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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检察机关追诉漏罪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作者】 李强解兵
【作者单位】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安徽省宣城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24【页码】 4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733    
  对漏罪主动进行追诉,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重要内容,是法律监督职能在刑事诉讼中的直接体现。这项工作的充分开展,对于惩治犯罪,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解司法实践中地方检察机关开展漏罪漏犯追诉工作的开展情况,笔者近期对安徽省某市检察机关2008年以来追诉漏罪漏犯的情况进行专门调研,并提出加强和改进追诉漏罪漏犯工作的对策性建议。
  一、近年来检察机关追诉漏罪的基本情况
  2008年1月至2011年10月,安徽省某市检察机关共追诉犯罪77件209人,其中属于公安机关管辖75件206人,属于检察机关管辖2件3人。从总体上看,该市检察机关追诉漏罪情况主要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一)从管辖范围看,主要为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在77件209人中有75件206人属于公安机关管辖案件,件数和人数分别占总数的97.4%和98.6%,比例上居于绝大多数;而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2件3人,件数和人数分别占总数的2.6%和1.4%,只有很小的比例。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安机关管辖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案件范围实际上只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很小部分。
  (二)从罪名分布看,以多发性侵财类案件为主。某市检察机关追诉的这些遗漏犯罪,大都属于财产型犯罪,当然部分犯罪侵犯的犯罪客体还可能包括社会管理秩序,公民个人人身权利以及公务行为的廉洁性等方面的法益。具体来说,在被追诉的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206人中,涉及罪名前三类的分别为盗窃罪77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23人、寻衅滋事罪22人,三个罪名分别占总数37.4%、11.2%和10.7%。这三类犯罪累计约占到全部漏罪案件的60%,居于多数。在被追诉的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2件3人中,罪名分别为挪用公款罪(1人)、贪污罪(2人),属于检察机关直接管辖立案侦查的这些犯罪也都与财产犯罪有关。
  (三)从犯罪形态看,共同犯罪居多。在被追诉的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206人中,有152人为共同犯罪,占总数的73.8%。在被追诉的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3人中有2人为共同犯罪,占总数的66.7%。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与漏罪漏犯问题的源头紧密相关。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时常通过对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移送起诉意见书对犯罪事实的阐述以及案件卷宗材料的审查工作,认为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未能将涉嫌犯罪的罪行或犯罪嫌疑人全部移送审查起诉,才发现漏罪漏犯问题。这也就决定了共同犯罪类型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追诉案件的主要形态。
  (四)从发生情况看,原因多种多样。调研发现,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未能及时移送涉罪案件导致公诉部门采取追诉措施的具体原因,主要包括:一是作案后部分嫌疑人在逃,未能及时归案;二是侦查机关认为涉嫌犯罪的证据不足,暂时还不具备起诉条件;三是公安侦查机关认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准备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四是侦查部门以被追诉漏犯系“线人”、“特情人员”需要特殊保护而不予追究;五是因侦查机关内部分工不同,导致漏犯没有被移送给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审查起诉。
  (五)从处理结果看,没有不起诉或撤案处理情形。某市检察机关追诉的209人全部在法定期限内移交审判起诉处理,其中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206人全部审结并移送法院,审结率达100%,没有不起诉或撤案处理;法院判决162人,判决率为78.6%,判决已生效的146人,全部有罪,有罪判决率达100%。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3人,全部起诉,没有不起诉或撤案处理,并且均被法院作有罪判决,起诉率、判决率均为100% 。
   二、追诉漏罪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处罚相对较轻,非监禁刑适用过高。从某市检察机关追诉后法院判决的情况来看,在被追诉的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206人中,已有162人被判决,其中146人判决已生效。在生效判决中,判处实刑的90人,占总人数的61.6%,非监禁刑为56人(其中拘役26人,单处罚金15人,免予刑事处分6人,管制5人,缓刑4人),占总人数的38.4%,远远高于同期普通刑事案件的比例。尤为突出的是,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3人起诉后,法院判处1人缓刑、2人免予刑事处分,全部为非监禁刑,量刑明显轻于其他刑事案件。不难看出,整体而言,法院最终判处的刑罚结果相对较轻,尤其是非监禁刑适用过高的现象值得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
  (二)地域分布不均,呈不平衡状态。在某市检察机关追诉的206人中,全部为基层院在办案中发现并追诉,没有市院直接追诉的情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市院所办理案件均为可能判处无期以上刑罚的犯罪,侦查机关比较重视,在事实认定和证据收集方面较为慎重,案件质量也较高,因而在司法实践中极少出现需要追诉的情况。基层院在执法办案过程中,由于受各地案件数量、人员素质、办案质量的影响,各地实际追诉办案数字大小差别较大,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状况。例如,在某市七个基层院中,追诉最多的一年有20多人,而最少的仅2人;有的办案单位比较重视追诉漏罪漏犯工作的开展,有的则更为重视其他办案指标,而相对忽略追诉漏罪漏犯工作。
  (三)认识上存在分歧。调研中笔者发现,在追诉工作过程中,公诉部门、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委员等对漏罪漏犯追诉工作,还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影响着这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1.对追诉对象存在认识分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八十条规定,这里的“其他”可以理解为“同案人”,应当属于追诉的范围。但是,对于同案人的范围如何界定,实践中各方面的认识不够一致。主流观点一般认为,与原案犯罪行为承担共同罪责或有直接牵连关系(如盗窃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人)的人是同案人,可以进行追诉。但是,对那些不承担共同罪责或系间接牵连关系的人,则存在着较大的认识分歧。
  2.对追诉漏犯程序理解不一。这方面存在的认识分歧,首先体现在追诉的程序如何启动。实践中,检察机关大多采取传统意义上的内部层级审批制度,即由案件承办人提出建议,公诉部门负责人同意后,报请分管检察长决定。如果属于疑难复杂案件,则由分管检察长提请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如果承办人没有提出追诉建议或认为不宜追诉的,公诉部门负责人或分管检察长在案件审批过程中发现应当追诉的,可以直接提出(或决定)追诉。其次,认识分歧还体现在追诉的方式如何实现。对于通知方式,究竟是采用书面形式,还是采用口头形式,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有的是通过发送《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有的是口头要求侦查机关补充移送起诉,实际做法不一,有待于进一步规范。
  3.对被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能否作不起诉处理,做法不同。一种意见认为可以作不起诉处理。理由是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中发现漏犯,然后通知侦查机关移送,但该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故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有时应当允许对被追诉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处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追诉犯罪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影响到公民基本权利,从监督的权威性出发,检察机关只有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才能通知公安机关补充移送犯罪嫌疑人,因而对被追诉的犯罪嫌疑人不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处理。
  (四)追诉权的行使难以得到切实保障。调研中笔者发现,司法实践中,追诉大都通过向侦查机关发送补充侦查提纲和《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的方式来实现。但这些提纲和通知书是弹性建议还是刚性规定,侦查机关拒绝采纳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检察机关如何监督,法律规定不明确。实践中,对追诉的案件事实侦查机关常常以各种理由为借口无法补查或拒绝补查,导致“追而不查”,检察机关有时不得不自行补充侦查,影响办案效率和质量;而对取保候审或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虽经追诉,但侦查机关却以找不到被取保候审人或不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导致“追而不诉”,对此检察机关也无有效监督手段和制约措施,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追诉权的正常行使。
  (五)职务犯罪案件追诉存在明显不足。虽然《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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