。
  2.沉默权人法为时尚早。《刑诉法(草案)》第四十九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第一百一十七条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说明沉默权制度并没有被我国法律明确认可。陈光中教授指出,如实供述不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的义务,第一百一十七条应删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应完整表述为“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或者做不利于自己的陈述”。“证明”与“证实”涵义有别,“证实”强调的是结果,而非禁止强迫认罪的行为,为了进一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利,用“证明”更为恰当。
  3.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美中不足。《刑诉法(草案)》第五十三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收集的证据,也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本条规定是草案中公认的亮点,但也有学者认为该条规定显得过于笼统,应该用明确和详尽的列举方式才能在一定限度内遏制刑讯逼供。有学者建议,《刑诉法(草案)》应规定对滥用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权利的制裁措施。司法实践中没有任何线索和依据表明刑讯逼供,被告人仍然反复提出申请,这种情形如果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会扰乱法庭秩序,影响诉讼效率。
  4.证人强制出庭的例外范围过窄。《刑诉法(草案)》创设性地规定了证人强制出庭制度,旨在破解证人出庭难问题。在规定证人强制出庭的同时,考虑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因此,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充分体现了立法的人文关怀。但诚如陈光中教授所言,这一规定的确有所进步,但比起现行刑事诉讼法,近亲属的范围缩小了,不包括兄弟姐妹。这样,不强制近亲属作证就只有象征意义,实质意义不大。也有学者指出,《刑诉法(草案)》尽管规定了证人保护、证人补偿、强制证人出庭制度,但并没有规定应当出庭的证人不出庭其证言的效力,这可能使修正案草案中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流于虚置。
  (二)辩护制度:改变大争议多。《刑诉法(草案)》对辩护制度的多方面修改,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辩护难的问题,加强了辩护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促进司法机关依法行使权力具有积极意义与会代表们普遍认为,在《刑诉法(草案)》关于辩护制度完善的基础上,还应作一些调整。
  1.律师伪证罪可设特别程序。《刑诉法(草案)》第四十二条将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适用主体山“辩护人和其他辩护人”修改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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